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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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许倬云先生让我给大家谈一次有关“何为中国”的问题。我想今天讲五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成了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一个问题；第三个是中国的“内”和“外”；第四个是近代中国在国家转型中的特殊道路；第五个，我想讲我的五点结论。
“中国”成了一个问题
2011年，也就是十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在讨论有关“中国”的概念或者定义的问题，包括许先生的《华夏论述》、王赓武先生的《更新中国》，刘晓原先生的《边疆中国》，考古学家许宏的《何以中国》，哲学家赵汀阳的《惠此中国》，还有我的老朋友李零的《我们的中国》四卷本，以及黄兴涛先生的《重塑中华》。
我本人在2011年出版了《宅兹中国》，2014年出版了《何为“中国”》，在2017年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就把有关“什么是中国”的问题推到了一个很热闹的地步。2014年，美国费正清中心曾经让我作为主讲嘉宾来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那次会议的题目叫做Unpacking China。2015年，香港也围绕着“何为中国”的问题举行了一个讨论会。到了2016年，瑞典皇家学院邀请了包括王赓武先生、王汎森先生、欧立德先生、张隆溪先生在内的一些朋友也举行了一个讨论会，来讨论“何为中国”。
在大家看到的这么多的讨论里面，其实我们关注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是不是一条特殊的途径，也就是说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国家，是不是转型了，或者说它是一个特殊的转型过程；第二个是现代中国国内族群的存在的特殊状态是怎么样的；第三个问题是现代中国国家的特点，以及它跟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应该怎样相处，跟周边国家应该怎样相处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一个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可是为什么大家要关心这些问题？我想，这跟现实中国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国最近这些年逐渐地崛起，它成了一个大家都关注的国家，但是事实上，它也面临着相当多的麻烦，比如1990年代出现的有关东北工程跟南韩、北韩之间的纠纷，1990年代以后关于新疆的问题，还有西藏的问题以及内、外蒙古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问题，中国由于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跟日本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和菲律宾，中国和越南，中国和其他国家围绕着南海发生的问题，当然还有台湾的问题，香港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内部的民族认同和整合的问题。
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
这给中国带来了相当多的困境，这些困境是怎么来的？怎样界定现在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需要历史学家也来参与讨论这个问题，追寻历史根源。我常常讲一句话，说历史学家是诊断病源的医生，虽然他没有能力开刀、动手术、开处方，但是他能够告诉你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因此，从十几年前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关心中国应该怎样重新界定自己，中国怎样认清自己在国际中的地位，中国应该怎样处理“内”和“外”的问题。可是过去的历史研究不太关心这些问题，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要讨论五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疆域”或者“领土”；第二个是“族群”或者“民族”；第三就是“宗教”和“信仰”，因为认同的核心与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第四个是“帝国”和“现代国家”；第五个是“认同”的问题，包括政治的认同、制度的认同、文化的认同问题。疆域、族群、宗教、国家、认同，这五个关键词就成了现在历史学界非常关注的关键词，而这五个关键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为“中国”。
为什么这种历史研究很重要？我想有三点。第一点，如果你不认清这些历史上的“内”和“外”的变化，你可能会固守一个“现代中国领土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这种非常偏执和固执的想法；第二点，如果你不说清楚、不研究清楚这种“内”“外”变化在历史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情况，你会产生一种固定的中心和边缘的视角与立场。你会忽略“边缘”的意义，以及在历史上它可能不是边缘，可能是中心，而且也可能忽略“边缘”，认为它永远就是边缘，不是那么重要；第三点，我们如果不说明这种历史上的中国“内”“外”的变化，你就会把很多历史，比如有些外国史，变成了民族史，有些内部的历史就变成了中外关系史，搅得非常不清楚。
历史上中国的“内”与“外”
我们要说明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内”和“外”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首先，有些地方是从“外”变成“内”，也就说它是逐渐地成为中国之地的，比如中国周边的一些地区。在秦汉的时候，长城是界分中国和外国的一个很明显的界限。《汉书》里面就说：“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换句话说，长城之外不是中国。可是现代的歌里，大家都熟悉的是“长城长，长城两边是故乡”——长城两边都是中国了。所以有些地方会从外国之地逐渐地变成中国之地。
秦长城示意图
关于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历史上有很多游牧民族不断地南下，进入中原，他们进入中原以后，当然可能会被中原的文化逐渐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化。但是，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也会不断胡化，而有些汉人由于北方胡人的南下，不断地向南方迁移，使得南方原来的荒蛮之地逐渐汉化，而他们进入南方，受到当地土著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蛮化。这种胡化、汉化、蛮化的交错过程，就一再地重新定义了中国文化地理的范围。
