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梗概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辆装有东芝电气公司府中工厂员工的奖金约3亿日元(2亿9430万7500日元,约合1700万人民币)的运钞车,被一名骑白色警用摩托的嫌犯抢走。

日本历史上最大疑案(日本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犯罪案之著名的)(1)

这起案件有“有乐町三亿日元事件”、“府中三亿日元事件”等名字,统称为“三亿日元盗窃事件”。3亿日元约合1700万人民币,跟当时的物价相比,也是迄今为止日本历史上被盗数额最高的一起盗窃案件。

后来警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数亿日元,也未能破案。这起案件也成为了“日本警方最不想面对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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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经过

1968年12月6日,日本信托银行(后来的三菱UFJ信托银行)的国分寺分行行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中写道:7日下午5点之前,如果不让一名女银行职员把300万日元现金带到指定的地点,就炸毁分行长的家。

当天,警方派出约50名警察埋伏在分行长家的周围,但嫌犯始终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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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图(与本文无关)

4天后的12月10日,上午9点30分左右,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行(现已不存在)向东芝电气(现在的东芝)府中工厂运送装有工厂员工奖金的3亿日元(2亿9430万7500日元)现金,这些现金被装在了三个铝制保险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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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运钞车(车型为CEDRIC,是日产在1960年上市的一款高级轿车)行驶到了府中监狱后面的府中市荣町的学园路上时,嫌疑人乔装成一名警察,当时穿着警用骑士服,骑着一辆伪装的白色警用摩托车。当时用来遮盖摩托车的罩子还拖在后面,就这样急行并追上运钞车,挡在了车前面。

运钞车司机停下车后,打开车窗询问:“怎么了?”

作案人称:“巢鸭警察署接到紧急联络,说你们银行巢鸭分行的行长家被放置了炸弹,这辆车上也有问题,我要检查一下!”。说完就开始确认运钞车的车身下面。

由于4天前确实收到了一封威胁信,信上也写道要炸毁分行长家。银行职员们当时满脑子都是恐吓信的事,于是便信以为真。这时,作案人潜入运钞车的车底,假装寻找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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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趁人不备点燃了随身携带的烟雾筒,并大喊道:“要爆炸了,赶紧逃!”。然后作案人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驾驶着运钞车迅速逃走,消失在道路的尽头。现场只剩下了那辆白色警用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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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银行职员们天真地以为“警察”为了大家的安危、远离炸弹,才让大家从运钞车上撤离,还夸赞“警官真是个勇敢的人”。

但等路上残留的烟雾筒熄灭后,对摩托车比较熟悉的运钞车司机发现白色的警用摩托车是假的。

随后警方很快就查明了“警察”是冒牌货,现场也并非炸弹爆炸事件,而是发生了现金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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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50分,警方紧急在除伊豆、小笠原群岛以外的东京都全区实施了部署。恰巧这一天是警方一年一度的年底特别警戒的第一天,警方的警力都分散部署在市内各个重要场所,也没预料到嫌疑人会中途换车,最终一无所获!


作案前的大量铺垫工作

在“三亿日元事件”发生之前,从1968年4月25日到1968年8月22日期间,多摩农业协会接连收到关于索取现金、纵火威胁和炸弹威胁的恐吓信、恐吓电话以及恐吓涂鸦,共计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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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中,银行收到恐吓信的日期正好是东芝电气的发薪日。恐吓信的字迹也与12月6日发给日本信托银行的恐吓信的字迹相同。因此警方将多摩农协的恐吓事件、日本信托银行恐吓信事件和“三亿日元盗窃事件”认定为同一案犯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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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恐吓信的内容中,警方还确认到此案件好像与6月16日发生在国铁横须贺线大船站的电车爆炸事件有一丝联系,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总之,可以判断嫌疑人在实施作案之前,做了大量细致的铺垫工作。


目击者证言

案发前不久,有关伪造的白色警用摩托车的目击证言纷至沓来。

11月下旬早上8点左右,有人在府中市的市道上看到一辆蓝色摩托车。

12月1日深夜。在京王线高幡不动站附近,有人目击到一辆反方向停放着的蓝色摩托车。

而上面目击到的两辆车的车牌4位数和被盗的白色摩托车一致。

另外,12月9日晚上8点40分,有目击者称曾在府中市的十字路口与一辆速度忽快忽慢行驶着、座位稍高些的白色摩托车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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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发前的第三现场,有人目击到了被盖上罩子的白色摩托车。

案发10分钟前的9点20分:一名家庭主妇曾看到一辆白色摩托车好像在等待什么。

案发前30分钟的9点左右:有4个人目击到在距离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店50米的空地上,有一个穿着雨衣偷窥银行进出的可疑男子。据这4位目击者称,该男子身高165cm到170厘米、30岁左右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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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现场,除了4名银行职员外,还有府中监狱的职员、附近的航空自卫队员等目击证人。但是这些目击者的证言都很模糊。

在第二现场附近,一位过马路的妇女曾被快速行驶的车溅到泥水,该妇女发现此车就是被盗的运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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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国分寺市的一家人驾乘的汽车曾与一个野蛮行驶的深蓝色花冠发生碰撞事故,花冠车以飞快的速度消失在了街道上。

这家人目击到花冠车的司机是一个无帽的年轻长发男子,穿着黑色的衣服,没有看到铝合金行李箱。虽然没有看到车牌号,从可疑的驾驶方式和深藏青色花冠车的目击证言来看,可以确定是犯人乘坐的花冠系列的“多摩五郎”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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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东京都杉并区内的检查站,曾查扣到一辆装有“银色行李箱的灰色厢式货车”,但被闯过去了。据说这是最后一次目睹犯人的踪迹。从此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全无。


嫌疑人及其画像

警方根据目击者的证言和模拟的画像开展了大量的搜查。12月21日,模拟画像被公布出来。该画像是听取了四名银行职员的证词,他们称嫌犯与立川组的少年S(说明1)极为相似。愚蠢的日本警方于是便直接武断地用上了少年S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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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立川组是由在立川市内从事偷盗车辆的不良少年组成的团体。少年S是立川组内一个头目,事发当时19岁。而且少年S的父亲当时是警察,交通机动队的中队长。结果被当成了嫌疑人的这个警察的儿子·少年S,在事发后的第5天晚上,服用氰酸化合物自杀了。

当时的搜查本部依据四名银行职员的证词,以刑事犯罪为由,进入少年S的家里,让这四人对其进行指认。这四人均称少年S“像嫌犯”、“很像嫌犯”。

但是四名职员在接受银行内部的质询时,又与警察询问时的证词有偏差。因为四人为了逃避责任,都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看清嫌疑人。

此外,警方在听取这四名银行职员的证词时,并没有采取单独询问的方式,而是将四人放在同一房间内收集证言,这就导致了“证言的串供”,也是警方工作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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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1年,警方认为嫌疑人即使和模拟画像不一样也没关系,对调查方向进行了更改。存在问题的模拟画像在1974年被正式弃用。


最终,日本警方将这起案件定性为“现金盗窃案”,而非“抢劫案”。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50条中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到1975年12月10日,此案已经过了7年的追诉期,成为一起悬而未决的刑事案件。真相也永远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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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也成为日本犯罪史上数一数二的著名案件,也称为“剧场型案件”、“完全犯罪”(相当于完美犯罪的意思)。虽然未能破案,但给很多影视作品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不知是日本警方无能还是嫌疑人手段高明,这起重大刑事案件最后变成了一出肥皂剧。不过,日本警方的无能通过这起案件也更加坐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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