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22日，旧历腊月三十。除夕之夜，周树人在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一股悲凉孤寂之气扑面而来，浸入骨髓，令人压抑窒息。
1912年5月6日，32岁的周树人离开绍兴北漂帝都，成为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他上午搬入绍兴会馆，下午乘骡车报到。不到一个星期他便发现，单位并无公事可办，每天上午九点上班，下午四点半下班，“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同事们聚在一起，“碌碌终日，无所用心”，除了唠嗑，就是扯淡。这虽然是古往今来“坐办公室”的常态，但是周树人很不习惯。他觉得这种日子无异慢性自杀，遂在上班期间“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1912年5月15日，好友范爱农来信，自述“生成傲骨，不肯钻营，又不善钻营”，处处受到排挤，希望周树人给他在北京找个工作。但是周树人初来乍到，自顾尚且不暇，哪有余力帮人啊。自己能来北京，还是许寿裳前忙后跑，加上跟蔡元培的老交情，方得如愿。早在唐朝时顾况就跟白居易说过，帝都米贵，白居不易。天子脚下寸土寸金，不是那么好混的。
1912年7月2日，教育总长蔡元培辞职。蔡元培是同盟会元老，因受袁世凯排挤，愤而辞职。蔡元培走后，周树人处境日渐困难。蔡元培之所以看重他，皆因他在美术领域造诣很深，有两把刷子，北大校徽便是蔡元培托他设计的，沿用至今（今日北大校徽是在鲁迅初始设计上略有改动但不大）。蔡元培对周树人颇多照顾，还给他安排了好几场美术演讲，蔡元培走后，周树人再去演讲，已然“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了。
此所谓人走茶凉是也。
1912年7月22日，大雨倾盆，天地晦暗，周树人撑着油纸伞走进许寿裳房间（许也住在绍兴会馆），一脸沉痛的说，范爱农死了，据说是淹死的，但我疑心他是自杀。写了三首悼亡诗，你看看。许寿裳看了，见其中一首甚佳：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1912年8月26日，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2月26日，教育部全体同仁同去总统府谒见袁世凯。袁世凯对教育事业漠不关心，除了反复说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内曾编辑教科书数种自我夸耀外，对于民国的新教育方针和宗旨毫无认识。一帮同事只好相视一笑。
1913年，袁世凯加快了称帝步伐，派出大量密探到处抓捕反袁之人，北京大小文官一律受到监视，像周树人这种光复会元老，更是重点照顾对象。鲁迅后来回忆，当时“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
文官们为了自保，纷纷给自己找了一种嗜好，以让袁世凯放心。重则嫖赌蓄妓（比如经界局局长蔡锷就经常出入八大胡同找小凤仙，当然这是袁世凯称帝之后的事），轻者把玩古董字画。周树人一不会嫖赌，二没钱买古玩，只好抄古书避祸。不管啥书，见书就抄，单是一部《嵇康集》，就不知抄过多少遍。嵇康因受到司马昭猜忌而被无辜冤杀，他对此深有感悟。
后来许寿裳回忆，自民二（1913年）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每天下班或者节假日，周树人除了伏案抄书，没有任何娱乐。有人问他，你抄这些干啥呢。他说，这就像吃鸦片，上了瘾而已。又有人问同一个问题，他又说，这就等于吃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吃鸡肋跟嗑瓜子一样，都是消磨时光的手段。
抄着抄着，他便成了字画鉴赏专家。许多人弄到一个东西，都要请他看一看。据一友季自求回忆：途中过一地摊，见画一轴，写释迦像甚奇，异于常画。一青面红发状貌狰狞之神乘一白马，两旁二神作护持状。青面神之顶际则群云缭绕，上有文佛，法相庄严。其创古拙，疑是明人手笔。问其价，亦不昂。乃见豫才（周树人本名），因具道之。豫才言，此当是喇嘛庙中物，断非明代之物。盖明以前佛像无作青面狰狞状者。余深叹服，遂不作购置之想。
1914年以后，周树人对佛经产生了浓厚兴趣，“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跟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他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周树人虽然读佛经，抄古书，过着苦行僧生活，但毕竟不是和尚。他正值壮年，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我们都是正常人，都知道单身狗解决欲望的方法，这种方法很伤人，小则怡情，大则伤身，强则魂飞烟灭。国学大师黄侃有个儿子，据他跟人说，便是撸死的（也有说得了肺结核死的，说法不一），跟《红楼梦》里贾瑞死法一样。所以有志青年都在用各种方法控制欲念，戒绝陋习，比如常凯申日记中，就有无数次戒撸的记述。
周树人的解决方法便是穿单衣，即使在寒冷的北京冬天，依然穿着一条单裤子。他对学生孙伏园说，一个人过着独身生活，决不能往安逸地方去想。我不仅不穿棉裤，就是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换。不是没钱换，而是不想换。床板也是硬木板，褥子也是薄褥子。孟子说，逸欲导致亡身，绝非一句空言。
由于周树人做事严谨负责，所以深得上司器重。教育部次长（即副部长）董恂士经常来到绍兴会馆造访，有时谈至深夜回不了家，便“宿于邑馆，以桌卧之”。周树人只有一张床，上司来了没地睡，只好睡桌子，他也不把床让给上司，不得不说一句霸气。董次长去世，周树人随了十块钱的礼。
1916年5月6日，周树人从绍兴会馆中的藤花馆移入补树书屋。之所以搬家，是为了清净。藤花馆环境嘈杂，赌博聚会的，喝酒撒泼的，大呼小叫的，引吭高歌的，扰的他睡不好觉，抄不好书。补树书屋是个独院，左右没有邻居，偏僻冷静，由于院中槐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一直空着。周树人住进来以后，便等于彻底与世隔绝了。
1916年10月30日，周树人接待了因神经错乱由山西逃来的大姨母之子阮久荪，将其送到医院看病，为其买足一月药品，请人送回绍兴老家。此人便是两年后鲁迅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原型。周作人后来回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狂人日记）来，否则是很不容易下笔的。
此可谓冥冥中自有天意。要是没遇到这个神经病，鲁迅能不能在日后英才辈出的文坛一炮打响，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从来没写过小说，每天就是抄魏碑，抄佛经，而且与世隔绝，缺素材。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凭空捏造，这叫无源之水，没有勃勃生气，没有“代入感”。试想，一个人写字连自己看下去都比吃屎还难，凭啥认为别人会吃（看）下去呢。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1916年11月30日，陈衡恪（陈寅恪之兄）送了周树人一方印章，文曰“俟堂”。“俟堂”是周树人给补树书屋起的名号，就是等死的意思。由此可见这段时间他的心境何等悲凉。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他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他大声指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实行“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文章尖锐地指出封建文化的积弊，展望世界文学趋势。
薄晓的曙光在云层中闪现，周树人出头的日子快要到了。
我们为什么要读鲁迅？抛开一切高大上的评价不谈，鲁迅文章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便是他异于常人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敏锐深刻的洞察力。《红楼梦》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鲁迅便是一位能让你“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名师。他的一生饱经沧桑，久历世事，他把所有感悟和理解毫不吝啬的写在诗歌中，散文中，小说中，杂文中，指引你前进的方向，照亮你奋斗的前程。读鲁迅书一卷，胜读他人书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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