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稾书”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本文对其进行了梳理探讨：一是对“稾书”的起源及名称的同异进行了考证；二是对“稾书”与“行狎书”的关系进行辨别剖析；三是对“稾书”在不同时期其本质发生的变化及内涵的扩大进行探讨。力求从字体、书法及学术层面上，对“稾书”进行综合研究。
【关键词】稾书 考证 行狎书 辨析 嬗变
弁言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字体众多，为世人特别熟悉者有篆、隶、草、行、楷等。而在书法的发展和创作中，“稾书”是一种在推动书法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书体，但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本文尝试对“稾书”进行挖掘探索，力求开启这长时间沉睡了的书体，来为书法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服务。
稾书考
中国书法字体众多，而每一种新字体的出现，皆是由旧字体的发展改造衍生出来的，要清楚“稾书”的名称及内涵，有必要从其根源上进行探求。《说文》谓：“稾，秆也。”段玉裁注：“假借为矢杆之稾，屈平属草稾之稾。”[1]段氏所谓“屈平属草稾之稾”，与书写有一定的关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2]此处出现了“草稾”一词；又《汉书·董仲舒传》曰：“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3]在此亦出现了“草稾”词语，如淳释之曰：“所作起草为稿。”[4]颜师古《前汉书·叙例》载：“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5]可知汉魏之间，“草稿”是指还没有加工定稿之前的文字，虽然人们每论“草稿”书必提及此二事，但实质上其与书法还没有直接的关系。真正与“稾书”有关系的文献记载，当为东汉班固《与弟班超书》，其曰：“得伯张书，稾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叹息。”[6]案，伯张即徐幹，与班固同时期人。《书断》将其书列为能品：“徐幹，字伯张，扶风平陵人。官至班超军司马，善章草书。”[7]徐幹既然善章草，那么“稾势殊工”当指所写章草所出现的个性倾向。而明确将“草稾”视为一种书体者，是从南朝宋人羊欣开始的，其所著《采古来能书人名》评卫瓘书法曰：“采张芝法以（卫）觊法参之，更为草稾。草稾，是相闻书也。”[8]在此羊欣释“草稾”为“相闻书”，指出了其用途所在。时至南北朝时，最终出现了“稾书”字体之称。王愔《古今文字志目》记有“古书三十六种”，第三十四为“稾书”，位置在楷书之后填书之前。并对其定义曰：“稾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9]在此之前，社会上虽然出现了诸如“稾草”“草稾”“草势”等书法名词，但还没有出现“稾书”这样明确的一种书体，王愔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其视为一种书体且加以界定，从此“稾书”便作为一种独立的书体，出现在书法文献中。如《隋书》曰：“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并稾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皆出于上六书，因事生变也。”[10]又唐徐坚《初学记》载：“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有稾书、楷书、蓬书、悬针书、垂露书……凡数十种，皆出于六义八体之书，而因事生变者也。”[11]其中皆将“稾书”与“楷书”相提并论，皆纳入到了六书的范畴之中。晚唐韦续《墨薮》卷一《五十六种书》之三十曰：“稾书者，行草之文也。晋卫瓘、索靖善之。”[12]韦续所论“稾书”，非常明显地从羊欣《古来能书人名》化出，不同的是用“稾书”直接代替了“稾草”，后来在书法文献中“稾草”“草稾”“稾书”之名词互见，是个人文法习惯使然，但指同一种书法则不言而喻。现代人在注释文献时，为了避免混乱错误，对其多有明确说明，如萧元编著的《初唐书论》，其中有注释曰：“草稾，亦称稾草、稾书。”[13]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因“稾”与“藳”通，故“稾书”也写为“藳书”[14]，汉字简化后则为“稿书”。
