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忧：人到暮年的他们不再选择过年回乡，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没回家过年的朋友们在他乡还好吗?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没回家过年的朋友们在他乡还好吗
隐忧：人到暮年的他们不再选择过年回乡
任亮亮
位于太原X区的一处城中村，是外来人口流入租房的主要集中地。该村位于富士康、药厂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的园区附近，不少在人选择打工在厂里，租房在村里。根据相关统计，有两万外来务工者租住在该区域。年关将至，在村里的路上处处可以看到提着行李箱准备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位人力资源中介公司的负责人说：“即便在村口告示栏上张贴着多张过年加班、薪酬加倍的激励性招工信息广告，春节期间的用工缺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也就可以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仍然是在外打工劳碌了一年的年轻人内心深处的触动。相比之下，在我回到城中村过年的这二十天内，发现村中有相当一个群体没有选择回乡过年，也没有选择逆向过年，而是选择就地过年，选择不返乡。
一、失去了返乡的动力高师傅今年59岁，与老婆居住在城中村内，租住着二十平米的一间房子。他说自己没有返乡过年是因为家里的父母、岳父岳母都在几年前去世了，没有了老人，也就没有了牵挂。回乡过年家里也是他们两人和儿子儿媳四口人，实在是没有必须回乡过年的理由。对于他们而言，以家人团聚作为目的，实现家庭团聚的春节，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理解的返乡过年，即回家便是回乡，回乡的目的是为了见见亲人，没有亲人之后，回乡的终途是可以更变的。
不回乡也是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考量。高师傅算了一笔账，如果继续租住在城中村过年，即便是每天消费150元用来吃吃喝喝，过年一个月也就仅仅消费4500元，这对于他们平时一个月消费不到1000元的生活来说，是质的提升，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可以“过个好年”。如果回乡过年的话，首先是自己和老婆的车票往返需要300元，回乡一个月需要购买取暖的煤炭在1000元左右，重新为一年没有居住的家里购买米面油盐酱醋等基本用品也在1000元左右，过年吃的要好一些、用的要好一些，买平时不舍得吃的羊肉（一公斤90元）、买新鲜的蔬菜水果（平时价格的2-3倍）、抽烟也要从10元一包换成20元一包，算下来在村里也要达到一天150元的消费水平。几经权衡之后，他们认为煤炭和基本的辅料型生活品是非必要支出，回村要多花2000元。不回家，在城里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过年资金。
除了经济成本的考量之外，还有时间成本的考量。高师傅说自己和老婆平时也是在太原打零工，有活就干，没有活就休息，每年的收入够养活俩人就行。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在深圳厂里上班，过年只有10天的假期。儿子和儿媳两人回来过年，如果是到太原过年的话，除去往返程的时间，可以陪高师傅他们一起待7-8天。如果再回到老家过年，太原到老家往返也需要花去2天时间，一家人真正团聚的日子变为了5-6天。考虑再三，高师傅说反正自己家里也没有老人了，过年不回乡也没什么，一家人团聚就是年。近几年每逢年关，高师傅会将自己租住房间的隔壁，也是一个不到30平米的房间向房东申请短租下来，供回家过年的儿子和儿媳妇居住。
二、可替代的过年仪式对于高师傅而言，过年除了拥有和亲人的团聚意义之外，还有与不常见的村民之间的互动以维持村庄的熟人关系、上坟祭祀以勾连起对先祖的纪念和增强家族内情感认同等功用。
高师傅认为现在回乡过年没有那么强的构建村庄关系认同的意义了。前几年回乡，他就猛烈地感受到了同一个村曾经熟悉的人逐渐在变得陌生化，大家一年不见，各自务工的场所、工作都不一样，除了打麻将能够将人聚集起来之外，没有什么地方还能见到一群人闲聊，都在自己家里忙自己的事。所以，高师傅说自己的返乡观发生变化与此有关，即便是回乡，自己想要互动的村民也就只有几个人。不回乡也可以与他们互动，回乡又有什么意义呢？除夕的当天晚上，高师傅和几个要好的朋友通过微信视频聊天，大家聊着自己一年来的生活，点评村内村民的发展、八卦村里发生的趣事，一直聊到深夜。高师傅介绍说，这是他们每年都会做得一件事。通过微信视频电话，几个人聊得也很开心，甚至比见面聊的内容还要多，也不受到任何因素的考量，畅所欲言，不像村里公共场所聊天的话还要考量到“隔墙有耳”的问题。所以，从返乡是为了见想要见的人、维持想要维持的关系这一作用来看，通讯技术的普及实现了虚拟化的双方在场互动。
高师傅还说以前过年回家是为了看望老人，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团聚，一大家子一起上坟祭奠先祖。自从家里的老人去世之后，自己和亲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上个月儿子给高师傅打电话说想要吃老家的土豆，高师傅想着孩子的叔叔在老家种地，可以给孩子寄点，但“开了一回空口”，弟弟并不愿意寄送。即便是出钱也不愿意。56岁的王师傅也有同感，他是家里兄弟几个之间排行老大，自打老人去世后，兄弟几个之间也很少有来往，平时各自奔忙于自己的活计，到有事需要帮忙的时候相互招呼一声。王师傅向我吐槽说亲兄弟处得还不如自己的朋友亲。高师傅的老婆说，到了60岁左右这个年纪，老人不在了，兄弟之间渐行渐远很正常。大家都做了父母、当了爷爷奶奶，有了自己的家，将情感和物质投入到自己的下一代和下两代身上可以理解。所以，不返乡，是因为情感上没有了牵挂和期待。当地都盛行初二上坟祭奠先人，不回乡的高师傅和王师傅们在初二早上或者夜晚，会带着祭祀所用的一应物品走到城中村所在的路口面朝家乡的方向行“烧纸、点香、磕头”礼，以这种方式替代了回乡到家族墓地祭祀。
