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展开了一场谈判。
谈判期间，发生了一件插曲。
当时，英国态度强硬，一度要撤使、断交、宣战。可是，法国、俄国等西方列强对清朝表示支持，迫使英国回到了谈判桌。虽然最终英国还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从中国获得了大量利益，打开了中国西南边境大门，扩大了在华通商特权，但李鸿章据此认定：以“以夷制夷”是可行的。
从此，李鸿章就将“以夷制夷”作为自己开展外交时的重要手段。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打响。面对咄咄逼人的法国军队，清军奋勇反击，还在镇南关之役中击败了法军，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扭转了战局。法国总理儒尔·费里因此引咎辞职。
面对军事上、外交上的有利地位，李鸿章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主张“乘胜即收”，寻求英国的介入，希望“以夷制夷”，与法国签订和约。
1885年2月，李鸿章利用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关系，派遣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前往巴黎，参与谈判，并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签订了《巴黎协定书》，结束了中法战争。
法国在中法战争没有获得更大的利益。显而易见，李鸿章认为这是“以夷制夷”手段奏效的结果，而非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结果。此后，李鸿章频繁使用“以夷制夷”，当作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
1894年，日本与清朝进行决战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朝鲜半岛战云密布，一触即发。主持朝政大局的李鸿章，无心积极备战，一味避战求和，再次祭出了“以夷制夷”法宝。
李鸿章恳请美国、英国、俄国等西方列强介入，进行调停，让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兵。然而，美国、英国、俄国等西方列强只是在口头上对日本进行“谴责”，并无实际性的动作，使得日本有恃无恐，调停宣告失败。
就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批评：
“他（李鸿章）不懂国际上的政治形势；迷信个人说服本领；想依靠那套陈旧的以夷制夷政策。当俄国没有出面替中国斡旋时，李鸿章便转向英、美求助，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
其实，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差点成功了。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击沉了一艘满载清朝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李鸿章将这次事件，当作让英国介入战争的绝佳机会，第一时间召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向他通报了这件事情。
可是，英国经过反复权衡，放弃了介入战争的想法，裁定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由清朝政府向“高升”号的船东英国怡和公司支付赔偿。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此后，李鸿章还在做“以夷制夷”的美梦。他在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时，竟然想与日本联手，一起对抗西方列强：
“我国与贵国提携，共图进步，以与泰西日新月异之文化争衡，并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此乃两国之共同愿望。今虽一时交战，终不可不恢复和平，且冀更进而为亲睦之友邻。切望贵我两国将为东亚之两大强国，以与欧美持久对抗。换言之，不仅能改变今日之不幸，进而谋求两国友谊之加深。”
在外交经验极为丰富的伊藤博文面前，李鸿章的小把戏并没有什么用。日本另一个谈判代表陆奥宗光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彻底放弃了对日本的幻想，转而寻求拉拢沙俄。1896年，李鸿章出访沙俄期间，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在这份协议里，李鸿章不惜出让大量利益，换取沙俄帮助中国对抗日本。在《中俄密约》第一款就写明：
“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短短4年后，八国联军侵华就爆发了。在8个侵华的西方列强里，日本和沙俄军队赫然在列。他们几乎是手牵手地进入了北京。
李鸿章引以为自傲的“以夷制夷”手段，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除了闹出一个又一个笑话外，一无所获。
【参考资料：《清史稿》《中国近代史》《蹇蹇录》《剑桥中国晚清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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