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经万千年的发展，终于有了今天的文明之社会，西方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东方的老子、孔子、孟子，这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为人类千百年的发展描绘出一张张让人们充满向往的蓝图。然而在文明的进程中，人类却有一样功能有着反比例的退化，这种功能我们权且称为“野性”。所谓的“野性”，是褪去所有的道德、法律的包装之后，仅以一个生命的姿态，所彰显出的个体的本能和本性。这种原始人性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就好像不穿衣服的肉体，就好像在旷野中席地而眠的行为。
这种行为之于现代文明社会而言，自然是一种突兀，退化，甚至是丑陋，低俗的表现。但是“野性”之于社会中的文明而言，之于每个人的表象个性而言，就好像是建筑物的框架部分，就好像衣服包裹下的肉体，虽然在文明的装裱之下，我们几乎看不见它的真实面貌，但是它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灵魂深处，依然是驱动我们一路向前的生命原动力。从这个视角来看，“野性”是客观的，是真实存在，就好像人们的很多本能行为一样，虽然算不上美丽体面，却是我们生命的“必需品”。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不会将“野性”视为社会中的行为准则，就好像我们不会随便褪去衣服在大街上狂奔以展现肉体的美感一样。但是如果把这个任务放在艺术的范畴内，便显得再自然不过了。如在西方艺术史上，古希腊时期雕刻家阿历山德罗斯创作的《断臂的维纳斯》，以及后来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大卫》，他们虽然都赤裸着身体，但是没有人会说艺术是不文明的。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就是这样的道理，艺术在欣赏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在剖析这个世界。如果说思想家是人性的理论研究者，而艺术家和文学家们，则更像是人性的化妆师和解剖师。他们通过对人性的重构，找寻到充满内在张力的瞬间和故事。
电影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七艺术，是因为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囊括了先前多种类型的艺术方法。所以电影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同样肩负着为人类重构人性，找寻自我的重任。在1987年，我国上映了一部非常重要的国产电影，这部影片是由我国第五代导演的杰出代表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这部影片由姜文和巩俐主演，影片的故事改编自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同名小说。
《红高粱》这部影片在没有上映之前已经代表国产电影参展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的柏林电影节，并且一举获得了柏林电影节上的最高奖项“金熊奖”。《红高粱》除了是首部获得如此高国际奖项的国产电影，同时它也是张艺谋开启传奇导演生涯的处女作。在执导《红高粱》时，张艺谋已是37岁的“高龄”，在这之前，张艺谋还做过摄影师和演员。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张艺谋的学生生涯和职业生涯都颇具传奇色彩，本来张艺谋的梦想只是在工厂做一名摄影干事，但是随着高考恢复，张艺谋坎坷又幸运地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当年因为超龄，张艺谋差点和北电失之交臂，但是外表随和，内心执拗的张艺谋有着一股绝不服输的精神，他当时写信给某领导，最终被特招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与张艺谋同级的，还有第五代导演的另外一位杰出代表陈凯歌。
既是同学又是同事的陈凯歌，曾经在两个人合作《黄土地》时对张艺谋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后来张艺谋回忆起陈凯歌对他说的这句话时怡然自得，他认为这句话说出了他内心深处的“野性”。那种天然的，属于本性的，即便是再多文明措施也掩盖不住的“野性”。正是凭借着这股野性，张艺谋一步步从工厂工人、摄影师、北电大学生、电影摄影师、演员，来到了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导演职业上，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依然“心比天高”。并最终凭借《红高粱》，让人们见识到了“导演”张艺谋的电影能力和“电影野心”。
“我承认《红高粱》是个杂种，属于野路子，艺无定规、技无定法，电影怎么拍都有它的道理。对于自己的创作，我也不想限于一个固定的模式，评论界也不要对我们第五代只寄予一种期望。”关于红高粱这部作品，张艺谋如是说。
