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如何概定的？应该一切来路皆可追吧？
寄籍皇城下，谈笑今古间。俯仰共一笑，沧溟有余音。熟悉北京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几年前，围绕着北京地铁15号线首发站到底是该叫“清华东站”还是“北京林业大学站”的问题，两校学生在网上都费了不少口舌。虽说最后折衷各方意见，站名定为“清华东路西口站”，但这事还是足以给我们提个醒：地名这东西，有时还真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叫什么”这么简单的。
翻开我国数千年的地名演变史，有一些地名沿用到了今天，比如“河北”；有一些地名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比如“西域”；还有一些地名名称依旧，但所指范围早已不同，比如“山东”。
以山东为例，古籍中的“山东”与现代山东省是不一样的。战国乃至秦汉时代的“山东”指的是崤山与函谷关以东的区域，唐代的“山东”可能指的是太行山以东区域。“山东”的所指范围，大体上是不断缩小的。种种变化，既体现着时间的磨洗，也彰显着空间的位移。其中，另有一些地名，其内涵的演变，不仅蕴含数千年时空的变幻，更集经济、文化等多重意象于一体。
比如下面要说的——“江南”。早期的“江南”一词，既不是专指今天的长江下游一带，也跟“水乡”“繁华”这些意象没有任何关系。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印象中的“杏花春雨江南”，一开始并非是这般模样。
第一阶段：从“荆州”到“扬州”首先应当声明，全长数千里的长江，流域范围极其广大。从字面意义上讲，但凡符合“长江以南”这个条件的，都有资格被称作“江南”。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笔下，“江南”一词的指代范围，也各有不同。但至少有一点，学界业已达成共识：早期的“江南”，更多时候，指的是长江中游以南、南岭以北的这一区域，即今天的湖北中南部至湖南一带。典籍中的江南“魂归来兮，哀江南”——《楚辞·招魂》“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韩非子·初见秦》“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史记·货殖列传》这些句子中的“江南”，指的都是这一区域。甚至王莽时期将夷道县更名江南县，地点仍在这一区域。即以楚国故都江陵为中心，向南发散的地理单元，既是秦末三楚中“南楚”的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十三部州内“荆州”的主要区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荆楚之南”。而今天被我们称作“江南”的长江下游地区，此时还叫“江东”，归属“扬州”管内。
然而，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江南”与“江东”的概念，开始混同，而这种混同，是以长江以南政治中心的东移为背景的。自东吴、东晋至于南朝，南方政权皆以建业/建康（今天的南京）为政治中心，数百年的分裂，使得“江南”一词在当时的语境中，增加了“江南政权”这一层含义。而作为江南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以今天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常成为“江南”一词的指代对象。从此，下游开始取代中游，“扬州”逐渐压倒“荆州”。建康为南京在六朝时的名称，此为东晋建康城示意图。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六朝时期，长江中游的军事地位，一直极为重要。
第二阶段：长江下游的内部演化在从中游迁至下游以后，“江南”的具体范围，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在节度使林立的唐代中后期，江南东西两道，又被划分为不同节镇。江南西道衍生出湖南等节镇，其余仍称江西；江南东道则衍生出浙西、浙东、福建等节镇。节度使制度在唐玄宗统治期间基本形成，设“天宝十节度”（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等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而后来节度使权力的膨胀促进了唐末藩镇格局的形成，客观上加速了唐朝的灭亡。节度使由边防支柱成为藩镇之祸。
浙西一镇管辖今天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包括苏州、湖州、常州、杭州、润州（今镇江）、睦州（今建德）等地。浙东一镇管辖今天浙江东南部，包括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台州、温州、衢州、婺州（今金华）、处州（今丽水）。从唐朝白居易《忆江南》中的苏杭两地，再到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全部集中在浙西一镇。元和方镇图，右侧为浙西、浙东两镇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一岁或稔，而数郡忘饥”
