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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入海口，天津河流水系众多，长期以来河道管理责任不清、职责不明，加上近年来水少、水脏、水流不畅、水污染现象逐渐增加。为彻底解决问题，天津市实行区、镇、村三级河长制，明确要求每一级河长都由行政主管领导来当。过去的阶段式治理，变成了常规的行政行为。
为推动“河长”主动去管，天津制定了考核办法及细则。对河道截污治污、水质和水面环境、堤岸绿化、长效管理机制四方面进行考核，按照“月考”成绩由市水务局进行排名，不仅要定期向媒体“晒成绩单”，还“以奖代补”，按成绩分档给予补贴。推行“河长制”三年来，有效遏制乱占乱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等现象，天津市水质异常河道从211公里下降到34公里，环境卫生不达标河道从53公里变为全部达标，综合考评优秀河道从620公里提高到2274公里，很多河流逐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亿万河长在民间，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
2016年“保护母亲湖——‘市民河长’在行动”市民河长聘任仪式12月3日在昆明举行。36个团体、企业被授予“市民河长”单位，张家强、顾中国等市民被授予“市民河长”个人。企业家表示，将以身作则，发展节水低碳经济，当护水带头人，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并及时反馈巡河发现的问题。
有人形象地说：“河长制”，就是把“请领导下河游泳”的邀请对象，从局长升格为书记市长。其实真正的变化和长久影响，比“请更高级领导下河”深刻、深远得多。从“河长制”到“河长治”，要靠全社会参与。
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漕桥河试点聘任的“民间河长”村民郭银生、杨锡良，已对漕桥河及其周边河道履责近半年。为保证民间河长开展工作，武进区建立了相关机制，把官方河长与民间河长工作衔接起来：民间河长上报问题或意见建议，官方河长要及时交办、督促责任单位回应；邀请民间河长参加治理太湖工作会议、规划方案编制会等。在实行河长制同时，福州也公开招募“百姓河长”。
李学英是天津一位普通市民，但她打一个电话就可能对河长们造成压力。3年前，李学英在当地媒体上看到天津正在推行河长制并且招聘义务监督员。她便报了名。“我很欣慰，我提出的问题有人管。”李学英说，“有一次我反映了一处排污口，政府很快就把它堵上了。”
目前，天津有这样的义务监督员407位，他们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而社会监督最终占到河长考核的10%。
河清，关键之一在岸净，在生活垃圾治理。基层群众是源头治理、垃圾分类的主力军。广大农村妇女，堪称千万个“河长嫂”。目前浙江衢州已经累计开展垃圾分类村级专题培训2841次，发放宣传用品16800册（套），16670名巾帼志愿者为43万家庭主妇入户指导分类实践。
“以前没人管，大家你扔我也扔。现在镇长、村长没事就会来走走，保洁员每天下河打捞垃圾，大家也不好意思再乱扔乱排了。”江西靖安县水务局局长王仕钦感慨，“河长制”在江西推行1年，不仅使河流回到最初的模样，还影响到所有临河而居的百姓人家。村里人不仅开始约束自己和家人行为，碰到陌生人向河道扔垃圾也会主动制止。
党政首长领衔的“河长制”，正在与成千上万“民间河长”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互推互促格局。社会公众的力量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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