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日记》第8集，借着孙豹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唐朝洛阳城里繁荣的宗教信仰情况。短短几十秒里动画中出现了四种宗教。
如图中所示，除了流传至今的佛道两家之外，还有两种不甚熟悉：一种在熊熊火焰中作法，神秘野性；一种崇拜十字标识，有鸽子飞过，显得肃穆庄严。
这两种宗教是什么呢？
1、“焚我残躯，熊熊圣火”
提到火焰，总令人想起《倚天屠龙记》里“六大派围攻光明顶”的壮烈一幕，明教中人在围攻之下或死或伤，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于是有了殉教的想法，他们聚在一起念诵本派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经文深沉，神情悲壮，颇为动人。这里的圣火似乎是明教十分重要的象征物。另外明教有“圣火令”，教众暗号也是火焰标识。那么这个“在熊熊火焰中作法”就是传说中的明教吗？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金庸先生的小说笔法，他在写明教的时候，其实和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宗教都有所区别。
修订版第十一章里，借张三丰的口介绍了“明教”的由来，原名是“摩尼教”：
张三丰于魔教的来历略有所闻，知道魔教所奉的大魔王叫做摩尼，教中人称之为“明尊 ”。该教于唐朝宪宗元和年间传入中土，当时称之“摩尼教”，又称“大云光明教”，教徒自称“明教”，旁人却称之为魔教。
可到了十九章，在明教教众说不得的嘴里，又变成了“祆教”：
说不得道：“小兄弟，我明教源于波斯国，唐时传至中土。当时称为祆教。唐皇在各处敕建大云光明寺，为我明教的寺院。我教教义是行善去恶，众生平等，若有金银财物，须当救济贫众，不茹荤酒，崇拜明尊。明尊即是火神，也即是善神。
先说祆教，又叫火祆教，音译的叫法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创始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公元前六世纪人。该教派主张宇宙间善恶相争，把火作为善神的代表来崇拜，所以又称为拜火教。另外太阳是光明之源，其余月星辰诸天体，都在崇拜之列。《旧唐书》卷一九八：“波斯国俗事天地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这句话是说波斯是祆教的大本营，崇拜祆教的国家都像玄奘赴印度取佛经一样，来到波斯进行学习。而祆教传入中国大约在北魏时期。《魏书》卷一零二《康国传》：“有胡律，置于祆祠。”这是最早的记载。《倚天屠龙记》中明教的“拜火”和祆教相似。
再说摩尼教（Manichaeism），创始人名叫摩尼（Mani），公元三世纪人。摩尼教吸收了祆教、基督教、佛教，甚至还有希腊灵智派的各种思想，将其他教派的圣人称作先知，而摩尼则是最后的先知。摩尼教并不拜火，宣扬“明”“暗”对立的思想，其实和祆教的善恶斗争非常相似。隋朝时，摩尼教传入中国。后来由于崇拜光明，摩尼寺称为光明寺，摩尼教也称作“明教”。《长安志》卷十：“怀远坊在东南隅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即此。摩尼教徒主张不祭祖先，男女平等，又提倡素食、不喝酒等等教律。所以，说不得口中的“行善去恶，不茹荤酒”其实更接近摩尼教的教义。
而到了《倚天》背景所处的元末，红巾起义军打出“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则更接近于白莲教、弥勒教等民间秘密信仰。
那个“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的明教，既有史实，亦有虚构。这是由于宗教传播史的复杂性造成，也是金庸先生故作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的技巧。
而至于《大理寺日记》的故事背景，在唐朝武后时期，这时候拜火而舞的，自然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火祆教了。孙豹拜庙结束之后，手腕上那个像印第安神鹰一样的信物，其实就是祆教的标识。
明朝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长安附近出土了一块古碑，上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了唐朝贞观年间传入中国的“大秦景教”的传奇故事：
景教的传入首先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太宗皇帝为远道而来的传教僧阿罗本修建了寺庙，让他安心翻译经文并奉旨传教。到了唐玄宗时，景教一度兴盛。由于景教徒治好了玄宗兄长的病症，玄宗皇帝投桃报李，派五位亲王参加了景教的礼拜活动。安史之乱，国力大损，玄宗的儿子肃宗还记得下诏书，重建被战乱损毁的景教寺庙。到了唐代宗时期，“每於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代宗皇帝竟过起了圣诞节，亲自赐香赐宴，可以说是与景教徒同乐。