其实这个道理很明显。大家要知道，很多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比如白居易、刘禹锡，你们可能不会想到，白居易的祖先可能并不是汉人，刘禹锡的祖先是蒙古人，书法家米芾的祖先可能来自粟特人，就是昭武九姓的米国的人。很多天竺人、粟特人、波斯人进入中原以后，就逐渐融入了传统的华夏。因此，有些地方原本属于外国，就逐渐地成了中国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特别重要的就是大清帝国。到了清朝，原来以汉族为主的明朝的十五省，也就是有人说的中国本部的范围，逐渐扩展，由理藩院去管理蒙古、新疆、西藏；由盛京将军去管理东北满洲，也就是现在的东三省；由六部来管理传统的汉族为主的十八省。通过十全武功、改土归流，很多原来可能被认为是非中国的地方逐渐进入了中国，所以就中国本身而言，从“外”转向“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面，比如原来是中国的地方逐渐转成外国之地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越南和朝鲜。其实在汉代，朝鲜已经建立过四郡，属于汉王朝的统治，但是它逐渐地变成了外国。安南在宋以后，逐渐地越来越独立，也成了外国。虽然在秦汉的时候，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就已经达到了越南的中部，但越南后来成了外国。特别明显的是，云南在早期曾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一直到唐代都是这样，可是到了宋代，它就变成了外国之地，到元朝又被收回来，所以有些本来是中国的地方也会变成外国之地，千万不要固执地说这些地方就属于外国，或者就属于中国。就在疆域非常大的清代，其实原来已经被大清纳入中国范围的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斋桑湖，现在分别归属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原来的大家都熟悉的库页岛——日本人也叫作桦太岛，现在归属于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归属于日本；现在的唐努乌梁海那一带，现在也早就不是中国之地了。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历史上中国的“内”和“外”是会不断变化的。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总的说来，古代中国从秦汉到隋唐，疆域逐渐向周边扩大。因为战争、移民、通商等因素，一些原本的外国之地渐渐地变成了中国之地，一些异族渐渐地融入了华夏，形成庞大的所谓“天下帝国”。但是回看几千年的历史，帝国的疆域有时候也会向内收缩，这就使得原本的一些中国范围内的地方，渐渐地变成了外国之地。我们千万不要拿空间最大的时代当做中国的必然疆域。历史学家也没有理由倒写历史，用现代中国的版图描述历史的中国。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近代中国在国家转型中的道路
第四个问题，究竟中国是什么呢？既然中国的“内”和“外”存在这些变化，那中国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或本质的实体呢？我们也不认为中国就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因为秦汉以来，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民族国家里面去拯救历史，而是要在历史里面去理解中国。中国的“内”和“外”在不断变化，但是以汉族为主的核心的中国，尤其是这一块地方，政治、文化、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同一性，这个共同体始终在观念世界、历史叙述和民众的认同中存在；
其次，维持这个秦汉以来的核心文化政治区域的中国，主要靠的是什么？简单地说，主要靠制度、文化和社会——同一的制度，相近的文化，性质相同的社会。这是因为从秦汉以来，由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实现了郡县制，由高度统一的皇权统一管理，所以才能绵绵不绝地延续下来；第三，我们也要说明，现在的汉族也是杂糅混融而成的，现在的中国也是经历过变迁、扩张、收缩形成的。而且我们也要承认，过去，中国也曾经是帝国，也曾经有过殖民，也自认为是普世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被另外一个原本也是地方性文明的欧洲文明所取代，因此，它要重新定位自己。
葛兆光《何为中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
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这些问题呢？其实一方面是要回应中国历史学界。由于现代中国一直有着国族危亡的焦虑，也有着捍卫现代中国不可分割的统一国家的正当性的需求，但是历史学界往往忽略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多元一体是现代追求的目标，而不完全是历史的现实。历史给我们的印象往往是这个地方的文化和族群是多元的，还没有达到一体。一体是我们追求的，或者说历史追寻的方向；
第二，我们的历史学家把中国历史写成一个百川归海的过程，好像条条大路通中国，其实忽略了有些地方已经成为外国之地，因此导致了周边各国的反感和争执，比如朝鲜、蒙古、安南、缅甸。但是也有一些说法，比如“少数民族”的说法，又忽略了当时该民族并不见得是少数民族的情况，可能在历史上就是国与国的关系。由于我们常常有大汉族中心主义和中原主义，我们往往会把边缘地区说成“边远”地区，什么叫“边远”？就是离北京远；把有的地方说成“边疆”，这是相对于内地的中原来称呼的。这带来了很多麻烦。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试图回应中国的政治领域。大家都知道，为了论述当前政权的合法性，论证当前领土的神圣性，我们有时候总是喜欢用“自古以来”的说法，忽略了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的差异，也混淆了政府和国家的差异，混淆了历史和现实的差异。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何为中国”？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是想让大家区分清楚什么是历史的中国，什么是现实的中国，什么是中国这个国家，什么是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什么是政权意义上的政府。如果不分清楚这一点，就会出现很多麻烦。
当然，我们同样也想回应国际学界的问题。因为现在国际学界有很大的变化，他们在讨论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包括全球史、亚洲史、后现代的理论，包括蒙元史和晚清史的挑战，也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觉得中国的学者有必要理性地讨论一下“何为‘中国’”的问题。
五点结论
最后我想讲我的五点结论。
第一，中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曾经有过不断的移动，不能用现在中国的领土和族群观念倒推历史，把所有今天中国范围内的族群历史和疆域都看作是中国的；
第二，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秦汉以来，中国已经形成核心的政治文化区域和汉族文化传统，形成了华夷观念、内外观念和中国意识；
第三，我们还要承认，中国也是五方杂糅的，它的历史，是不断地叠加、凝固、再叠加，或者说南下、再南下，胡化、汉化、蛮化交错的历史；
第四，现在的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在宋代以后一直到清代的复杂历史中形成的，它因为有从“天下”到“万国”的近代转型，但是又有纳“四夷”入“中华”的保存传统帝国空间疆域范围的双重脉络，所以中国形成了现在的国家的外形和“天下帝国”的观念交错的特殊形态；
第五，正因如此，中国兼有现代国家和传统帝国的复杂性，在当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奠定的强调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形成的国际秩序中，就遇到了种种麻烦，内和外都遭遇到一些困境。中国应该如何去面对困境，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简单地说，我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已经解决了，而是我们试图提出来，让大家一起思考，谢谢！
责任编辑｜赵欣
头条整理｜何乔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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