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院创新拓展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实录（上）
银行、证券、期货、专利，这些令人头疼的“高精尖”纠纷如今也能在第一时间“春风化雨”；投资金融、知识产权、自贸区建设、航空建设，这些领域的调解专家联手架起定分止争的“四梁八柱”。上海，一座拥有2400余万人口的超大级城市，是如何将法院的“最后一道防线”与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有机结合？2018年秋天，记者探访了上海的各家法院，从中找到了答案。
大城之需
10月10日上午，“上海金融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成立仪式正在举行，上海金融法院与来自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5家金融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共同签署了《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合作协议》。
一个多月前，上海金融法院刚刚委托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成功调解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18亿元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原告是银行，被告是外省市企业，被告违约时间超过4个月，双方积怨很深。”吴缜杰是这起案件的调解员，性格开朗的他曾在银行工作十多年，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质量提升、客户投诉处理等工作。2016年，吴缜杰调至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指导的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担任纠纷调解部负责人一职，他先后带领团队调解银行业普通纠纷2500余件，疑难纠纷300余件。
在调解这起超亿元大案时，吴缜杰凭着多年的专业知识，很快找到了突破口。他一方面建议原告在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该笔争议贷款进行适当展期，在展期期间根据行业惯例适当提高贷款利率。另一方面，他也给被告分析，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其败诉可能性较大，若被法院强制执行，对于企业的经营生产活动会很不利，建议被告缩短展期时间。很快，当事人之间达成了调解协议，上海金融法院经司法确认后，出具了民事调解书，矛盾迎刃而解。
当事人在上海金融法院达成了调解协议，上海金融法院经司法确认后，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摄影 陈伟
当事人在上海金融法院调解员的调解下达成协议，握手言和。摄影 陈伟
像吴缜杰这样资深的调解员，如今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这既是“枫桥经验”在上海的升级版，也是新时代对专业调解的迫切需求。
来自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2015年至2017年，上海全市法院受理的一审金融商事案件从84696起上升至178358起，整整翻了一倍多。今年刚成立的上海金融法院，揭牌仅一个月就受理了728起案件，标的额达103亿元。
如何从源头上化解金融矛盾纠纷？近年来，上海法院不断推进与“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专业调解组织的合作，一个能够发挥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调解和司法救济等各方优势，基本覆盖金融全行业的系统性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在上海初步形成。
记者看到，上海金融法院与金融行业协会、调解组织联合签署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合作协议》对调解的案件范围、调解员选任、合作调解方式、调解的效力确认以及调解的期限、启动、终止等具体操作流程都作了明确规定。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密切与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专业调解组织的沟通联络，畅通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渠道，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加专业、便捷、高效、公正的金融纠纷解决渠道。”上海金融法院院长赵红说。
当事人之盼
2018年6月和8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先后收到两份感谢信，写信的是两家浙江公司，他们分别是一起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的原告和被告。
原告公司这样写：“本案的诉讼结果在照明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仅7月份我们就接到了包括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在内的五家企业的许可请求。我们的客户和被许可方的客户们也深受鼓舞，特别是国外的大客户。”
被告公司则写：“对本案达成以调解结案的审判结果，原被告双方都非常满意。”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原告是一家拥有一种高效率LED灯泡及相关技术的公司，曾获授权中国专利79项，外国专利24项。3年前，原告发现由被告制造的LED灯丝灯和LED球泡灯的产品结构与原告专利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一致，由此引发诉讼。被告在诉讼中坚持称自己的产品完全按照现有技术制造，并未实施侵权行为。
