疫情的大流行和反反复复，让人们不断思考各种措施的利弊，人命关天而经济也不为不重要，不做选择也意味着一种选择，如何平衡好各种利害关系，成为一个大难题。
图源公众号“刘润”
其实早在新冠疫情爆发没多久，呼吸机的短缺就暴露出一些两难困境，并由此引发伦理问题：在美国呼吸机告急时，数百家美国医院选择采取一位医学教授的打分系统，来决定哪类患者先用呼吸机。
这一系统的评分依据可以简化为两点：一是急性病严重程度，二是患者出院后长期存活的可能性是多少。对于评分相同的患者，该系统会优先考虑治疗较为年轻的患者。
很多人对此质疑，难道因为年轻人活得时间更久，可能产生更多的效益，他们的生命权就高于老人吗？从情感上，这种选择也似乎难以接受。而支持者则认为，这种系统会使得救治效率和效果最大化，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困扰现代人五十多年的“电车难题”的现实版本，最近又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虽然最初它只是哲学家提出的思想实验，但是该问题体现出的道德困境在现实中却时常上演，每次都引发各方热议。在疫情面前，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变成了电车难题中的相关人物，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反映了我们的道德观。
在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在文章里做了一个思想实验：一辆有轨电车失去了控制，司机看到前方的轨道上被绑了五个人。司机可以任凭电车继续前行，这样这五个人肯定会被撞死；司机也可以将电车转向，开到一条岔道上，这样只会撞死一个人。那么，司机是否应该将电车转向，撞死一个人而不是五个人呢？
富特进一步推想，如果杀死一个人，用他的尸体制作救人的灵药，这和电车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富特认为，我们大多数人会赞成第一种情况，即电车转向；但是会反对第二种情况，即杀人制药。背后的区别值得深究。
在1985年，美国哲学家J.J.汤姆森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这一次，使你站在道岔开关的旁边，看到了这一切，你可以选择无动于衷，任凭电车撞死五个人，也可以选择让电车转向，只撞死一个人。这里区别在于：你是一个旁观者，你没有在两条轨道之间选择的职业责任。
除此之外，汤姆森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你站在一座跨越电车轨道的天桥上。下面只有唯一的轨道和轨道上的五个人。你发现，如果要救他们，只能在电车前投掷重物，使电车停止。此时你身旁唯一重量能挡住电车的，是天桥上的一个胖子，你是否应该将他推下桥，来救那五个人？
这一例子与扳动道岔是否有本质区别？实际上，大多数人觉得扳动道岔可取，但是推人下桥却要受责罚。从此，哲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还有无数的普通人都在思考这两者区别何在，以及电车难题究竟该如何选择，反映了怎样的道德取向等。
01 功利主义的考量和“人非目的”
在2012年10月，一位琼斯女士扳动道岔，将一辆失控电车引入岔道，挽救了五人的生命，但也因此造成当时站在岔道上的法利先生死亡。
两个月后，琼斯获得了市长颁发的见义勇为奖。但是第二年的1月，琼斯以及旧金山市政府就被告上法庭，原因是她“无权扮演上帝”，而且这种先例将会是很危险的。这一案件引发了民意法庭、陪审团、电视节目、报社、大学教授、主教、普通民众等多方的讨论。
辩护方引用了功利主义先驱杰里米•边沁的话说，一个行为是否正确，完全取决于它造成的后果，而判断行为的标准，就在于它的后果是否造成了“幸福的最大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琼斯的行为造成了更少的死亡，它是道德的，甚至值得赞扬。
而检方则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先例：外科医生梅普斯要紧急治疗六位出车祸的病人，其中五个人需要器官移植，而另外一个伤员很年轻，他只是轻伤。梅普斯选择将这名年轻人送到手术室，摘取了他所有的器官并移植给拿五位病人，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也导致了年轻人的死亡。
在庭审中，梅普斯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觉得一名病人死亡，比五名病人死亡的结果要好”。显然，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立场，而梅普斯被判一级谋杀罪。当时的陪审员认为，我们或多或少必须考虑“权利”的问题，而伦理抉择不知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么简单。
