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一个年轻的时候充满了荷尔蒙跟能量的摇滚青年，最后变成了一个年迈的父亲，在电视节目里一脸的“生无可恋”。
聊一位我身边的大文青、大帅哥。我身边其实帅哥挺多的，我还挺喜欢跟一帮长得帅的人在一起，朴树啊，黄磊啊，当然，还有这篇文章要聊的郑钧。
我经常跟郑钧说：“你这个西安人，肯定有胡人的血统。”因为他长得很不像汉人，特白，鼻子直挺，眼睛深陷，头发还有点儿自来卷儿。我开玩笑说：“你肯定是长安跟匈奴混过才混成这样。”西安是中国的文艺重镇，可是西安来的人，长得像他这么帅的很少。张艺谋长成“老井”那样，顾长卫长成没那么“老井”的“老井”，还有我的哥们儿许巍，长得确实跟郑钧也不能比，还有张楚老师⋯⋯
西安盛产各种各样的人才。美女挺多，很多女演员、女歌手都长得挺好看的。男的里面郑钧长得算最帅的了，以至于年轻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出去混，我都只能做陪衬，属于那种我俩一起和姑娘们说半天话，然后说完了姑娘都跟他走了！
年少的时候，音乐上我是一直在跟老狼合作，但是我俩生活里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多，主要是老狼的性格比较温和，没那么愤世嫉俗。他不是那么醉生梦死，也不是那么能折腾，经常大家说：“折腾吧！躁起来吧！”他总是回应道：“哎呀，算啦，挺晚的啦。”或者说：“哟，算了，哥们儿没劲儿了，哥们儿在家看书呢。”不过现在他还那样，老狼就是一个没变过的人。所以现在大家都温和了吧，反而显得他有点愤世嫉俗了，他就一直都保持恒定，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基础坐标。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倒是跟郑钧一天到晚在一起，也不嫌腻。
我俩是在上海的一个颁奖礼上认识的。那时候，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音乐圈，而是分成很多零散的晚会圈，也被大家看不起，说：“你看，晚会圈，写晚会歌的。”摇滚圈是个地下小圈子，论资排辈儿也不太容易混进去。摇滚圈以老崔—崔健为首，然后一帮大乐手，鼓三儿（张永光）、刘君利、刘效松等等，一帮老炮儿。我们年轻人不太容易往里混，所以大家就比较分散，谁也不认识谁。
直到1994年，大家都火了，那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次集中爆发。总之，从各个地方的大学里、山沟里以及各种各样的场所，突然就冒出了好多好多人，都火了。那次我们去上海好像是参加《东方风云榜》的颁奖礼。之前我只在唱片的封面上看见过郑钧。他那张照片照得很狰狞，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得太帅了，太帅了不摇滚，就给自己搞一大长辫子，用一个广角镜头拍出一张倍儿狰狞的封面照。等到颁奖的时候，大家得上台唱歌，我就坐在大概旁边演员的那一排座位上，前面正好有一个监视器，我就看着监视器，因为监视器上有特写嘛，我就看，说：“这哥们儿长太帅了，而且唱歌是铁嗓儿。”
郑钧是非常典型的美式重金属唱法。虽然他写的歌不一定那么重金属，但是他的唱法纯是翻版枪花（Guns N' Roses，美国摇滚乐队）。拥有那种铁嗓的人，全世界也没几个。唱歌不带吐气儿的，因为一吐气儿，嗓子就没有那么尖了，属于憋着气唱，好家伙！
后来他在北京女人街开了个酒吧，有一次我去那儿，远远地就听见里边在放枪花的经典歌曲。结果进去一看，我的天！简直吓我一跳，是老郑正在台上唱呢，在门外听就跟放原版唱片一模一样！他也唱自己的《回到拉萨》，唱到最后就一直“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那是整个摇滚圈没人能比的高音！唱完还得把帽子给扔出去。我喜不自胜看得正美，他下来一屁股坐我旁边，带着一身年轻的汗味，跟我说：“高晓松。”我说：“郑钧。”于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革命同志会师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天天混在一起的日子。
他的嗓门特别高，还有一首歌体现得最明显，邓丽君去世的时候，北京的摇滚圈做了一张唱片《告别的摇滚》，大家分别唱了邓丽君的歌。其中有首《夜色》是合唱，非常精彩，有郑钧，有唐朝，有黑豹，有轮回，有高崎，包括老臧臧天朔，大家表现得淋漓尽致，到最后那句“阵阵风声好像对我在叮咛，真情怎能忘记”，所有人合唱时候，郑钧拔了一个高八度的高音，好家伙！把大家给吓得，简直太厉害了！
现在的郑钧，每天禅修，打坐好几个小时，还有瑜伽。总之，老是自个儿在那出神入定。我也很少能看到他。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遇到一大堆明星，但是一个也不认得，我跟李连杰几人站在旁边看着说：“哟，看来咱们真是混错地儿了，人家这么多大明星，咱们一个也叫不出名儿来。”于是想起郑钧，想起我们天天混在一起那会儿的好多好玩儿的事儿。
有一回，我俩在一酒吧里坐着，百无聊赖。突然进来一大帮男男女女，前呼后拥着坐下。一帮男的就开始互相介绍给那帮女孩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哥们儿中国第一作曲，那哥们儿中国第一作词，那哥们儿音乐圈大嗨腕儿⋯⋯”我俩坐旁边看了半天，说：“看来咱俩是混错了，走错了门，走错了片场，混的不是音乐圈，你看人家这个第一作曲、第一作词、第一制作人，咱全都不认得。”
