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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价10万一平的市中心，
如果你可以在自家楼下，和邻居们一起
亲手设计、建造一个花园，
并彼此熟络起来，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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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邻嘉顿花园改造前后，位于世界之窗员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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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乐花园改造前后，位于教科院附属小学
两个92年的北大毕业生
黄彬凌和袁振宇，
毕业后，放弃了高薪的工作，
带着20多个年轻人，
在深圳上围村，租下了几栋瓦房，
同吃、同住，
并共同投入到了“共建花园”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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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花园，位于龙华创新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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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心园，位于祥祺花园
2年时间，在深圳的学校、城中村、各大小区里，
他们拉着当地的居民，一起劳作，
共同建造了80多个花园，
并深刻影响到了居民们的生活方式。
这个初秋，
一条前往深圳拜访了他们。
撰文：洪冰蟾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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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围村，三面环山，房屋鳞次栉比
穿过密集的握手楼和电瓶车流，一座小院出现在眼前。
花园包围了整个院子，青草在风中摇头晃脑，踩着拖鞋的年轻人有说有笑地走出来，正准备去地里干活。唯有头顶上板斓大道的车流，提醒我们仍身处城市之中。
去年，黄彬凌和袁振宇跑到上围村，相中了几间瓦房，一栋5层小楼，一方花园和菜地，签下8年租约，定居下来，带着20个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工作。
上围村三面环山，距离深圳主城区40分钟车程，仍保留着客家村落的瓦房与碉楼。它是龙华区372个城中村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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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宇（左）和黄彬凌（右）在上围村自家院子里
黄彬凌和袁振宇在5年前创立了“草图营造”，致力于为城市社区和学校做共建花园。
为什么要做共建花园？这要从黄彬凌的小时候说起。
他自己算是打工者子弟，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来深圳龙华打工，就住在城中村里。“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疑惑，深圳咋没小孩呢？我们跟房东住在一栋楼里，但我跟房东的孩子根本玩不到一块去，外地的孩子没办法融入。”
大城市人口流动快，外地和本地人的碰撞频繁，这种人与人间的隔阂感，是黄彬凌希望破除的。
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他就与同学兼室友袁振宇，拿着锄头和镰刀去地里种花、除草、铺路。在学校、小区、胡同里，带领居民一起改造被废弃的空地，创造友好的公共空间，给外来者、打工者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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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村民常聚在一起，孩子来做花工，大人畅聊到深夜
同时，他们试图过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20个年轻人自己先创造“熟人社会”的样本。
最大的成员92年，最小的00年，很多是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上班时间，他们是同事，跑到别人家门口，拉着居民下地干活，亲手造出一个个小花园。
回到上围村，他们一起回家，是邻居和室友，“不想下了班就关上门独处”，在宿舍做饭、聚会，到屋后头浇花、种菜。
渐渐地，他们与当地的村民熟成一片。隔壁阿姨来院子里讨点罗勒，又送回桔子。沿着溪流穿过小巷回家，听到新村民家里传出吉他声，便抬腿进去坐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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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花园，生命花园，时尚叮当花园
2年的时间，他们在深圳造了80多个共建花园。
往往在小区或城中村中不起眼的角落，两个小区中间狭长的荒地，或是未经利用的屋顶。
友邻嘉顿花园位于世界之窗的宿舍区，原先是一片巨大的荒地。
700个租户中，有来自20几个国家的60多位外籍人士，多是收入不算高的演职和后勤人员。大家虽然同在一个地方上班，但来自天南地北，也没有一个接触彼此的契机，各过各的生活。
“其实建立起人与社区的关系，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为这里付出一些。然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归属和认同。”黄彬凌说。
他们先发动孩子们出来玩，孩子又跑回家牵着大人们走出来。很多打工者沉默、害羞，但是劳动和筑造，这是人类的本能。当他们一起来除草、刷漆、拼马赛克椅子，事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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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开辟了51块菜地，同时制定了居民公约
