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时期，我并不偏科，语文数学双优，与“小爷俩，一对红”李西法几乎承包了班上的第一二名。进入初中之后，李西法仍然是文理并重，全面发展，我却逐渐偏离了方向。从开始的对数学不感兴趣，到后来的放弃，最后就直接躺平了。但是，对语文却越来越喜欢，导致了最后的学业“跛脚”。
准确地说，我不是对语文喜欢，因为我很讨厌语法之类的基础知识，而是直奔文学。这当然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在小学三年级时，就已经开始看《三侠剑》了。虽然至今年逾花甲再未读过这本书，但留在脑子里的“胜三爷”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自然是小学时期阅读的结果。
进入初中之后，我的这一爱好得到了语文老师的鼓励。最初教语文的是穆国旺老师。他将自己的读书笔记借给我摘抄，我对高尔基的《海燕》、颜真卿的《劝学诗》的了解，都是来自这本笔记；同时，他还经常借给我书读，印象最深的就当时再版的《绿竹村风云》与《边疆晓歌》。他借给我一本《人民文学》，其中有关于麦贤德的一幅国画，还有一篇关于大寨的报告文学。经过五十年岁月的挽留，这本杂志现在还躺在我的书房里，虽然封面与封底都没了，但我仍然舍不得丢掉。我在网上重新买了一本品相完好的，两本并列在书架上，算是我对当年岁月的一种怀恋。
后来，换成了刘堪文老师。刘老师的字写得很好，我经常模仿他，毕业后多年，我的字仍然有他的影子。刘老师最喜欢鲁迅的书。我对鲁迅的了解，除了课文，就来自于刘老师借给我的鲁迅著作。他借给我的第一本鲁迅著作是《彷徨》，不论是吃饭还是睡觉，手里一直捧着它，以至于书的封面被染上了污渍。还书的时候，刘老师皱着眉头，看得出是心疼了，但他并没有责怪我，只是说了句：“这是怎么弄的？”就算过去了，事后，照样借给我书看。刘老师甚至在几次场合对别人说：“李洪勉将来会不会成为曹雪芹啊？”刘老师是看走眼了，我不但没有成为曹雪芹，甚至连点皮毛都没学到，辜负老师了。
不过，老师对我的喜爱与鼓励都是真的，而且，对我也产生了影响，文学梦的萌芽也在斯时种下了。每当上作文课的时候，就成了我思维狂欢的时候，老师刚刚说出作文的题目，我的写作就开始了。当别人还在苦苦思索怎样开头的时候，我的几百字的作文已经完成了。我的作文经常在班上朗读，在学校板报上刊登，自然也成了很多同学模仿的范本。
我的篇幅最长的作文，题目叫《陶红心》，写了两千多字。陶红心是“掏红心”的谐音，写的是陶红心热心帮助别人，积极做好人好事的故事。用现在的眼光看，当然不值一提，但在那个年代，能够拼凑出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也算是不错的了。
后来。学校组织过一些写作不错的同学给《沧州日报》投稿，我自然也是参与者之一。投出去的稿件泥牛入海，也就没人再提起了。
学校时期对文学的追逐，影响了我的一生，至今我还一如既往地爱着。虽然最终也没有出什么成果，但它确确实实丰富了我的人生。对此，我至死无悔。
202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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