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的沙俄军队
0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军队在东线与德军和奥匈帝国军队杀得昏天暗地，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俄国先后动员了1500万人，这个数字约占全国成年男子的一半（当时俄国总人口约为1.7亿）。
为了补充战场上所消耗的巨大人力，沙俄政府除了将俄罗斯族人送上战场外，还把目光投向了中亚地区的少数民族。
1916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命令，对库班、外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19-43岁的男子进行动员，征召他们开赴欧洲前线各战区充当劳力，修筑军事工事。
本来，根据沙俄法律，非俄罗斯族居民不服兵役。
然而，此次战争规模空前，沙俄政府不得不特殊问题特殊处理，突破法律征召少数民族。为了降低征兵阻力，沙俄政府承诺他们入伍后只修工事不打仗。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生活在中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维吾尔人以及东干人，以游牧为生，生性自由，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对沙俄政府认同感很低，向来认为自己没有为政府服兵役的义务，沙俄政府之前也尊重这一约定俗成的传统。
出乎沙俄政府意料，征召令一出，激起了中亚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激烈反抗。
起初，人们反抗的主要手段是冲进基层政府，销毁户籍，当时户籍是征兵的唯一文字依据，没有户籍就无法确定征兵对象。
沙俄政府连忙调集军队镇压，镇压又激起了更激烈的反抗，于是零星的动乱很快汇合成了一场遍及中亚各地的民族大起义。
官兵一旦完成现代化，农牧民起义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各路起义军虽然声势浩大，但终归不是沙俄军队的对手——起义被镇压了，无数村庄被夷为平地，几十万人惨死。
以起义的中心图尔盖省为例，1917年2月，沙俄军队攻陷了起义军的主要据点，杀死了20多万人，迫使该省30多万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逃亡他乡。
中亚地区的沙俄军队
中国新疆毗邻中亚，边境线长达数千里，在沙俄军队的疯狂镇压和凶猛追击下，成千上万的中亚难民扶老携幼，涌入新疆。
据统计，1916-1919年涌入新疆的俄国难民累计总数达30余万人，难民为了生存，强占牧场，盗窃财产，所到之处，风声鹤唳，各地方苦不堪言，整个新疆处于风雨飘摇中。
02
1917年前后，中国处于北洋政府时代，虽然有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以及护法战争的震荡，但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尚未开启，政局相对比较平稳。
虽然如此，新疆与内地远隔几千里，北洋政府对新疆鞭长莫及，处理俄国难民的重任，就落在了新疆最高长官杨增新的肩上。
相关地理位置
杨增新是云南蒙自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被分配到甘肃中卫县（今属宁夏）当知县，此人内政指数很高，在任上大力发展生产、妥善处理民族矛盾，政绩斐然，引起了陕甘总督和新疆巡抚的注意。
在大佬的保荐下，1908年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太后召见了杨增新，杨增新慷慨陈词，表达了经略边疆的大志，慈禧太后壮之，任命他为新疆阿克苏道尹。
杨增新是太后器重的人，又很有能力，新疆巡抚袁大化对他极为倚重。1912年辛亥革命的冲击波传到新疆，巡抚袁大化无力控制局势，跑路前，他保荐手握兵权的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1912年5月，大总统袁世凯正式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军政一手抓，由此开启了杨增新对新疆长达16年的统治。
巧合的是，杨增新对新疆的统治时间，大致上与北洋政府对中国的统治时间相重合——1928年6月，北洋末代霸主张作霖被炸身亡，北伐军进入北京，青天白日旗取代五色旗，7月1日，杨增新宣布新疆改旗易帜，6天后被刺杀。
杨增新
新疆天高皇帝远，杨增新有很大的自主权，基本上等于土皇帝，他对内地军阀混战采取不介入的方针，对中央政府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态度，对新疆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实现了保境安民的目标。