比如每年重新分配、不使用气味较大的有机肥
得知大家都想要在家门口种菜后，他们先解决了地里面最实际的排水和灌溉问题。
然后，把花园的一部分地划分为51块小土地，通过抓阄的方式，分配给居民开垦，每一年会重新抓阄。居民中的意见领袖，被任命为园长和园丁。
周边的房价接近10万一平，居民很自豪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能有一块菜地。“很多人把老家的种子幼苗带过来，天闹地北的作物都有，来这里落地生根。菜地很像深圳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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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和世界之窗一样，是集锦的世界
地中海风格的四季果园，柠檬树下是孩子们的涂鸦
印第安纳小哥和佤族姐姐带来家乡的装饰
最开始进入社区的时候，很多居民都选择不相信。
黄彬凌不止一次被居民从家里骂出来。有时候居民之间积压了很多矛盾，会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当他们看到花园真的改善了环境问题后，就会觉得这帮小年轻不是空谈，在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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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作坊征求居民的意见，了解困扰大家的实际问题
黄彬凌他们会在小区门口摆摊，请居民把设计想法写在便利贴上。没想到引发了多次争吵。
经常是，前一个人刚贴了“想要一个沙坑”，后一个人马上不同意，贴一个“不好维护”盖上去。两个人就在大门口吵得面红耳赤，吵着吵着，不同意见的人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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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社区营造时，缺乏安全感的居民出来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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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完成后，在同一个地点，居民享受更舒适的环境
几乎每一座花园的诞生，都伴随着居民的意见相左，每个人有不同的利益和观念。比如有孩子的家庭希望儿童区域多一些，低楼层的住户觉得很吵闹，距离花园近的居民担心有虫子。
“暂时的对立，意味着我们真正触及到了问题。”虽然只是挖一个小土坑那么细节的问题，但“怎么通过倾听、讨论，去达成每一个细节的共识，恰恰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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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中村大和村，改造了无障碍的路面，儿童老人友好的环境
曾有一个小区的物业，打算不经同意偷偷装管道，居民因为一起造花园有了群，联系紧密，团结起来阻止了物业。得益于这座花园，他们慢慢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关于他们周边生活的发言权。
这同样也是一种责任感和同理心的教育。“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居住的环境都漠不关心的话，TA又怎么会关心社会公义，关心具体的人呢？”
城镇化的进程滚滚而过，打工者和随迁儿童居住的城中村和小区，其实深圳的底色。
“他们在这里可能只生活一两年。但我们希望这个环境是友好的。他们能够体面地，有尊严地在社区中生活。有一个附近的地方，能和其他人产生连接，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花园，也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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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激活了社区的氛围
友邻嘉顿花园落成一年多后，我们在下班时间去了这里。
狗狗们在树下撒欢儿，奶奶带着孙辈在庭院里闲逛，孩子们穿梭在生境花园和石子路上，踩出“咔嚓咔嚓”的俏皮脚步，东北来的大叔和阿姨在地里边浇水边聊天，广西来的男孩帮妈妈撒种子。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掉到房子后头，他们拿起农具上楼，亮起一盏盏窗户。这块从前不太起眼的荒地，长出热闹又温柔的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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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乐花园藏在教学楼中间，孩子们一下课就跑来
其实最开始，黄彬凌和袁振宇做的是“爆改校园”。
在北大的时候，他们俩下了课就拿起锄头和铲子，去地里播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没花一分钱，改造了一个雨水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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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宇和黄彬凌在北大做校园营造
那个小花园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一边挖土，一边学习，太美好了。我们当时想，要是以后能一直做这样的事情该多好。”黄彬凌说。
其他同学说这怎么谋生呢？毕业之后肯定得找一个赚钱的工作。但黄彬凌和袁振宇真就一份简历都没写过，也不找工作，开始在中小学里“爆改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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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鼓励孩子们参与到测勘、设计、施工的全过程
是一堂寓教于乐的劳动和自然教育课
爆改校园的核心就是带着孩子们建造花园，不光让他们有一个玩的地方，也想在这个过程里实现自然教育、素质教育。