其中一位陪审员是哲学教授，他引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说：将人视作手段，而不以人本身为目的，这永远都是错误的。那位年轻人被当作手段利用了——目的仅仅是拯救其他五个人的生命，然而他个人的生命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他不只是一个数字。
康德的观点后来被称作“义务论”，它与功利主义是现代道德哲学两大主流学派。康德还说，只有我们希望成为普遍法则的规则，才能成为我们行动的准则。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国家随时可以冲进家门将你抓捕，摘取你的两颗肾脏来挽救其他两个人，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
功利主义如果成为普遍法则，如果一个国家只追求最多人的最大幸福，我们是否愿意牺牲自己？毫不受限的功利主义，是否可能导致多数人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然而，辩护方认为，琼斯和梅普斯的案件并不相似。琼斯只是预见了不良后果，而不是故意杀人；她只是转移了既有的危险，而没有造成新的危险；最重要的是，在以往陪审员们做出判决时，往往是根据“感觉”而非一贯的理性思考，人们的直觉和“常理”才应该作为断案的依据。
02 心理学家的意见：情感与理性哪一个重要？
在琼斯案中，控辩双方展开了各自的辩论，他们通过类比以及引用哲学家的观点进行论辩，然而在心理学家看来，双反都没有理解道德判断的科学依据。
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已经充分证明，在对某些类型的道德难题作出判断时，人的大脑中负责情感活动的部分要比负责认知活动的部分更为活跃。
尤其是当有人受到直接的人身侵犯时（例如摘取他人的器官，或者将人推下桥），这种现象要比非直接人身侵犯更明显（比如琼斯扳动道岔，将电车引至侧线，冲向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简而言之，人类做出道德判断的方式是与生俱来的。
在没有现代科学时，哲学家们试图用道德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亲手杀人要比间接造成他人死亡更严重。但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事实出发，而非通过道德的价值判断来达成结论。
我们厌恶梅普斯医生的行为是客观事实，我们对于琼斯的行为没有类似的厌恶也是客观事实。虽然检方通过认知类比这两个案件，但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案件可谓天壤之别，在道德决定中，情感永远战胜理性。
可以推测，在面对直接的、亲身的杀人行为时，人们之所以有强烈的情感，这是人类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一个社会中，如果其成员的大脑厌恶故意互相残杀的行为，这样的社会更容易幸存。进而在进化中，这类基因在今天人类基因库的比例就更大。
当我们面对一个不那么亲身，但是同样造成他人死亡的决定时（比如琼斯的做法），我们更容易运用大脑中负责认知的部分，并想出杀一胜过杀五的抽象原则。因为我们的情感和这一原则不矛盾，所以我们就很可能采用它。
从认知上来说，琼斯似乎与梅普斯或者推人下桥者十分相似。但是从心理和情感上说，琼斯一案的情形和它们完全不同。所以陪审团应该判琼斯无罪。
03 主教的陈述：双效原则的立场
我们对于天主教的印象可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基督教派，而在琼斯案的问题上，天主教的主教代表主张琼斯无罪，他所依据的是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双效原则。这一原则可以解释为什么琼斯无罪，而梅普斯有罪。
天主教认为，道德的基本原则是求善避恶，然而同一行为往往会同时有善和恶两种效果。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善的行为，虽然也有恶的结果，也是可以允许的，即使这种恶果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避免。阿奎那举例说，因为自卫而杀人，在某些情况下是可取的。
双效原则有四层条件：
1）这一行为本身在道德上必须是善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
2）行为者不能主观希望恶果的发生，但是可以允许其发生。如果能避免恶果而同样达成善的效果，他应该这样做。
3）善的结果必须由这个行为直接造成，而不是通过恶果间接造成。否则，行为者就是以恶果为工具来达成善果，这是被禁止的。
4）善果之可取，必须足以弥补恶果的邪恶。条件四似乎与功利主义相符，然而最关键的是条件三。
