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庶 砍柴书院专栏作者
编辑/月伴星河
他是继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以来的第五位斩获“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作家。
现如今，5位陕西作家一起凑成了这样一幅茅奖场景——在《平凡的世界》里，有一位《少年天子》，他站在《白鹿原》的戏台上，吼一声《秦腔》，演一回《主角》。
陈彦是第五位凭借《主角》获奖的作家。
很多人不解：“陈彦，你怎么总为‘城市草根阶层’立传。”
陈彦一怔：
“我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我的写作就尽量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他们居住在这个城市最破烂、最肮脏的地方，他们是清扫马路、建设高楼、疏通管道的“工程师”，这个城市离不开他们，又拒绝他们，他们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挣扎努力。
陈彦熟悉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他认为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欢喜着他们的欢喜，忧伤着他们的忧伤。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因为陈彦，那些卑微如蝼蚁的人在文字里被照亮。”
1963年，陈彦出生于陕西镇安县的大山里，那里以前被叫做“钟南奥区”，是钟南山里神秘而又不为人知的地方。
父亲是公社干部，母亲是教师。
这位干部子弟的童年并不舒坦，他总是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转移一个又一个公社。
不便利的交通，让他烦恼每次在换新地方，距离又远。其实，现在看来，也就是在方圆二三百公里的地方兜圈子。
上学，整班级住生产队劳动，吃大锅饭，睡大通铺，割麦子，点洋芋，搞泥塑。最有意思的是赶十几里路去看戏。
从小在黄土坡上跑大，在秦腔里泡大。
童年生活环境的多变，对陈彦来说，比同龄人多记住了一些山民形象。这些山民形象，成了他日后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形。
27岁那年，陈彦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在这里一呆就是23年，从普通编剧到团长，再到院长。
陈彦和戏剧的缘分越结越深。
90年代末，传统戏剧受到冲击，引领整个舞台的是白领、别墅、暴发的女老板、甚至是傍大款的小蜜。
陈彦当时捧着自己的剧作初稿《迟开的玫瑰》进京求教。
该剧作在京城的座谈会上，所获投票寥寥无几。
有人甚至讥讽他保守、落伍。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有谁会为这样过时的戏曲主题动心？
对于这样一部注目城市平民心灵历程的作品，责难和质疑竟然多于赞美。
受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等陕西作家的影响，忧患和苦难意识，贯穿他的创作始终。
《迟开的玫瑰》初稿传到了文艺评论家康式昭手里，他捧着剧本，看完后，激动之余，情不自禁地在剧本末页写下几句话：“此剧是全国近年来现代戏剧创作之罕见。”
陈忠实看了《迟开的玫瑰》，他一边拭泪一边说：“乔雪梅的精神，是各民族共通的的东西，是各民族都有的‘大姐精神’。”
他们的认可给了陈彦莫大的信心。
终于在两年后，《迟开的玫瑰》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迎来了首演。其中一名学生当场泣不成声，随即拨通了远在家乡妈妈的电话，妈妈还以为他遇到什么事了，他说:“谢谢妈妈，我能上大学真是太幸运了。”
《迟开的玫瑰》从西安到京城，从北到南，从圈内到社会各界，从老戏迷到大学生，观众越过地方戏的语言障碍，越过年龄、知识背景、文化观念、审美鸿沟，在观赏中唏嘘啜泣、泪如雨下。
陈彦笔下的“小人物”总能触动城市最敏感的神经。
《西京故事》是戏剧家陈彦向小说家转型的一个“热身”，《西京故事》里的罗天福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罗天福，一名小学民办教师，为了儿女上大学，他辞去了工作，在西京城里租住在城中村，靠打饼卖饼为生，供孩子上大学。
贾平凹诧异地说：“读《西京故事》，仿佛置身于一片苍茫的山上，山上有草有木，草木中有飞禽走兽，山中有沟有水，沟水里有鱼虫花卉。”
