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英国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出版，这是西方世界关于人口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马尔萨斯在书中分析了人口增加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并警告人口不断增加会产生负面作用，对英国和所有国家造成破坏性影响。马尔萨斯解释道，人口增长后，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劳动力增加，这会导致工资降低；另一个更有破坏力的后果是粮食短缺，因为农业和畜牧业的产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前者就不能满足后者的需要。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后果的理论对正处于黄金时期的英国影响很大。因此，英国在1800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英国约有1000万人口。尽管马尔萨斯的预言从未成为现实——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形，但是它确实有助于提高当时人们对人口增长的威胁的认识。马尔萨斯指出，战争、瘟疫和饥荒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方式，不太痛苦的替代方法是控制生育。这在当时只能通过单身或延迟婚龄来实现。而阻止人口意外增加的第三个方法是移民。
因此，英国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都积极推动移民，尤其是那些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可以把多余人口输送过去。事实上，由于环境所迫，底层群体不得不移民，与贫困有关的问题减少，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马尔萨斯预言的噩梦就这样被驱散了。 即使不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少欧洲人也很清楚人口过剩会引发问题。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少、食品短缺，因此农村人口会向城市迁移，但许多人的境况并未好转。老一代工人只能忍受暗淡的前景，而19世纪出生的人拥有一个新优势：移民机会更多。 欧洲移民最喜欢的目的地是美国。
有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有移民定居在这个国家，因此进一步推高了19世纪欧洲的移民潮。而且美国是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对许多非殖民大国的民众来说特别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美国需要移民刺激经济发展，需要有人去耕耘广阔的领土，而且在美国，一个人兴旺发达的机会比其他所有地方都多。 尽管英国人有机会移民到大英帝国的许多地方，但是在整个19世纪，他们不断移民到美国，尤其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 在19世纪，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人数一直在增长。爱尔兰人的叛逆天性使他们自然被美国这个成功摆脱英国统治的国家吸引。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对爱尔兰人来说，美国不仅是一个机会之地，而且能让他们从爱尔兰人最痛苦的经历——马铃薯枯萎病带来的灾难中恢复和振兴起来。1845年的马铃薯枯萎病引发的大饥荒使爱尔兰失去了近1/4人口，陷入了数十年的经济危机。在马铃薯枯萎病后的10年大饥荒中，近200万爱尔兰人离开家园，其中大多数人移民去了美国。 1850年，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爱尔兰人占了人口的1/4。初到美国的他们要面对很多问题，比如英国人对爱尔兰人，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富人对穷人的欺凌和偏见，爱尔兰人很被排挤，谋生并不那么容易。
尽管美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平等，而且平等主义是这个国家引以为荣的政治基石，但是并非所有移民都平等，欧洲不同民族之间的争斗在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仍然存在。尽管如此，爱尔兰人仍然稳扎稳打，逐渐克服了所有障碍，最终登临美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顶峰。帕特里克·肯尼迪正是在马铃薯枯萎病后10年间离开爱尔兰的移民之一，他来自韦克斯福德郡，1849年在波士顿定居下来，做鞣皮工谋生。他的儿子帕特里克·约瑟夫·肯尼迪虽然出生于这个低微的家庭，但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这还只是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治圈崛起的开始。 另一支欧洲移民大军是德国人。
19世纪40年代的危机和1848年革命促使德国人大规模离开家园。在接下来的10年里，约有100万德国人来到美国，在他们祖先建造的城市以及美国各地定居下来，纽约就有不少德国人。1867年，美国第一个社会党成立，人们感受到革命流亡者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随后几年间，有更多德国移民来到美国；19世纪80年代，又有100万德国人进入美国。密尔沃基和辛辛那提成为美国两大德国文化中心。德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工业精神使一些德国移民走上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成功之路，成为美国的商界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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