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十米阳光
阳光最金贵的时间，大致是中秋前后至来年的清明谷雨吧。这段日子里，阳光疾速升值为奢侈之物。只是冬至过后，阳光虽也金贵，但天寒地冻，人都出不了门，只能隔着玻璃晒晒，那光照的质感、成色，自然也就差远了。闪过了年，惊蛰之后，一直到桃花盛开，人们走出户外，伸展开四肢，阳光再次金贵，直至炎暑袭来。
金贵的阳光，倘不去享用，那就太辜负老天的恩赐了。懂得珍惜，从不浪费的老人们，最是知道个中滋味。
小区里，高楼林立，中间区域很吝啬地留有一块较阔的空地。空地铺着漂亮的石板，也像模像样弄了些假山绿植。一入秋，太阳偏南，斜斜地从高楼之间的空隙射来一方阳光，这时，被阴影笼罩的空地上，便有一条白晃晃的太阳地儿，宽有十米多些，长则无限延伸，至假山绿植墙壁上。先是零零星星几个老人出现在那里。霜降一过，人便多了起来。只要晴天，每天都有十几位老人朝那太阳地儿集聚。他们或坐马扎板凳，或坐轮椅，或干脆就拿块纸箱片广告纸垫在屁股下。他们家长里短谈论些什么，有一搭无一搭的。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就是仰着脸（也有垂着头），闭着眼，睡去了一般。
这些个老人们，活像一群吮吸阳光的生物，靠着本能就能附着在阳光中。因为那片阳光不是固定的，它随着地球的运转，也在慢慢移动（但老人们不这样说，老人们都说是太阳在跑）所以他们屁股底下的马扎、板凳、轮椅、纸片，也不约而同地跟着阳光移动。整个移动过程，是那样的自然而悄然，说话没有停，打盹没有停，只是不知不觉间都挪动了位置，远远看去，好像是他们粘贴在了阳光上，阳光带着他们由西侧移到了东侧。很显然，他们已成了阳光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情状是极有限的。任凭太阳怎样的威力无比，也穿不透钢筋水泥。阳光终于被三十多层高的楼宇斩断阻挡了，那片阳光骤然变成了阴暗，老人们便无奈地各自散去。每当此刻，我便疑惑，是他们在追逐那十米的阳光，还是无尽的阴影驱赶着他们，直到把他们赶进促狭的鸡笼般的单元楼内？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明天还会不约而至（期盼明天还是没有雾霾的大晴天）。明天的这个时段，他们定会不时自发地集体挪动位置。他们本能地躲开那讨厌的阴影，尽量多吮吸温暖的光亮，不由得使我看到一个本该早就明白的事实：大凡贪恋阳光的人，一般都已或正在步入老年。年轻人是不在乎这些个不用花钱又取之不尽之物的。年轻人仗着充足过剩的荷尔蒙，宁肯沉湎于手机屏幕、幽暗的歌厅、朦胧的夜色，也不愿把时间耗费在阳光中。直到青春不在，暮年将至，才会意识到自己时日锐减，因此拼命要抓住一切时机吮吸阳光。也是直到力减体衰，骨松筋短，才会猛然发现身体里的钙透支太多，因此急需要这世间最廉价的阳光来补充。
如此的情景，当然是城市里或城市化所特有的，农村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同样的阳光，农民与城里人的感受有所不同。
农民珍惜阳光，主要表现在实际的生计上。麦子抽穗饱满以后，他们就盼着日头烈一些，好让麦粒早点成熟；粮食上了场、上了房，就盼着阳光足一些，好把粮食晒透入仓。
最烦愁的事，是收割前或正在晾晒粮食的档口，遇到了连阴天连夜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很多人吃不饱饭，生产队为了社员填饱肚子，大量种植产量高的红薯。人们为了便于储存，都把地里刨出来的红薯洗净，用专门的工具擦成片，于是家家的房顶上、河滩的卵石上、山坡的草地上，到处晾晒着白花花的红薯片。两天的暴晒，水汪汪的红薯片就会干透，开花似的翘起来。然后一片片捡回家，到吃时捣碎磨成面粉，或蒸窝头，或做面条（面条呈褐色，短而碎，特难吃）家里人口多，分红薯多，晒红薯片便也多。倘若红薯片没晒干，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全家老少就得放弃一切正在进行的工作，一齐奔向晾晒红薯片的地方。红薯片抢收到家里后，再次晾开，因此，地上、炕上、灶台上，一切能摆开的平面都晾着红薯片。若连续几天下雨，就不得不在炉火上架起烤床（一种烤尿布的大小如小饭桌的烤具，木制的），一批一批的烤。有时烤不完，红薯片发霉变烂，全家人就得吃那种很难下咽的霉味窝头。每每这个时候，愁得家人便哭，并骂狠心的老天爷，盼着太阳快快出来。
这些当然都是些特殊情况，一般来说，村里是最不缺少阳光的。庄稼地的地头儿就甭说了，院子里、街里，随便哪里都是阳光普照，人们也成堆成堆地聚在太阳地里闲聊。但与城里不同的是，村里人是为了聚堆而到的太阳地儿，城里人则是为太阳地才聚得堆。若城里人家里有太阳，定不会可怜巴巴下楼去蹭阳光，一定都关起门来自己享用了。
其实，前面说到的十米阳光的小区，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十多年前，那还是紧傍城市的大片土地，非常肥沃，一年四季生长各种蔬菜。很多人下地劳作，为了遮蔽阳光，还不忘戴顶草帽。后来，土地被人圈了起来，轰隆隆盖起高楼大厦，那些原本不稀罕阳光的戴草帽人，都住进了高楼，不久，便都贪恋起那十米的阳光来。（水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