自唐末五代到南宋，浙西、浙东两镇或分或合，总称“两浙”。这一地区，构成了两宋时期“江南”的核心区域，也总体符合我们今天认知中江南地区的范围。特别是在宋室南迁之后，“江南”再次成为江南政权的代称，《元史》所谓“至元十三年，平江南”者是也，而南宋统治核心在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地区，此时的“江南”，便常常与“两浙”互为表里。南宋形势图
明朝建立以后，对浙西进行了拆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直隶南京，其余杭、嘉、湖等地归浙江布政司管辖，正式奠定今天的江浙两省边界。清朝攻克南京后，废除其国都地位，在原直隶南京管辖的地区添设江南省，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之和，这也是“江南”一词，最后一次存在于官方行政区划之中。然而，明朝对浙西的拆分，不足以割裂“江南”各地的联系；清朝江南省的设立，也无法将长江以北纳入“江南”之中。明清语境中“江南”的核心范围，大致包括苏、松、常、镇、杭、嘉、湖、应天（江宁）以及后来从苏州分离出来的太仓直隶州。明代画家仇英仿绘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明代苏州城乡居民热闹的生活这八府一州，既有江苏，又有浙江，早已超越行政区划的隔离。而广义的“江南”，还包括安徽的徽州、浙江的绍兴、宁波等地，与今天“吴语区”的概念，多有重叠，具备独特的经济、文化象征意义了。吴语区的范围
第三阶段：成为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的象征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屈原获罪，放逐沅湘；贾谊遭忌，安置长沙。“江南”一词在指代长江中游一带时，常常是与“地广人稀”“尚未开发”“流放”“早夭”这些意象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到了唐代，贬谪永州的柳宗元，还留下了“永州之野产异蛇”的记载，其生活条件之艰苦，恐怕无须赘述。贾谊，西汉初期著名政论家、文学家，因受周勃、灌婴等人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他在长沙期间，因为不适应当地的低洼潮湿，常常暗自感伤，认为寿命不长。某一天，一只象征着不祥的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更令他伤感不已，于是写作《鵩鸟赋》来排遣心中忧愤。至于现在的“江南”，当时的“江东”，条件也难与北方相抗衡。但自从六朝政治中心转向长江下游之后，上到门阀士族，下至普通百姓，大量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进而促成了两个结果，一是经济的发展，二是文化的腾飞。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一条大运河，将江南的财赋源源不断运往关中；两朝科举制，免不了要考盛行南朝的骈体文。唐德宗时期藩镇作乱，攻破长安，朝廷流落汉中，全靠浙东浙西两镇的财赋沿运河送往汉中，唐朝的天下才得以延续了一百余年。韦庄在天下将乱之时，感叹“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钱镠割据两浙施政得当，以致“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如此高的“成材率”，使得朝廷中江南籍官员的数量居高不下，与原本雄厚的经济、文化积淀相结合，江南一地，便具备了足以撼动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们不难看出，“江南”一词的含义，完成了“三级跳”式的演变。从中游到下游，是“第一级跳”；从迁至下游到明确范围，是“第二级跳”；从明确范围到具备经济文化意象，是“第三级跳”。然而，从古到今，“江南”一词的具体指向范围，从来不曾真正明晰，与今天的“吴语区”“包邮区”等概念，也不完全重合。以至于人人都知道“江南”所指的地理区域，却无法精准划出“江南”的边界。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一些概念，却没有处处都给予其精准的定义，一如我们今天说话一般。推究“江南”一词的源流，多是拥有话语权的人，站在此岸眺望彼岸的结果。站在江陵的角度向对岸眺望，“江南”便指荆楚之南；站在北朝的角度向南方眺望，“江南”便指南朝腹心；站在全国的角度向发达地区眺望，“江南”便成了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碧波荡漾、草长莺飞的——“梦之彼岸”。各位读者朋友，您心中的“江南”，又在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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