他们会选择适合的环境，建生境花园，里面放置蚯蚓塔、昆虫屋，种植浆果类的植物，吸引昆虫和鸟类前来，作为它们的栖息地，给孩子们一个亲近自然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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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修剪植物，植物的高度适合他们操作
还有“劳动菜市场”区域，由孩子们自己动手种香草、薄荷、紫苏，配合学校的劳动课程，孩子们定期去照料，能够看到他们种下的植物长出果实。
像“超级植物家”这些区域，会特地种植岭南本地的植物，孩子们常会来辨认和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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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亲手铺石子路，画装饰物，平坦的地面花了不少功夫
一个儿童友好的花园，并不是越精致、越有观赏性就越好。
它的地面应该是平坦无障碍的，方便孩子们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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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一个学校，想要秋千都是孩子的第一诉求
植物的高度要照顾孩子们的身高，想象从他们的视角看出去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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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里的xxx（图中植物名）
在植物的选择上，只开一季的时节性花卉就不合适，优先选择多年生的，花期尽可能久的，容易存活的品种，因为太过繁琐的维护工序，很难让孩子自己动手来做。
很多花园造得华丽又精致，却在数年后无人运营而荒废了。草图常常使用质朴和低维护的设计，这其实并不简单。
袁振宇常说：“花园里平平无奇的小土坑，其实地底下是国际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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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原理图，张浩、卓康夫制作
比如几乎每一个草图的花园都有一处“雨水花园”。雨水花园看上去就是堆着石子的旱溪和凹凼，但它是一个高效利用雨水的系统。
整个花园范围内的地表径流，通过地势汇集起来，过滤、下渗和积存，支持植物的生长，像金线草（？）就喝得饱饱的，没多久就能爬满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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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花园，位于盐田智慧社会
正中间为月相灯，星星点点的是芦苇灯，鱼形鳞片随海风摇摆
比如月出盐田花园，一方街区边小小的隙地里集合了创新科技元素，并优先考虑了夜晚的市民活动。
地上的透光混凝土月相灯，用程序控制灯光，模拟月亮的明暗变化。植被间点缀的芦苇灯，由太阳能供电。有弹性的地面，满足无障碍通行，其实是海绵城市的透水铺装。
今年，他们出了一个实操指南，面向大众，里面一步步指引了怎么从零开始建一座花园。他们希望共建花园可以成为一个自发的机制。任何人发现身边的一块地合适作为花园，TA都可以召集居民来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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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门口便是花园，轮流照顾，老板也在值日表上
去年2月，黄袁二人入选了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正蜗居在一个不到五平米的房间里，睡着上下铺。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是不是这个精英榜里最穷的两个啊？”说完笑成一团。
团队最初的几个人，都是北京高校圈景观设计、社会学、人类学的毕业生，他们放弃了相对高薪的、父母能认同的工作。黄袁二人月薪8000元，收入不稳定，北京户口也拿不到。
那个时候，“社区营造”和“营造师”都还是个没人听过的词，跟居民也解释不清楚，把他们当成设计师，搞园林绿化的，施工队的，居委或是城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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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办公，上完班就收拾好东西，就地打地铺
黄袁每人掏出一半工资，租了一个两室一厅。客厅做办公室，一个房间做会议室，另一个房间搭两顶帐篷睡觉，过天天在CBD露营的生活。
后来他们带着7、8个员工去深圳，带上帐篷和被褥，集体漂流，漂到哪就住哪。上围村算是他们第一个真正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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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节日出门聚餐，距离市中心不远，生活也很便利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有着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正在寻求一种新的人生可能。
1999年生的陈烨，毕业后被父母要求留在家里考公。有一天，他离家出走，从内蒙跑到深圳。“就是想摆脱那种强烈的窒息。”来上围村的这一年，“生活愉悦、松弛，没有被社会异化。”他是社恐，不太敢和陌生人说话，工作是对着（软件名称）画图，聚会的时候负责烧烤，没有人逼他去社交。
1992年生的美希，以前是电子厂的女工。黄彬凌给了她实习的机会，这是她第一份不是流水线的工作。“最大的不同是，这里的人都希望我过上好的生活，有不懂的话每个人都会教我。”
在英国学刑法的北北，拖着行李箱找来问缺不缺人。在罗德岛学家具设计的HaoYing，在全世界体验生活，这是其中的一站，还有b站大数据推了草图的vlog，看了之后向往工作氛围就在公众号后台发简历来的。
“这里没有螺丝钉，也没有权威和领导。我们在北大受的教育是，一群有自我教育能力、有理想、有行动力的年轻人在一起，是不需要老师的。
所以一样的，当你身边的邻居、朋友聚集起来，力量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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