之所以能这么深情饱满，陈彦眼含泪水：“我就是从底层来的，我知道普通人奋斗的不易。”
正如贾平凹说：“写作说到底是在写自己。”
陈彦的主角从来不是什么高大全的偶像，也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英雄。
是整个现实生活的缩影，不完美，有残缺，可悲可叹，也可歌可泣。
如果说《西京故事》是陈彦从戏剧家向小说家转型的“热身”，那《装台》就是他跻身当代实力派小说家行列的“大动作”，也凸现了他为小人物“描形造影”的独特。
在戏剧研究院工作期间，陈彦要带着剧团去演出。装台是演出的第一个环节。
这些装台工，好几米的铁架子扛起来安装好，几十斤重的灯箱，一个个抬上梯子，安装在架子上。
整个演出离不开他们，他们却是演出环节上最被忽视的人群。
用顺子的话说：“忙得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
收入不高，累了，困了，就和着衣服睡在架子底下。
有个装台工，没有任何职位，每次装完台，领完钱，他就请跟一起装台的兄弟们吃饭，给他们分钱，兄弟们也敬他如英雄。
陈彦便忍不住要为他们立传。
于是便有了《装台》。
《装台》不仅获得了“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同时被拍成电视剧，由张嘉译和闫妮两位腕儿联袂主演，很多网友都赶去徐家庄观看拍摄，张嘉译饰演的刁顺子，骑着三轮车在徐家庄穿梭的身影一时红遍抖音。
作家刘震云评价说:“写戏剧的就是戏多，把一个陌生的行当里的一群人，写的九曲回肠。”
其中，刁顺子的妻子蔡素芬在踩地上的蚂蚁，顺子看见了，立即制止说：“别踩。”然后用扫帚把它们轻轻扫进灰斗里，拿到蚂蚁队伍前，轻轻倒了进去。素芬笑他吃斋念佛人一样，他说：“哎，都可怜，还不都是为一口吃的，在世上奔命哩。”
顺子的言行，让人感到扎心。世情苦涩，众生在人世间的奋斗和挣扎，多苦多难。
陈彦笔下的刁顺子身处底层，贫困不堪，心中始终有灭不掉的灯火。在他的内心深处，住着一个圣徒和一个英雄。
即使被生活虐了千百遍，也依然待生活如初恋。
2016年的盛夏，陈彦调离文艺团去学校工作，他居然忍不住怆然泪下：突然感觉自己的精神肉体与这一块特殊土壤，刺啦一声皮开肉绽的撕裂开了。
在陈彦的潜意识里，他的创作是这块“土地”给予的丰富养料，面朝它，常有春暖花开之感。
路遥说：“写作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在文艺团工作期间，《花旦》无疑是他最熟悉的，作了这么多传，也轮到花旦了。然而，写写停停，毫无头绪。
直到离开剧院，才有“庐山”之外看“庐山”的豁然开朗，陈彦随即将《花旦》更名为《主角》，一气呵成。
写《主角》时，陈彦一度眼含热泪，情难自抑。
放羊娃易青娥，在舅舅的引荐下进入县剧团，成为演员，她长相不好，固执愚笨，还有点呆傻，有一阵子，她的主要工作是帮厨喂猪。
但是她有一个执念：唱戏，成角儿。
终于，她被老艺人“挖掘”出来，“红破”一方。成就了一代名角儿“秦腔皇后”。
当然，这不单单是放羊娃的逆袭故事。里面的各色人物就像朝圣一样，有对命运的反抗和皈依。
易秦娥这个舞台上的“万人迷”，在生活中却是个“怂货”。
她在排戏演戏时遇到任何困难都会迎难而上，甚至常常一边休息一边练功。然而，在生活中她却时时显现出无奈和歇斯底里。她遭遇了爱情婚姻的挫败，更失去了她深爱的傻儿子和养女。
当易秦娥的主角地位被小忆秦娥代替，易秦娥在春寒料峭的夜晚独自徘徊在西京的古城墙上，回忆自己从放羊到烧火丫头到主角的人生，吟唱出自己的悲欣。倾听着城墙下的老腔：“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贵为主角有舞台上的美丽光环，有生活中的一地鸡毛，也有活着的不易。
作家王蒙读《人民日报》上《主角》节选时：时哭时笑。还几次站起来，研究模仿易秦娥后脚尖踢前脚跟的动作。
陈彦笔下的“小人物”总是让人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
陈彦的作品像极了“小人物”的苦难史诗，他笔下的人物都有一个特点，不是被苦难打到，而是具有咀嚼苦难和战胜苦难的毅力。
如作家张炜说：“文学最终是给苦难者的诗经。”
有人说生而不易，我很抱歉，是啊我很抱歉这事间有太多的不如意，我很抱歉我们无以逃避的苦楚，可是，人生本是一场苦旅，既然不能选择，苦中也能作乐。至少，老人健在，父母还陪在身边，灯火燃起，一家人围在一起，还是温馨地让人感动。这便是“小人物”的快乐，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存在即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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