三、城中村的热闹在城中村居住的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并不会感觉到寂寞和孤独。一方面是老乡之间的相互串门。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在选择租住地时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同乡集聚性。高师傅说自打腊月二十没什么活可以干之后，几个老乡便天天聚到一起打牌，一局一块钱的输赢，算不上是赌博，纯属于是为了好玩。几个人一边玩，一边聊天，跟在老家过年没什么两样。另一方面是亲戚之间的相互走动。在外出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并且“亲戚带亲戚、一带一大串”的影响下，过年期间的走亲戚仍然可以实现。高师傅介绍说，他家的好几个亲戚也没有回家过年，在过年期间，几家人之间相互走动，本来在老家可能不属于走动范围内的亲戚也在城市务工期间变得亲密而在过年期间走动了起来。
如同高师傅这般没有回乡过年、租住在城中村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从城中村的扭秧歌人数可以判断。自大年初六始，城中村附近的公园便响起了锣鼓声、唢呐声，熟悉的“扭秧歌”音乐节奏每天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五点。每天下午两点左右，租住在城中村的人们汇集到广场上，自己带着扇子、丝带，然后在组织者的带队下，进入扭秧歌的行列中。扭秧歌带有很强的地区属性，在山西属晋北地区最为常见和多见。如同广场舞一般，这并没有很强的边界型和排外性，扭起来不分老幼、不论好坏，动作简单易学。不少人当观众，也有不少人加入秧歌队行列。在广场上，大家操着一口熟悉的家乡话，不少老乡之间相互寒暄，也有一部人相互之间打听工作。高师傅说回到老家都并不一定比在城市过年有意思。
所以，在有老乡可串门、亲戚可走动、秧歌队广场舞可以参加的情况下，高师傅这样的人同样能够体验过年的热闹。
四、隐忧：热闹背后的年轻人在城中村没有返乡的这批人具有普遍的共性，年龄50-60岁左右，老家的父母绝大多数去世，子女在太原或者外地务工。基于经济和时间成本考量的他们选择在租住的城中村过年，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返乡的目的地到了城中村。
热闹是“高师傅”们的，后果却要由年轻人来承担。过年不返乡，虽然对于五六十岁的人而言，村庄社会关系、家族关系、家庭关系的维系和再生产都能够通过可替代途径实现。但是返乡到父母身边、在城中村短住的年轻人除了享受到家庭的温情之外，与其在外务工没有什么区别。春节期间仍然面对着不熟悉的环境和人事。村庄在他们的生活世界彻底远去。在与深圳务工、过年返回城中村父母租住地的李哥交流时时，他说，年味儿消失的感受在他身上更明显，回家这几天，在城中村除了和父母一起吃饭聊天之外，就是在家里玩手机，或者去网吧上网。和村里的同伴们几年不见，也没有太多联系。过年回家的几天还是感觉到比较孤独的。
年轻人中“村”的意义的终结。在可预期的未来，像高师傅这样的人对于他们的养老预期是继续在城中村寻求务工机会，到干不动的时候，要么选择回乡养老，要么选择到子女所在务工地接受子女的赡养。然而，在他们的子女普遍务工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预期的未来是，这部分年轻人几乎不再回乡。我了解的情况是，当前不少像高师傅这样的家庭所需要的人情往来和村庄关系维系都是高师傅这样的父母在参与，年轻人很少参与进来。如今，过年也不再返回村庄。在浙江做物流配送的吴哥说，春节返回太原父母租住的城中村过年已经连续八年了，八年来，他只是在爷爷去世的时候回过村里，待了三天。对于村庄的人和事以及境况，他完全不了解了。吴哥还说他们这样的家庭未来也很难进城买房，老了之后的归宿还是在农村，只是渐行渐远陌生化的村庄是否真的还能回得去，他表示自己是有所怀疑的。
返乡群体中“乡”的意涵的缩小。正如高师傅所言，有老人则必须回乡，没有老人则自己在哪，孩子的家就在哪，孩子返乡的地点就在哪。这可以理解为对于返乡过年的人来说，家庭的团圆发生实现是以家中的老人所在地的团聚为核心展开的。这是传统孝文化的体现。从本质而言，返乡和返家在过去是一体的。过去打工人回家过年，既能和家人团聚，也能在村里相对惬意的“休息”。如今“乡”与“家”却在渐趋分离，过往的回家过年是村庄社会关系、家族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激活与维系，如今返乡过年的目的是家庭关系的激活与维系。一方面是像高师傅这样的人基于时间和经济成本的考量选择不回乡。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子女遵从父母的决定，将过年回家的意涵缩小为回到父母身边。
在春节都没有回村的年轻人生活世界里。村庄远去，变得陌生成为不争的事实。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群体不在少数，在他们没有实现进城以及甚至可能无法进城时，已然陌生的村庄真的能够回得去嘛？这从情感上似乎是无法认同可以回得去的。然而，不可否认，高师傅们在城市租房的底气正是来自于农村的房子、土地、关系的稳固性。如果将高师傅这一代与年轻一代分离开来，确实年轻人在远离村庄。但是我们固有的家庭观是大家庭，尤其是对于高师傅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两代人乃至三代人在接续努力进城，村庄成为高师傅们底气的时候，也在客观上保障着年轻人的进城实践。当然，年轻人心中对于村庄的陌生感确实应该成为一个值得隐忧的问题。
2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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