还有一件趣事儿发生在另一个酒吧，叫“五月花酒吧”，就是羽泉当年驻唱的那个酒吧。我俩那会儿到处去混。陈坤还没火的那会儿，在大富豪歌厅里唱歌，我俩还跑那儿去看他唱歌。那次五月花酒吧里突然来了一“大哥”，披着大衣，大衣袖子不穿上，而是披在肩上，后边还跟着另一个老炮儿，光着头。俩人看见我和郑钧，说：“哎，你俩是弹琴的吧？”我俩以为人家认出自己来了，说：“是呀。”结果人家说：“是不是就给你们一百五啊？一晚上。”我俩都蒙了，说：“什么意思呀？”“大哥”猛地把大衣一抖，由后边那光头接着了，随后坐下，说：“你看，这是我保镖。我猜呀，肯定就给你们一百五，今天来这儿试活来了吧？”接着又说：“我告诉你，整个西城，就提我，提我二百五。不提我，一晚上就挣一百五。”我俩听完当时就傻了，看着“大哥”威风凛凛的样子，赶紧说：“是，是，大哥，我们一定提您，要不然我们活不下去。”现在回想，那时候总能碰见各种各样神奇的趣事儿。
还有一回，太合传媒的老总钱实穆过生日，我们关系特好的几个就去喝酒。喝完后天降大雨，就有人兴奋地说：“哎呀，下大雨了，下大雨爽，咱们去十三陵。”天哪，一大帮人开了七八辆车，就跑十三陵去了。暴雨中根本分不清水和路，结果郑钧的车就掉到路边的水沟里。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帮你们把那个绳索钩上，咱们再把这辆车拉出来。”我拿着钩子跑到水里去，往车底下摸了半天，摸到一根管子我就只管上钩，还真就给钩上了。结果前边车一开，砰的一声，转向助力的液压油管被拔掉了—我把绳子钩在油管上了。那天晚上，郑钧的车可倒霉了，方向盘打到底只能转十度，转一个九十度得打七八圈。好歹总算到了十三陵，深更半夜啥也看不清。我说：“我先跳下去。”也没带游泳裤，大家就都穿自己内裤，我于是“哐”地就跳下去，结果跳到没了浅浅一层水的水坝上，腿也磕破了。那天晚上折腾得一塌糊涂，我跳完以后负了伤，就谁也没再跳，不过也算尽了兴，大家随后就从十三陵开车返回了。
我俩天天混在一起的日子，还有无数美好的记忆。我们曾经跑到北大去，在女生宿舍楼门口互相高呼对方的名字，结果没有任何反应。还有一次我们开车去十渡，他就像六指琴魔似的，走到哪儿都带把琴。我俩在去十渡的路上听Beatles（披头士乐队），听得兴致盎然。这时看见一个小女孩背着一个筐，带着弟弟在路上捡粪。我俩就决定以所见为题，一人写一首歌。那天跑到十渡，夜里正要睡觉，突然看见窗外有人，正趴在窗户缝儿处往里看呢。因为那边都是男生女生一块去，从没见俩男的来，还开了一间房住。所以就好奇，都趴在窗户那看。那次车又出了问题，我们只能推着车走。他一边使劲地推着车，一边说：“哎哟，你就是一灾星。只要你在，这车要不方向盘坏了，要不就熄火再也打不着了。”
我俩在一起度过了好几年浑浑噩噩的时光，那会儿好像也不谈恋爱，也不干吗，天天就这么在一起混着。他也没有别的技能，我有时候还跟人打打牌、下下棋，他都不会。长得太帅的人，可能没空坐着打牌、下棋吧，因为女生太多。我俩试过好多次，见着女生上去搭讪，不管聊什么，怎么聊，看谁能把人叫过来一块坐坐，结果都是他得胜。我们还曾跑到广院（中国传媒大学）女生宿舍楼下，跟人打听最好看的女生的名字，然后约女孩下楼来，结果人家真下来了！当然，下来后也就没我啥事儿了。总之，说起来都是泪呀！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幸福的。反而觉得年轻的时候要没这么混过，老了一定会后悔。因为人老了都会变老实，他整天禅修打坐，我天天忙阿里的各种大事。要是年轻的时候这么老实，到老了也老实，那这一生多没意思呀？所以年轻的时候一起疯狂地混过，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我有幸在开作品音乐会的时候请他来唱我的歌，唱得非常好听。我们还合作过电影《我心飞翔》的插曲，他唱得非常好玩。“风那么大，扑面的乌鸦，门口有马，空气可怕⋯⋯”全是这种神奇的摇滚。每次给他录音，我都是无比幸福，因为他是铁嗓儿，从第一遍唱到第十遍，一模一样，属于那种少见的国宝级歌手。
我后来劝过他好多次，我说：“你其实是国宝级的嗓子，你自己的作品当然有的时候特别好，《赤裸裸》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等，有的时候就一般。”郑钧写歌反正跟我们都不一样，他是在枕头边上放一个录音机，睡得浑浑噩噩，也不知是梦见什么，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的时候，起来拿起录音机就开唱。他属于这种野路子，不像我们。我们都是特正经，坐那儿弹琴，然后想旋律等等。总之他的歌风格都特有意思，又是枪花的嗓子，又是西北的唱腔，所以他的作品也很独特。但是他如果能多唱点其他的好作品该多好，他那国宝级的嗓子多好听啊！
可惜他现在也无所谓了—“俱往矣”。我后来有一天在电视上看见他和他儿子参加一个节目，从他脸上看出了一种“生无可恋”的样子。我看他，和别人看他不一样，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我就一边看一边乐，那样一个年轻的时候充满了荷尔蒙跟能量的摇滚青年，最后变成了一个年迈的父亲，在电视节目里一脸的“生无可恋”。
不过没关系，大家都会变老，大家会变成老朋友。老朋友还是人这一辈子弥足珍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