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啦，西安摇滚！ 》对大众而言，真实的历史并不重要；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地域带来的归属感、自豪感，好像比起外地人来说，生活在这里的人天生自带优越性。（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
我从来都不是西安摇滚的参与者，所以，我的谈论，注定会很片面。
大约是2005年前后，接触摇滚乐才一年多的我，脑子里突然跳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西安！与此同时，一片名为“大西北”的地域，在我意识里也有了文化意义上的雏形。
等等，让我想想，为什么是西安？许巍、张楚、郑钧？不，不只是这些。还有死因池、黏液、腐尸……前面三位就不用说了，后面几支乐队，我是在一些摇滚乐杂志附带的唱片里听到他们的。还有绿洲音乐网，好几次上网搜索歌曲时，它都帮了我忙。
所以，我怎能不对西安产生期待？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资讯远没有今天这样丰富，更没有谁向我介绍西安整体的摇滚现状，但在我心里，这座城市是当之无愧的西北摇滚之都。那时我还在故乡昭通最好的一所中学里念高中，摇滚乐在我心里播下渴望的种子，我想，以后一定要去西安看看。
2011年，这个愿望实现了。在大学毕业之际，我开始了新恋情，男友在西安工作，我从太原坐上火车去了西安。激动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西安这座城，脏，旧；最关键的是，我看不到六七年前杂志里描绘的那种摇滚盛况。
此后每一年，我都会去西安住一段时间。我住的地方在东郊，继续往外走就是灞桥区，站在浐河边，能看到远处的白鹿原。虽然从小就读过关于灞桥的诗词，陈忠实的《白鹿原》也从头到尾读完过，但这一切对我没有吸引力。我被这座城市稀缺的现代性所困惑。我发现，大多数西安（包括整个关中）百姓，都有强烈的历史优越感和地域自豪感。他们乐于向外地人夸耀一个古老的西安：“咱西安可是十三朝古都呢！”但你若是细问哪十三朝，没几人能答出来。相关的历史掌故，他们也说不出几个。我渐渐明白了：对大众而言，真实的历史并不重要；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地域带来的归属感、自豪感，好像比起外地人来说，生活在这里的人天生自带优越性。而这种可怜的优越性，本质上仅仅是自我安慰，其实祖先的辉煌，与他们今日的平庸早就八竿子打不着了。
如此形容西安的市民心态，似乎太过刻薄，毕竟在中国其他地儿，这种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我以外乡人的身份对西安进行旁观时，感知到的，可能比身在其中的人所理解的更清晰。对地域的迷恋，使大部分关中人不愿离开故土，因此，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缺乏切身体会，一旦陷入生活舒适区，紧接而来的便是思想的定型。在固定观念的指使下，故乡中心论形成了，对外界的错误认知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过惯了沿海生活的我来说，每次来西安，就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折磨。沿海城市有极强的开放性和融合力，我所生活的海口市，包容了五湖四海的人；这座海滨城市还能自然而然地，把可笑又狭隘的地域贵贱之分统统削平。每个人，将故乡的文化带到海南；不同的思想，每天都在碰撞、交融，这种交流，能非常有效地改变人的眼界。但在西安，很难对此有所期待。地域优越性和故乡中心论的前设，禁锢了西安人的思维，局限了他们的视野。
一切都陈旧、狭隘，西安曾带给我的神圣感不堪一击地坍塌。回想起高中时读过的《废都》，在有了西安生活经验后，我才真正地感受到其中的忧患。我也常常反思自己，是不是对这座城市带有偏见？如果有，那我必须找到重新认识它的路，比如，再回到摇滚乐，可不可以？
2013年，我在西安看了黑撒、王建房、马飞的现场。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吸收到一些东西。这至少可以说明，少部分人仍在这座城市里探索着“新”。此后几个月，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西安会有摇滚乐的土壤？
首先，我认为这源于一种文化自信。摇滚乐在西安产生，比在北京晚不了几年。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的交通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文化产品（磁带、书籍）的丰富程度与流通速度，也不能与今天相比。但对第一代西安摇滚人来说，在有幸接触到摇滚乐后，能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新文化的建构中，是一种崇高的使命。同时，西安带给人的文化自豪感，又使他们充满信心：别的地方能做好摇滚乐，我们这里也能做好。
其次，在西安，强大的传统力量不断排挤现代性，反而为摇滚乐提供了反作用力。在闭塞的地方，被施以重重压力的新事物，却往往有可能反弹出耀眼的光芒。压抑与反压抑、规训与反规训，是摇滚乐永恒的张力。许巍早期的《两天》，就是对压迫的回应，在近乎受难的体验里，摇滚乐的力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第三，陕西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元素能与摇滚乐找到铆合点。秦腔、华阴老腔、陕北的信天游，都带有释放的态度，蕴藏着在压抑中追求自由的诉求，它们与摇滚乐的精神不谋而合。西安是陕西省的省城，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城市，在这里，陕西各地的文化资源有了与摇滚乐碰面的机会。
第四，西安独特的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为摇滚乐提供了便利，摇滚生态也由此形成。如果城市太小，首先在摇滚乐队的数量上就构不成规模；如果城市太大，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乐队、乐手和相关人员的生活空间。而在西安，乐手、乐队、演出策划人、演出场地投资者（如酒吧）、唱片店老板、摇迷等，都有机会交流互动。在西安交通大学，我就看过一场校园乐队的露天表演，这无疑也是西安摇滚生态的一部分。以上，都是西安摇滚乐得天独厚的条件。
不可否认，西安的摇滚乐，在中国摇滚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但它也面临着艰难的转型。音乐本身、市场、环境、个人命运的转折……都是它要解决的问题。超级马力乐队主唱锤子在《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记忆1990-2014》一书里，也深入探究过这些问题。这是中国首部地域摇滚史，书中，锤子对西安摇滚的诸多参与者们进行了采访。他用克制却又饱含深情的笔触，再现了西安摇滚的激情与光荣、焦灼与彷徨。难得的是，他对西安摇滚的反思是冷静的、客观的。对锤子这代人来说，第一代摇滚音乐人那种文化自信心已是上个世纪的传奇；随着视野的扩大、经历的丰富，锤子和他的同行者，其实已经很清楚西安的文化环境与外界的差距。放眼全国、全世界来看，西安如何调整自身的摇滚文化身份，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也是在2013年底，我开始结识西安的诗人朋友，不多，就几位，但对我来说已足够。和他们的相处让我认识到：这座古都并没有抛弃现代性，尽管新的烛光是那么微小，尽管多数的人，还不知道这团光的存在。而在西安摇滚乐的困境中，我认为最核心的文化难题还是：当传统催逼出的力量，已不再能为摇滚乐提供除呐喊、反抗之外的养料时，摇滚乐该怎样从更复杂的现代体验和现代审美中找到新的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期望现代性能在这座古都焕发出勃勃生机；我还期望，那种现代性应是中国性的。除摇滚乐外，我对整个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也怀有这样的期盼。
锤子的书里还收录了一篇许巍的访谈。在谈到当年为什么会离开西安时，许巍说：“在西安时，我常想，我一定要离开这儿……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一种自己幻想中的新生活。”
“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这句话像铿锵的石块从纸上向我投来。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向往西安的人，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它历史和古典的一面所吸引。但我的向往，完全来自摇滚，来自现代性。而现在，当我发现我的向往只不过是一场幻梦时，也会像许巍那样选择离开，并五味杂陈地说一句：“别啦，西安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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