言归正传，再说俄国难民。
成千上万的俄国难民涌入新疆，其中不少人携带武器，危险性很大，而且游牧民逐水草而居，进来后必定与中国牧民争夺草地水源，还有大量游兵散勇，四处流窜，给各地方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此外，俄国难民问题涉及外交，处理不慎，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给俄国图谋新疆制造可乘之机。
反观新疆方面，搞的是“无为而治”的小政府，总兵力才1万人，既要防守八九千里的边境线，又要维持新疆广袤领土内的治安，杨增新压力不可谓不大！
杨增新与外国人
03
杨增新不愧是久经考验的边臣，处理外交问题举重若轻。
俄国难民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与沙俄政府交涉，防止沙俄搞事情，二是安置、遣返难民。
1916年9月，俄国驻伊犁领事柏罗典通报新疆当局，称俄军将大举进剿哈萨克人暴动，到时候这些人一定会流窜到中国，请中国军队严防边境。
中国交涉人员同意了，但要求俄国承认中国对流窜进来的俄国难民有处置权。
柏罗典大手一挥：此等乱民，任自由处置！
此时，杨增新留了一个心眼，他指示交涉人员：这个事情要走外交程序，双方要有正式公文往来，以备查询。
杨增新是这样考虑的：俄国人诡诈，口头承诺不足为信，事后万一他们不承认，说我们迫害俄国难民，借机发难怎么办？
就这样，杨增新争取到了自由处理俄国难民的主动权。
俄国难民入境，根源是沙俄政府的镇压和迫害，如果不解决根源问题，今天遣返一批，明天又会涌进一批，反反复复，永无宁日。
因此，杨增新指示各地方官与当地俄国领事交涉，请他们转呈沙俄政府，赦免参与起义的人，他还多次致电北京，请求中央政府与俄国驻华公使交涉。
1915年演奏乐器的南疆女子
1916年11月，沙俄政府颁布《哈民遵守条例》，有条件地赦免了哈萨克人。只不过赦免条件很高，效果不大。
对俄交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制止俄国军队越境追剿。
1916年10月，沙俄大军追到边境，要求中国方面将窜入境内的哈萨克人打死，或者交给他们处理，杨增新回复：以世界人道主义而论，中国不能将几万哈萨克难民交给俄军处死。
俄军盛气凌人，要求中国方面将难民掳走的俄国人口、牲畜、枪支以及“匪首”交出，否则就越界武力进剿。
这些要求都是坑，让难民交出牲口、枪支，就是逼他们去死，一旦他们狗急跳墙，受伤的还是中国，而掳走的俄国人口和“匪首”说法太笼统，今天说这个是“匪首”，明天说那个是被掳走的俄国人，如果答应一次，后面无休无止。
而俄军一旦进入新疆进剿，请神容易送神难，后果极其严重。
杨增新顶住压力，据理力争，驳斥了俄国人的要求，坚决拒绝俄军越境，他还致电中央说明情况，表示此事“万难允许”，请外交部与俄国公使严重交涉。
最终，外交部驳回了俄国的无理要求。
杨增新的交涉策略，成功避免了边境冲突和引狼入室，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1915年新疆男子
04
对俄交涉只是其一，另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处置入境难民。
难民固然值得同情，但从维护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不能任其窜入，冲击本地秩序。
杨增新的第一个举措是对入境者严加堵截，已入境者和平驱逐。
难民入境，无非是死中求生，没有侵扰中国的意图，因此，能堵回去的就堵回去，窜进来的，也不用过分逼迫，能和平驱逐的就和平驱逐。这也是最常规的办法。
当然，很多难民担心回国被报复，而且他们逃难而来，生活无着落，境遇很悲惨。以柯尔克孜难民为例，他们表示与其回去死于俄国人之手，不如死在中国，尚且能死而瞑目，“哭号之声震于四野”。
对于死活不肯走的人，杨增新下令安抚救济。
对难民占据草场、偷盗树木等违法行为，杨增新也很宽容，没有追究他们。他认为，难民之所以犯法，是因为牲畜没有草料、做饭没有燃料，情有可原，这与当年他们依仗国势侵扰我们不同，不必派军队镇压。
杨增新算的是大账，他军队太少，无力对付数量庞大的武装难民，一旦战败，不仅丢失所有本钱，还会损害国威，置新疆于无政府状态，后果不堪设想。
1915年新疆和田地区的士兵
如果不救济，难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四处抢劫，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救济花费。
当然，安抚救济是暂时的，难民归根到底还是要送走的。杨增新的第三个举措是为回国难民提供各种便利，筹集粮草卖给难民，以免他们在路上饿死，所到之处大开绿灯，妥善处理难民的要求。
到1919年，进入中国的难民基本遣返完毕，也有不少难民死活不回去，最后杨增新为他们办理了中国国籍。
事情了到这里还没完——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原沙俄政府不复存在，红军和白军在广袤的俄国领土上激烈搏杀，残酷的内战造成了无数溃兵和难民。
