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斯·科恩(MorrisCohen)，又称“双枪科恩”(Two-GunCohen)，加拿大籍犹太人，为中国民族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曾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的反清斗争，为革命者购买并运送武器。民国建立后，被孙中山指派为上校，孙中山去世后，晋升为将军，继续为国民政府从国外购买武器装备。
科恩虽然有着显赫的名声，但仍然非常关心在中国的犹太人。当时和他有过接触的犹太人都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并引以为豪。他还积极支持上海的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贝塔的活动。科恩死后葬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布莱克利犹太公墓。
生平
莫伊什-亚伯拉罕-科恩于1887年出生在伦敦东区，是贫穷的正统波兰移民。"胖子莫伊什 "是个坏孩子，是个扒手和街头小混混，最后进了教养院，但还是坚持自己的犯罪方式。事实上，莫伊什对他的家庭和社区来说是一个耻辱，在他16岁时，他被送到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亲戚那里，希望他能改过自新。但这并没有发生。相反，他成了一个小贩和赌徒，甚至有可能成为持枪的暴力骗子科恩一家为逃离东欧反犹骚乱，移居到伦敦东区的圣乔治堂区。当时科恩是作为“怀抱中的婴儿”来到英国的，
少年时代的科恩更喜欢伦敦的剧院、街道、市场、食物和拳击台，胜过他就读的犹太人学校。1900年4月，他因“被怀疑试图偷腰包”而被捕。地方法官将他送到海耶斯工业学校，这是由罗斯柴尔德勋爵设立的机构，负责照顾和管教犹太小伙子。他于1905年被释放，科恩的父母将年轻的科恩送往加拿大西部，希望新世界的新鲜空气和开阔平原，能改变他的生活。
科恩最初在萨斯喀彻温省怀特伍德镇附近的一个农场工作。他耕种土地，照顾牲畜，学会了射击和打牌。他这样做了一年，然后开始在西部各省游荡，当过赌徒、骗子以及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曾经入狱。
科恩结交了一些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工作的华人，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友情。20世纪初，许多贫穷的中国移民来到加拿大，在铁路上工作，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遭受了许多歧视和不幸，莫里斯，正如他现在所知的那样，在英国经历了与犹太人相似的经历，与这些人产生了同情和密切的文化纽带，成为他们的某种保护者。
他在萨斯卡通帮助了一位被抢劫的中国餐馆老板，将在伦敦小巷里学到的本领派上用场，把小偷赶走扔到街上。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因为很少有白人会来帮助华人。华人对科恩表示欢迎，最后邀请他加入孙中山的反满组织同盟会。
科恩很快搬到邻近的阿尔伯塔省的省会埃德蒙顿。他担任一个主要房地产机构的经理，由于总检察长查尔斯·威尔逊·克罗斯爵士推荐他被任命为该省的监督员。
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埃德蒙顿，科恩开始了他漫长而多样的军事生涯，代表孙中山的组织在加拿大招募华人，训练他们使用步枪。
军事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恩加入加拿大铁路军团到欧洲作战，部分工作涉及监督中国劳工。他还参加西线的一些激烈战斗，特别是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期间。战后，他回到加拿大。但因经济下滑，房地产繁荣的日子已经过去。科恩寻找新的出路，于1922年前往中国，谈一笔铁路交易。科恩在上海下船后，去见了乔治·索科尔斯基, 这位纽约出生的记者曾为孙中山的英文上海时报工作。索科尔斯基为他安排了与孙先生的英文秘书陈友仁的见面。科恩被录用，并很快住进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家中。
在上海和广州，科恩训练孙中山的小型武装部队进行拳击和射击，告诉人们他是孙中山的副官和代理上校。对于科恩来说幸运的是，虽然他的中文水平不佳 — 至多能说洋泾浜广东话 —但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孙中山、他的妻子宋庆龄，以及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接受过西方教育，能说英语。
在一次战斗中，科恩的右臂被擦伤，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善于用双手射击，此后，他的肩部皮套里装着自动手枪，腰部装着史密斯-韦森手枪。因此有了 "双枪科恩 "的绰号。中国人称他为马坤，或马将军。西方侨民对孙中山的持枪保护者很感兴趣，称他为“双枪科恩”。
穿白色西装的双枪科恩，坐在蒋的右手边
1925年孙中山因癌症去世，科恩开始为一系列南方的国民党领导人工作，从孙的儿子孙科以及孙的内弟、银行家宋子文，到李济深和陈济棠等军阀。他也熟悉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担任广州城外黄埔军校的校长。尽管如此，他与蒋介石的交往很少，因为科恩与南方领导人结盟，他们普遍都反对蒋介石。科恩为他的老板提供安全保障，并获得武器和炮舰。最终他获得了将军的职位，尽管他从未领导任何部队。
--"不仅是第一个犹太人，而且是第一个在中国军队中担任这种职务的欧洲人后裔"
当日本于1937年入侵中国时，科恩加入了抗战。他为中国人制造武器，甚至为英国情报机构英国特别行动处工作。科恩证明日本人正在用毒气杀害中国大众。科恩想办法获得了日军使用的毒气罐，从而以铁的事实驳斥了日军狡辩的谎言，由此也引起日军的敌意。1941年底，科恩获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滞留香港，便想方设法从上海前往营救。当时宋庆龄正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筹集物资和资金。1941年12月，当日本人袭击香港时，科恩正在香港。他把宋庆龄和她姐姐宋霭龄送上最后一架飞机，离开这个英国殖民地。
科恩留下来继续战斗，当香港沦陷后，日本人将他监禁在赤柱拘留营。在赤柱他遭到日本人狠狠的殴打，变得憔悴。他在1943年底成为少有的交换战俘之一。后来有人问起他的香港之行，他说：“我觉得这是为孙先生服务的最后机会了。”
晚年
科恩回到加拿大，定居在蒙特利尔，和朱迪思·克拉克结婚，后者经营一家成功的女性精品店。他定期回访中国，希望建立工作或业务联系。然而，大多数时候，科恩坐在旅馆大厅里，会见老朋友，讲述他的许多故事，其中许多都是他的冒险经历。
当新成立的联合国开始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联合国决议辩论后，旧金山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急于与当时的中国代表（TW国民党的）会面，陈述他们的立场，但被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中精明的拉比-戈尔茨坦，迅速打电话到蒙特利尔，把科恩带到旧金山，召开紧急会议。按照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莫里斯科恩说服原计划反对分治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改投弃权票。
此后，20世纪50年代，科恩从加拿大返回英格兰，与丧偶的姐姐利亚·库珀一起住在索尔福德。在那里，他被兄弟姐妹，侄子和侄女们包围，成为一个可爱的家庭族长。他作为忠于孙中山的忠实助手的身份，使他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能保持良好关系。
莫里斯科恩于1970年在索尔福德去世。他被埋葬在曼彻斯特的布莱克利犹太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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