碑文的传奇故事令当时明朝末年在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徒大为惊喜，他们发现这块古碑上记载的“景教”似乎就是基督教。譬如，《景教碑》开篇提到的“阿罗诃”，是把希伯来语的Eldhjm，或者叙利亚语的Eloha，借译为梵语的Arhat，是因为中国人更能接受佛教名词，而希伯来语或叙利亚语意为上帝。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基督教传入中国有这么久远的历史。一个新的宗教突然有“史”可依，传教的阻力大大降低。一时间，研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成为了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共同的兴趣。
其实，“大秦景教”和现代意义上的基督教略有区别。现代的基督教分为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彼此略有区别，此处不详述。需要注意的是此三派分野较晚，尤其是新教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才产生的。而所谓“大秦景教”，则是一个早在四世纪就由于政治、信仰等复杂原因被排斥出正统基督教会的异端——聂斯脱里派。聂斯脱里派在脱离正统基督教会之后，以叙利亚为大本营，最终成立了自己的教会，称为东方亚述教会。亚述教会不断向东发展，从罗马帝国传到了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地区，后来在9世纪传入了中国。
聂斯脱里派的东方教会虽然经历了与正统基督教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但毕竟是基督教的分支。基督教徒重视十字架。譬如景教碑在碑文上面有十字架安置于莲台和白云之上。后来出土的景教遗物中，大多含有十字架，包括鄂尔多斯出土的十字架徽章，北京出土的十字架大理石断片，河北房山出土的叙利亚文和十字架雕刻的大理石，江苏扬州出土的十字架墓石，福建泉州出土的戴十字架的肖像等等。
至于《大理寺日志》中拜十字架的画面，则很明显是对景教的描述。上述十字架遗物的出土，证明了景教曾在全国广泛传播。尤其在2006年，洛阳新出土了唐代景教石经幢，轰动一时。更是东都洛阳景教发展繁盛的实证。
太宗朝，由于与突厥的战争的胜利，唐朝的影响力直达西域各国，甚至远及波斯和阿拉伯地区。随着唐国家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外国使臣和商人开始络绎不绝。波斯在贞观年间（627-649）开始通使。东罗马（大秦，唐代称为拂菻）则据《旧唐书》记载，曾前后五次派来使臣。后来波斯被阿拉伯（两汉时称为“条支”，唐时称为“大食”）所灭，第三代哈里发于651年与中国通使。
随着中外政治、商业交流的加深，宗教的传播也开始繁荣。来自波斯的火祆教、摩尼教，来自东罗马的景教，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譬如《大理寺日记》中的阿里巴巴，就是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当时称为“回回”，伊斯兰教称作“回教”。
唐太宗对于宗教的态度是“兼容并蓄”。对于儒，他下诏尊奉孔子为“先圣”，崇敬儒学，令颜师古定《五经》，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对于道，由于道教尊“老君李耳”为教主，与大唐皇帝同姓。有胡人血统的唐朝皇室就公开宣称李耳为其先祖，推崇道教，将老君的神位置于其他教派之上。
对于外来的宗教，同样礼敬有加。譬如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经历五六百年的发展，至于鼎盛。太宗时，玄奘从长安出发，历经西域十六国，五年时间终于到了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Nalanda）。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并游历印度，遍访圣地的玄奘，在离开中国18年后终于返回长安。玄奘离开时，曾由于边关禁令，受到百般阻碍，但在回国时，却受到了唐太宗极高的礼遇。太宗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以示对玄奘取经、译经工作的支持。
对于其他宗教，譬如景教，如前文所述，阿罗本传教来时，也受到了太宗的礼遇接待，甚至派宰相房玄龄亲自郊迎。后来下旨在长安为阿罗本建造景教寺庙。《唐会要》记载太宗诏令：“所司即於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即是明证。景教、摩尼教、祆教，当时称为“三夷教”，寺庙称为“三夷寺”，都得到了政府的管理和保护。
正是在这样的宗教政策背景下，才有我们印象中兼容并蓄的大唐，也才有《大理寺日志》里那些有趣的细节——一个孙豹拜庙，短短数十秒，就包含了这么多历史故实，让我们得以管窥光怪陆离，又充满趣味的唐朝生活。
【作者】Willis李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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