“这个案子不构成相同侵权，但可能构成等同侵权，被控的技术方案与原告专利以及现有技术非常接近，但长时间的诉讼不仅使两家公司承受不必要的诉累，也会使整个产业蒙上阴影。”负责这起案件的是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商建刚，他告诉记者，此案进入诉讼后，他与合议庭成员商量，是否可以委托专业调解机构，给原被告做一下调解，谋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商建刚向双方当事人分析了利弊和风险，原被告经考虑后同意法院委托调解。
钱永铭，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资深调解员、原上海市专利管理局局长、原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成为了本案调解员。
“我一共调解了两次。第一次主要是听，听他们各自的诉求，听他们谈侵权与否的依据，听他们在赔偿金额上的意见。”钱永铭说，他认真翻阅了所有证据材料，仔细研究并检索了涉案专利的技术情况。“第二次调解花了两小时，我不是就案论案，而是从中国光电产业发展情况入手，提醒他们不要把精力花费在官司中，应该快些着眼开发新技术。”
钱永铭在知识产权界威望很高，他的话语一举击中了原被告的要害，两家公司的负责人和律师回去一商量，达成了调解协议，案件以调解结案。
据统计，自2015年12月以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先后与13家调解组织及行业协会先后签订《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合作协议》，通过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化解了159起案件。
时代之梦
“专业的社会组织、调解机构就像人体内的免疫细胞，社会矛盾上升，说明免疫细胞不够，所以老百姓只能来法院动手术，一动手术就会伤到元气。我们要尽快健全社会的免疫系统，让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力量，让整个社会更有韧性和弹性。”上海高院负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说。
近年来，在上海高院的指导下，上海一中院、上海浦东法院自贸区法庭不断引入专业调解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参照国际惯例、交易习惯化解矛盾；上海二中院与上海市律协签署合作协议，以全市30家律所为试点全面加强律师参与调解工作；上海海事法院则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建立了海事纠纷委托调解机制。
除引入调解机构外，上海高院还靠前一步，推动重点行业领域进行自治。
上海长宁区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所在区，也是众多国内外知名航空公司及其延伸产业公司的聚集区。2015年，上海高院指定长宁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全市涉飞行员案件，当年受理案件192起，呈井喷式爆发状态。
“飞行员既是特殊的劳动者，更是航空资源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组成部分，飞行员劳动争议案件不仅涉及飞行员的择业自由，更关乎飞行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长宁法院院长米振荣今年9月参加了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2018年学术年会，并在会上受邀作了发言。
通过走访民航行业协会、民航飞行员协会，米振荣发现，行业协会存在对监管过度依赖、自治能力不足的问题。由于各行业主体之间对话交流和纠纷化解渠道不畅，导致在企业经营及飞行资源争夺等问题中产生不良竞争，纠纷产生之后无法进行有效对话而只能诉诸司法。
“我们建议协会要充分发挥行业自治的作用，签订飞行员有序流动公约，用行业的力量来平衡各方利益、消除矛盾。”米振荣说。
据悉，自2015年起，中国航协与飞行员协会共同推出并实施了《航空公司飞行员有序流动公约》，此后，飞行员协商流动人数迅速增加，从2015年的40%上升到2017年的94%，而进入法院诉讼的纠纷数量却急剧下降，从2015年的192起下降到2017年的34起，今年1月至8月仅有18起。
与国家决策部署同频共振，积极服务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建设，上海法院的“枫桥经验”在国际大都市里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上海法院创新拓展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实录（下）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按下一个键，就能在半小时内拿到赔偿款？外省市被告足不出户，就可以与家住上海的原告进行沟通协商？类案推送、赔偿项目计算、音字转换，这些功能可以随时为当事人提供？带着一个个小问号，记者近日走访了上海市虹口区、普陀区两家基层法院，体验了一把网络时代“在线调解”的魅力。
足不出户解忧
6月30日，虹口区人民法院收到一封感谢信，红色的信纸上印着金色花纹，寄信人钟先生用黑色水笔一行行认真地写道：“他们为民所想，为民高效办事，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理念，也为建设和谐社会树立了一个典范。此致，崇高的敬意！”
事情要从6月上旬说起，钟先生来虹口法院要求继承父亲去世后遗留下的房产和基金股票，住在宁波的母亲及弟弟虽有放弃继承的意愿，但钟母已年近九旬且腿脚不便，怎么来上海法院调解呢？
钟先生一筹莫展。此时，虹口法院调解员、退休高级法官陈坚打来了电话，他告诉钟先生，法院诉调中心可以通过远程调解此案，只需他的弟弟和老母亲在家中打开电脑，登录上海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就可进行远程调解。
“太好了，我本来还担心阿姆的身体吃伐消到上海来，没想到现在法院设备嘎先进，让阿姆躺在床上就完成了原本想想很复杂的案子。太方便了！”钟先生激动不已。
6月25日下午2时，钟先生准时来到虹口法院的远程视频调解室，与远在宁波老家的弟弟、母亲连线，陈坚先核对了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然后就所需继承的事项进行调解。一个小时不到，这起继承案件就顺利结束了。
图为当事人在上海虹口法院的远程视频调解室内调解，以及当事人钟先生写来的感谢信。拍摄者王音
“这项高科技应用解决了我母亲行动不便的难题，太好了！”钟先生连连感叹。