的确，之所以《红高粱》这部作品能够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很大一部分在于这部作品对电影语言的某种特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拿到这部影片的最终剧本时，原著小说的作者莫言在回忆起拿到定稿后剧本时的想法时说：“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做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从莫言的话语中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差距之大。而《红高粱》这部影片又表现得极为突出，其实在《红高粱》中，张艺谋很巧妙的略去了他不需要的细节，他所要表现给观众的，也并不在影片中所展现出的故事细节中。反之，《红高粱》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被张艺谋几乎精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与此同时，影片中随处充斥着的，是电影在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的配合下，传递给观众的那种充满原始荷尔蒙的野性和力量感。但是这种力量感，被张艺谋艺术化的掌控在了一个美感的范畴内。
这部影片在姜文充满力量和故事感的独白中开始：“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样的开头即让影片的故事充满了神秘感，又给了作者很大的创作空间。这句话总体上还依然带着文学创作的技巧，文学创作和电影创作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学创作是作者通过文字带着观众去想象，而电影创作则是导演通过全方位的语言将观众带入到那个富有想象的场景中去。
为了找到这个“富有想象”的场景，张艺谋可谓是煞费苦心，为了再现百亩野高粱，张艺谋带着剧组去莫言的老家高密种起了高粱。为了找到和电影中相符合的“我爷爷”、“我奶奶”的演员，他们又进行了海选。所有的演员一视同仁，唯一的标准是要看上去像影片中的角色。依这个标准而言，《红高粱》这部影片中最大的争议便是饰演“我奶奶”九儿的演员巩俐，因为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很多人认为巩俐的外观条件，并不符合大家心目中九儿的形象。这其中也包括电影的导演张艺谋，小说的原著作者莫言。
后来之所以选择巩俐饰演九儿这个角色，是因为在几次试镜后，巩俐表演出的那种感觉，和大家心目中的内在感受非常符合。最先被打动的还是导演张艺谋，在回忆选择起选角的过程时张艺谋这样评价巩俐：“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经过进一步接触，发现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张扬、夸张，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来。”所以在影片上映后，莫言自己也说：“我错了”。
而这也正是《红高粱》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在所有细节的精简之后，最直观的反映给观众的，就是那种民族的，原始的，充满萌动和“野性”的力量，特别是最后残阳似血的镜头中，姜文饰演的余占鳌雕塑般的造型，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执拗和不屈，展现了生命那种生生不息，与这个世界抗争到底的态度。
身为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对影片的色彩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红高粱》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大红色，无论是九儿回门途中，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穿的红棉袄，还是能够解千病百毒的红高粱酒，亦或者是影片结尾时满屏幕的血染残阳。而在这份红色之下，则是人烟罕至的十八里坡的空旷，青沙口百亩野高粱随风飘荡的辽阔。通过这些独特的电影语言，张艺谋直观的让观众感受到了文明之下的原始生命力。
这部影片除了视觉语言外，影片的配乐也选取的非常独特，特别富有原始的民族性，这些音乐都是以传统的民间曲调为主，而乐器则选用山东民间流传甚广的唢呐锣鼓，无论是影片开头时的颠轿，还是后来的祭酒神，以及男女主角红高粱地里富有仪式感的结合，张艺谋都配以极富“煽动性”的音乐，而被音乐所煽起的，正是观众发自心底的原始野性。
虽然影片中很多的场景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则的，例如男女主角的爱情，例如影片中各个人物的生存法则。但是张艺谋在对故事剥茧抽丝之后，仅以几个关键的场景，便唤起了观众深埋在灵魂深处的原始野性，让观众在银幕上那一抹红色狂欢中，抛洒着原始生命力的“红绣球”。在被银幕上色彩和富有“煽动性”音乐的牵动下，观众们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生命原动力。电影向来不是现实社会的行为指导，但是却是一面很好的人性镜子。从这点上看，《红高粱》这部影片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