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写的散文集(闲话李商隐的文集)(1)

诗人李商隐当年以擅长骈体应用文著称,好几位可以自辟僚佐的大员(如桂管观察使郑亚、武宁军节度使卢宏正等)请他去担任秘书,另外又有若干官员请他写某一篇文章——那时官场里的应用文例用骈文(所谓“今体文”),社会上也普遍重视此种文字。李商隐对自己这些应用文字相当重视,曾先后自编过两本集子。

第一本自编文集《樊南四六》(亦称《樊南甲集》)是大中元年(847)十月他任职于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时编成的,其序言写于他奉派赴南郡(今湖北江陵)谒见荆南节度使郑肃的舟行途中。这篇序言告诉读者:李商隐坦陈自己原先是写古文(散文)的, 后来才专攻今体(骈文),从此往而不返,尽管弟弟很不赞成也置之不理。自己学写骈文的老师是令狐楚(太平军节度使、郓曹濮观察使,封彭阳郡开国公)和崔戎(华州刺史),自己所师法的前代大师则是南朝的任昉、范云、徐陵和庾信。骈文应讲究对偶(“好对”)和用典(“切事”),更重要的是要写得生动,充满感情。从这里人们可以知道,李商隐的文稿是随身携带的,编集时曾有所改订。他的编辑工作完成于今湖南省境内,同时也流露出他此时踌躇满志,自视甚高。

他第二本自编骈文集《樊南四六乙》(亦称《樊南乙集》),大中七年(853)十一月任职于东川节度使、梓州刺史柳仲郢幕府期间编成,其序言中列述自上次编辑《樊南四六》以来的经历。与上次很热心地自编《樊南四六》不同,这次是应一位爱好者杨本胜的请求而编,自己的积极性并不高。他说自己态度改变的原因是“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妻子王氏去世了,自己情绪低落,兴意阑珊,对于文章已无兴趣——这里没有提到而实际上大起作用的是,政局发生巨变,对前途已无信心。上次编集大约是有文即录的,这次却删掉一二百篇,其原因他没有说,估计也很可能同形势的变化有关。

不过,如果真是文章“非平生所尊尚”,那么这样的续集也就大可不必再编,应杨本胜之请编出来后也不必彻夜无眠。从字里行间看去,李商隐内心深处很矛盾。先前的豪情已丧失殆尽,只剩下感慨。

李商隐自编的这两部集子专收骈文,至于他的古文和辞赋则另行编集,所以《新唐书·艺文志》除著录他的骈体文甲乙二集凡四十卷之外,另有《赋》和《文》各一卷。可惜后来所有这些集子全都亡佚了。今天所能看到的李氏文集都是后人的辑佚注释本,计有三种:

一、《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清人朱鹤龄、徐炯从《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集整理出李文一百五十篇,由徐树穀、徐炯分任笺、注。此集有开创之功。

二、《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其文本基础是上述徐氏笺注本《文集》,清人冯浩重加删补订正,另作空前详备的注释,订正了二徐注本的许多误失。冯浩是著名的李商隐研究专家,他另有《玉谿生诗集笺注》和《玉谿生年谱》,他这三部书成了后来研究李商隐的重要基石。

三、《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由清人钱振伦从《全唐文》中辑出未见于《李义山文集笺注》和《樊南文集详注》的李商隐文二百零三篇,并与其弟振常分任笺、注。《全唐文》中的李文来自《永乐大典》,大抵是一般读者前所未见的,这两百多篇文章的单独结集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李商隐的了解。

将上述成果加以总结并大力向前推进的是近贤刘学锴、余恕诚二先生合撰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凡五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这部书的好处是将现存全部李商隐文(以骈文为主,也有少量的辞赋和散文)三百五十余篇一网打尽,详加校勘,予以编年(少量无法编年的列于编年文之后),并汇集多种旧注,重加订补,其间又充分吸收了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和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等较新的考证成果,成为集大成的重大成果。

刘、余二先生又先行出版了《李商隐诗歌集解》(凡五册,中华书局1988年初版本,2004年增订重排本)和《李商隐资料汇编》(凡二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他们的这三部书代表了迄今李商隐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平,估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无可取代。(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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