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还是一位特别值得我们纪念的科学家的生日。他就是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杨锺健先生（1897.6.1~1979.1.15）。昨天，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6月1日晚上的“博士有话说”活动报名者远不如以前，我听到以后心里很沮丧。这一期我们要做的主题是“大丈夫只能向前——纪念杨锺健先生诞辰120周年”。
“博士有话说”是由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主办，由我主要参与的一个脱口秀节目。举办三年来，从最开始由我单人单讲，转变为有杨毅、高源、张小蜂等多位博物达人共同参与表演的形式，后来又改版升级为邀请博物学、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博士共同讨论一个科学话题的形式。在举办的二十多期的活动中，只有一期报名最火爆，就是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袁硕作为嘉宾的一期。当时的情况绝对是“手慢无”，几分钟之内就报满。我想原因很简单，“河森堡”太有名了，人长得帅，讲得又有意思，当然应该受到热烈欢迎，这个大概就是名人效应吧。而我们要做的这一期，关于杨锺健先生，请来的都是耄耋之年的老学究，或是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也许这样的内容或嘉宾不足以吸引人，所以报名者寥寥？难道没有人知道杨锺健先生吗？难道没有人喜欢来现场瞅一瞅老科学家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纪念活动做错了，还是我已经与这个时代脱节？抑或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首先，我先说一下杨先生名字里的“锺”字，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写成这样。现在，按照2013年颁布的最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把锺、堃、昇、喆等很多用于名字的汉字，都列入字表，成为规范的简化字，或者把一些繁体字接受为通用规范字。这些字也已收入《新华字典》。所以，杨先生的名字应该写为“杨锺健”，这种情况与钱锺书、锺叔河等人名字中的“锺”是同样的情况。
杨锺健先生的名气主要在学术界，先生在恐龙研究、古爬行动物、古哺乳动物的研究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人，被誉为“中国恐龙之父”，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今天有这么多人，特别是孩子们喜欢恐龙，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恐龙研究的第一人是谁。是杨先生的工作，让国人了解到中国有众多的恐龙化石，也是杨先生热爱的科普事业，让更多的公众通过科普文章、博物馆，熟悉恐龙以及其他古生物。
杨锺健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至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8年，受翁文灏先生之邀回国，并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的发掘，之后才有的裴文中先生、贾兰坡先生等人对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之后，他与德日进、裴文中、卞美年等人对我国多地的地层和化石进行调查和采集，划分红色土地层、提出山旺统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在抗战时期，杨锺健先生转至重庆、四川工作，并前往西部省份进行野外工作，即考古学人讲的“田野调查”。后来，杨先生撰写的著名的科考游记《西北的剖面》、《抗战中看河山》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就的。
解放前，杨锺健先生便担任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的理事长，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还担任过西北大学校长。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古生物研究为同行所折服，1948年即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当时的这一批院士可谓中国学术领域最权威的领袖级人物，地学界只有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朱家骅、杨锺健、谢家荣、黄汲清等七人。杨先生则是唯一一位主攻古生物学研究的地质学家。杨先生的威妥玛氏拼音为Chung Chien Young，常简写为C. C. Young，这个简写在西方同行中的名气更大，搞古生物的一提C. C. Young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杨锺健先生的介绍和照片一直悬挂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这也是唯一的中国人出现在该博物馆内，得到西方博物学界的认可和纪念。
杨锺健先生的很多思想拿到今天有无比巨大的现实意义——先生最早积极倡导建立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期间便参与工作，后由于历史原因，最终成立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先生为首任馆长。但今日，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级的自然博物馆，就不会有生物分类学、古生物研究的大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博物学，这关系到国家、社会、民族的未来。
今天我们熟知的很多名词、提法，也都与杨先生有关。比如，上边说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他就多次在会议、报告中提出，在博物馆内要搞“四史”，即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和人类起源史，因此博物馆的名称要符合实际，应该叫做“自然历史博物馆”。杨先生还强调，博物馆不是展览馆，一定要十分重视后台工作，壮大科研力量。他曾经对时任北京自然博物馆书记、副馆长的张问松说过：“没有强大的后台，前台就搞不好。后台与前台之比要大十倍。”
“爬行动物”这个名词已经家喻户晓，但在我国古代乃至解放初期，国人都叫“爬虫”“爬虫类”。据著名科普作家刘后一先生回忆，他当时请杨先生审校《脊椎动物学》译稿的时候，提出把“爬虫”改为“爬行动物”，得到了杨先生的大力支持，之后所有专业书籍都改称“爬行动物”，沿用至今。
再比如，我们今天知道的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或“直立人北京种”，原先刚发现头盖骨的时候都叫“中国猿人”或“北京猿人”，这一称呼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来杨先生指出该物种既然都已经是人科人属了，“五十万年以前，人类早就成长起来了，为什么还叫‘猿’呢？”后来，也是按照杨先生的意见删除了“猿”字。
杨锺健先生在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期间，更是特别关心科普事业的发展。他很早便提出，科学家在完成一篇论文的同时应该完成一篇科普文章。杨先生这一构想，是充分认识到科研与科普之间的紧密关系和重要性才给科技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先生非常重视科普工作，不仅在自然博物馆馆长职位上践行自己的科普理念，自己还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科考游记、散文等等。
今天我们当应好好纪念杨锺健先生，杨先生有很多思想、品德、言行值得我们了解与弘扬。杨先生曾经给我们指明的很多方向，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目标。未来的工作需要新的一代年轻人去继承，这更需要我们去了解杨锺健先生，了解他和当年的那些科学家、学者所作的贡献，了解那段历史。正所谓，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杨锺健先生的呐喊——“大丈夫只能向前”，对我们今天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在博物馆事业、科普事业、博物学事业、分类学事业等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不少困难和困惑，但杨先生给了我们一点儿不怕阻挠、敢于直面的勇气！大家须努力！
张劲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高级工程师，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人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
本文照片版权归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