“在线调解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当事人。住在市区的当事人一般来法院面对面调解比较多，但对于那些年纪大、腿脚不便，或者家住外地的当事人，远程视频调解既降低了他们的诉讼成本，也提高了法院的办案效率。”虹口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主任黄凯告诉记者，在他们中心做过远程视频调解的当事人，除了宁波的，还有天津的、青岛的，最远的在兰州。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上海法院不断推进在线调解智能化，全市16个基层法院都设立了诉调对接中心，吸纳人民陪审员、律师、退休法官、仲裁员、专家学者等各类调解员891人，同时全市还建成高清智能法庭564个，具有全程录音录像、证据出示等多项功能。另外，基层社区法官工作室的终端都可以接入三方在线视频调解系统，实现“调解线上办”。
为民“一号工程”
普陀区人民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也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近几年有不少法院和媒体记者前往该院参观考察，吴大成有时候会临时“客串”一下向导和讲解员。
吴大成是普陀法院立案庭的副庭长，长得清清瘦瘦。“我们诉调对接中心的社区法官常常被称为‘活跃在社区一线的全科医生’，很受老百姓欢迎。”他对记者说。
2013年5月，普陀法院以曹杨新村街道、长风新村街道、桃浦镇为试点，在上海率先成立了社区法官工作室，此后实现辖区全覆盖。社区法官不仅为街镇职能部门、基层调解组织、居村委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提供了指导与法律支撑，也对物业、相邻、家事类等涉民生案件以及群体性、突发性矛盾提供了及时介入服务。运行至今，社区法官共参与指导纠纷化解5000余件，摸排化解矛盾激化和群体性纠纷150余起。
同时，针对人民调解员存在的法律知识储备不足、调解技巧有待提升等问题，普陀法院的社区法官还通过专题授课、示范带教、现场指导、汇编手册等形式，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指导。截至目前，社区法官共现场指导1000余次，专题授课100余次，示范带教50余次，汇编指导手册5本，集中培训35次。
“不过我今天要向你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一号工程’——道交一体化平台。”吴大成打开桌子上的电脑屏幕，向记者展示平台页面。
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模式起源于浙江余杭，2017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部分地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试点工作视频会，将道交事故一体化处理“余杭模式”向全国推广。普陀法院迅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与司法局、公安局、保监局共同开发了新型智能化解决道交纠纷的在线调解系统。
记者点击鼠标进入道交一体化平台，发现该平台内置了方便当事人使用的理赔计算器，屏幕上，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赔偿项目及法院裁判标准一目了然。很显然，这套系统不仅能够一网办案，减轻当事人和保险公司的诉累，同时理赔标准统一化也可以缓解当事人、保险公司和司法机关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0月29日，记者跟随吴大成和调解员走入了普陀法院诉调中心第十二调解室，佩戴着工作证的调解员打开室内的灯，然后熟练地启动挂在墙上的液晶显示屏，调整视频、音频的连接，很快，繁忙的一天开始了。
上午9时，屏幕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早早地在“人保在线视频调解室”就位；屏幕外，原告、被告及其各自代理人也陆续走进调解室。
一切就绪。这是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员核实当事人身份信息，然后告知原、被告此次调解是远程在线调解，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将与原、被告进行视频调解。
诉请、答辩、举证……一切都在道交一体化平台上进行，液晶显示屏里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仔细倾听着调解室里的话语。
很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在调解员的指导下按下平台上的“一键理赔”键。
“这个‘一键理赔’键是直接发给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申请后当场进行后台核算，并由财务部门进行实时到账汇款。如此一来，法院执行压力也减轻了，当事人可以实现当场申请，当场理赔，无需另行申请执行。”吴大成说。
共建共治共享
“让基层调解更加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矛盾纠纷，这是上海高院近年来不断努力的方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铮告诉记者。
记者获悉，目前上海各家法院的在线调解平台使用还在不断推进中，上海法院以在线调解平台为支撑，与诉讼服务平台、12368平台、律师服务平台深度融合。其中，在线调解平台包含了裁判规则引导、类案推送预判、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等功能，现有各类在线调解员121名。平台对接了音字转换系统，在线调解视频音频可以实时转化为文字，调解内容可以自动同步保存，调解协议自动生成。上海法院还依托司法大数据库，建立了道路交通案件大数据和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大数据专项分析平台，通过分析发现矛盾化解规律。
“法院要主动拥抱科技，不断创新多元解纷方式，要通过互联网把全市法院资源整合起来，根据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把司法便民做到专业化、精细化。”上海高院民一庭庭长殷勇磊也有同感。
记者：严剑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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