对于琼斯案来说，显然四个条件都满足：1改变电车路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2琼斯不“希望”造成法利的死亡，她只是“预见”并“允许”了这一副作用的发生；3琼斯的行为直接的效果是救了五人的生命，只是后来电车（而不是她扳动道岔的行为）造成了法利的死亡；4拯救五个人的善超过了失去一个人的恶。
而梅普斯的案例则不符合前三个条件：
首先，梅普斯杀死了一个无辜者，这本身显然不是善的。再者，梅普斯似乎有造成年轻人死亡的主观故意，因为他知道摘取器官等于杀了他。第三个条件是避免有些人诡辩的关键：有人可能会说，梅普斯的行为不是“杀死”年轻人，而是“摘除他的器官”，年轻人的死是这一行为的副作用。如果这样，梅普斯似乎也符合前两个条件。
然而，条件三表明，即使说梅普斯医生的行为只是摘取年轻人的器官，那么恶果（他的死亡）还是直接由这个行为导致的。善果（拯救五人的生命）是在这一行为几分钟后发生的。因此，梅普斯其实是用一个恶的手段来达成善的目的，这是永远不能被允许的。
或许很多人批评教会在这类问题上咬文嚼字，然而，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要确定任何的道德或法律规则，咬文嚼字在所难免。因为我们一旦画下任何道德或法律的分界线，那么总会出现临界的情形。而之所以有陪审团，就是为了做出细微的区分，来作为判决的基础。
04 听众的辩论：无私者的困境
在琼斯案中，有一个电台收集了听众们的意见，许多来信都使用了各种宗教信仰的道德原则解读这一案件，其中很多人提到了著名的黄金定律：“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应当怎样对待别人”。
问题在于，运用黄金定律来判断电车难题会造成模棱两可。有的人站在琼斯立场上，不希望自己会因为类似举动受到惩罚，有人则站在那五人的立场上，希望别人也能像琼斯那样对待他们，也有人站在法利的立场上。
所以为了使问题更加明确，电台提出，如果你本人被绑在岔道上，周围没有其他人，你的脚可以控制岔道的开关，你是否会让电车撞死自己，来救另外五个人？这一辩论的主题就是：无私总是好的吗？
对此，不同的听众给出了不同的依据：
马文认为，黄金定律作为大多数宗教的共同原则被认可，这本身表明了它的合理性，只是现代人自私自利，无视这条真理。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牺牲自己，但是如果琼斯这么做是正确的，他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将自己排除在道德原则之外，他应该牺牲自己。
而且马文引用了功利主义者彼得•辛格的观点，辛格提出了很多无私的激进类比来证明，世界上只要有人受苦，其实我们就有道德责任。辛格说，我们每次花钱买奢侈品而不是捐给慈善机构，其实就等于我们纵容第三世界国家的很多儿童饥饿至死。
而斯特拉则认同尼采的观点。尼采认为，黄金定律造成了一个懦夫的文化，基督教为首的伦理观将人分成了自私的“坏人”和自我牺牲的“好人”。善和恶是由弱者定义的，因为他们憎恨强者的统治。尼采认为，“自然”的价值观不是善与恶，而是健康与孱弱，强者掌握权力不必感到愧疚。
对于电车难题，斯特拉认为让自己被撞死是不自然、不健康的，即使这样可以挽救五个人。她也不会让电车改道撞死自己的孩子、丈夫、父母，但是她认同琼斯间接导致一个陌生人的做法，她的依据是，她与自己的亲友有强烈的关系，为了五个陌生人牺牲他们，既不健康，也不自然。
与此同时，阿伦则认为可以从反面解释马文的观点，如果他不愿意让电车转向撞死自己，那他也不应该认同琼斯的行为，而且他也不应该对法利这么做。根据黄金定律，琼斯是有罪的。
萨拉则从女性主义者卡罗尔•吉利根的研究出发，认为马文与斯特拉的差异表明，男性与女性做出道德决定的方式是不同的，男性倾向于将问题抽象化，而女性倾向于考虑问题所涉及的人际关系，尽管在真实情况下，二者的行为可能未必有太大差别。
围绕着电车难题的种种辩论，始终在持续下去，而且一直没有标准的答案，除了这些观点，还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或是出于情感和直觉，或是出于理性。然而，究竟什么是道德的标准？
我们是否只是为各自的道德直觉寻找正当理由，那么道德思考还有什么意义？反过来说，道德思考同样也会改变我们的道德直觉，比如现今对妇女地位的直觉、对封建制度的直觉等等，都因为道德思考的努力而与之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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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嘉婧、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电车难题》
[美] 托马斯•卡思卡特 著；朱沉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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