据国联统计的数据，1917年10月后，有116万人离开俄国，1920-1925年期间，苏俄领土之外约有1000万名俄国难民。国联在日内瓦设立难民事务办事处，处理俄国难民问题。
自然，不少白俄溃兵和难民涌入了新疆。
有了上次的经验，杨增新处理问题起来得心应手。
杨增新晚年
他坚决制止苏俄红军越境进剿白军的要求，也拒绝了白军利用新疆反攻红军的要求，在战争中严守中立，同时派兵收缴了白俄溃兵（溃兵人数不多，多为几十人或几百人的小股部队）的武器，妥善安置难民，对于顽抗的白军，杨增新使用分化瓦解和武力镇压相结合，一一予以解决。
1922年前后，新疆的溃兵和难民问题才基本解决完毕。
05
与“新疆王”杨增新的遭遇类似，“东北王”张作霖也面临俄国难民问题。
不同的是，东北涌入俄国难民，主要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
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节节胜利，原沙俄时代的贵族、政府官员以及资本家、地主、知识分子等，害怕无产阶级的铁拳，纷纷逃往外国。
俄国贵族逃亡
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转中东铁路，来到了俄国东部滨海地区和中国东北，伴随难民而来的，还有大量白俄溃兵。
1919年春，红军和白军在远东激战，东北边境动荡不安。年底，白俄军队节节败退，溃兵难民不顾中国地方政府的阻止，沿中东铁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不时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
1921年，国联要求中国调查新疆、东北等地的俄国溃兵难民情况，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给中央政府回电称：俄侨在奉天省（今辽宁）不多，但吉林、黑龙江边境以及哈尔滨等处俄侨不少，如果他们服从我国法律，可以让他们居住，至于如何处理，听中央主持办理。
1923年，东北地区绥芬、满洲里、延吉、长春以及呼伦贝尔各地，到处都有俄国难民的踪迹，哈尔滨、中东铁路沿线人数尤其多。
哈尔滨街头的俄国妇女
俄国败兵难民的具体人数至今无法统计，但几万人是有的，仅1920年满海各站就有21000俄国士兵。
相比杨增新，张作霖的实力大得多，处理难民问题也更强硬。
白俄军队进入东北后，军官和士兵必须解除武装，武器编号存放，私人财物清点封存，人员给予衣食，保证基本生活，但要接受严密监视。
对难民中的老弱妇孺分别妥善安置。为此，东北当局设置收容所和救济工厂，收容和招揽难民做工，同时还帮助他们自谋生计或安排工作，解决难民的生活问题。
另一方面，张作霖也和苏俄方面多次交涉，要求苏俄承诺不再迫害逃亡难民，得到肯定答复后，将自愿回国的难民遣返。
随着白俄彻底失败，苏俄内战平息，大部分难民陆续回国，滞留在东北的俄国难民，一部分聚集于中东铁路特别区，长期居住了下来，一部分南下上海谋生，开启了另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旧上海白俄女人
俄国败兵和难民涌入中国，引发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张宗昌麾下的白俄雇佣军，军阀混战中经常出现的装甲列车，上海风月场所的白俄女人，上海人餐桌上的罗宋汤、色拉、炸猪排等等。
06
俄国难民涌入中国期间，中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承担了几十万难民的衣食住行费用，并尽可能提供医疗服务，使难民的基本生存得到了保障。
为此，中国方面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几十万难民人吃马嚼，一天下来，至少要上百万斤粮食和几百万斤柴草，其它另算，这样的花费对一个农业国的地方政府而言，压力不言而喻。
以黑龙江省为例，仅1923年底，该省就垫付了91万大洋和1.7万金卢布，用于救助难民。
俄国难民从新疆经内地各省转道东北回国，各省均需出资救助难民，并尽可能提供方便，贫困的甘肃省借挪盐税，东拼西凑挤出了3万大洋，为俄国难民提供车旅费。
当时，国联曾提议各国把欠俄国的钱，用作救济款项，中国因《辛丑条约》也欠俄国的钱，本可以抵消部分债务。但中国代表认为“慈善事业牵扯国际债务多有不妥”，拒绝了。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对比俄国人的那些所作所为，中国够对得起他们了！
【参考资料】
《试论民国时期俄属中亚难民迁入新疆事件》
《俄国难民窜扰新疆始末》
《中华民国史·杨增新传》
《北洋政府就俄国溃兵难民入华的危机应对（1918-1924）》
《弗里德约夫·南森与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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