关于“稾书”的内涵，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唐张怀瓘《书断》对此有所讨论：“王愔云：‘稾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者。’非也。案，稾亦草也，因草呼稾，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稾，岂必草行之际谓之草者？盖取诸浑沌天造草昧之意也。文而为稾法此也。故孔子曰：‘裨谌草创之’是也。”[15]在此首先张氏承认了“稾书”之存在，而在定义与内涵上与王愔有所分歧。张氏认为“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稾”，即“草稾”是指正文形成之前的“涂改”文字，其把“草稾”内容放在了文章及字体的草创上。宋徐锴《说文·注》亦附此说：“书传多云张芝作草。又云齐相杜操作。……今云汉兴有草，知所言稾草是创草，非草书也。”[16]他们都是将“稾草”“草稾”看作是起草文本所留下的文字，其中隐含着在书写上与正体文字的不同，但没将“稾书”看作是一种独立的书体形式。对张怀瓘与王愔之观点不同，当代徐邦达先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倒是王说中比较合理的一条，但张氏却反而不赞同它。……《书断》行书序论中又引着一段晋人语道：‘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王羲之早期也曾写着古（章）草字，如《豹奴帖》，到后来才变为新的今草书。献之所的‘稾’，应即‘草稾’书，以草稾同行书结合一下，就成为今草书，多带一些行体的则是行草，此实为无可非议之说。”[17]可以看出，徐先生是赞同王愔之说的，而对张氏之论表示不理解。从实际情况看，自羊欣、王愔提出“稾草”“稾书”书法后，“稾书”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字体，虽然在内涵上有不同的声音，但没有影响到其概念的传播。若对王、张二说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他们的分歧只是对“稾书”理解上的广义与狭义区别而已：广义者，即正文之前涂改之“草稾”，即张怀瓘所主张者；狭义的“稾书”，即王愔、韦续对于“稾书”的定义，专指一种书写字体。辩证地看，狭义“稾书”是在广义的“稾书”内涵基础上专指而成。如此对待，则张怀瓘与王愔的谁是谁非，就没有争执的必要了。
“稾书”与“行狎书”的区别
说到“稾书”，人们自然会想到卫瓘的书法，通过分析卫氏之书法，便会对“稾书”的结构和笔法有更清楚的认识。《采古来能书人名》谓卫瓘“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稾”。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稾草”书的源头，是学习张芝的章草参照其父卫觊草法而来。羊欣评卫瓘之父卫觊书曰：“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18]笔画瘦细容易使书写速度加快，笔法精熟亦容易提高书写速度，虽然现在看不到卫觊的草书作品，但可以推测出其书写速度较快，而产生的笔画线条瘦细流畅。其子卫瓘的“草稾”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淳化阁》卷二则刻有卫瓘《州民帖》，宋代的大鉴赏家黄伯思及米芾对《淳化阁》所选之书多有研究，找出众多伪作，然而皆未涉及此帖，后人亦未有指责其伪者，其当属可信度特高的卫瓘书作。细读此帖不难发现，其特点是将章草的重笔波势大大减弱，使书写更加流动顺畅，如其中“入奉”二字之末笔，章草当以波出，而其以反捺为之，其他字的波笔亦不明显。此卷也刻有他儿子卫恒《一日帖》，继承其父“草稿”写法，虽然在笔法上有所简化，但仍然表现为字字独立，其母体章草的特点仍然非常浓重，这是不言而喻的。
卫瓘 《州民帖》 选自文物出版社《淳化阁帖》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草稾，是相闻书也”。是说“草稾”书与“相闻书”是相通的。何为“相闻书”？《后汉书》载：“光武帝与隗嚣书云：‘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解构之言。’”[19]是说有事以尺牍书信告知，不要听传言，避免被人离间。其中“手书相闻”则成为后来将“尺牍书札”谓之“相闻书”的来源。其原指文体形式，后亦指“尺牍书札”的书写字体了。因“相闻书”是私人间的书信往来，在书写上不比公文那样字体真正一丝不苟，可以比较自由随意挥洒。《采古来能书人名》谓锺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20]锺繇是朝廷高官大宦，其所善的三体书，代表着朝廷对于文字在不同情况下使用的书写方法。汉末魏初，隶书是朝廷认可的通用文字，是每一个朝廷官员必须掌握的办事工具。而毛笔书写，在速度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符合于办事规则，所以根据不同的书写对象，采取了不同的书写方法。东汉末期碑碣风行，从朝廷到民间崇尚刻石立碑以传后世。由于刻石立碑皆为了使人们便于远观近看，需要“大书深刻”才能美观醒目流传长久，故而“铭石”书写时便要对隶书的点画增加装饰性，特别重视如“蚕头雁尾”这样的主要笔画处理，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化书写技法，来提高刻石碑版的美感，给人们带来凝重大方有庙堂气的感觉，如《受禅表》《上尊号》等；章程书则针对抄写文章公文而言的书写，其字体一般书写在竹简或纸、帛上，文字数量较多，字体较小。故而在书写时，不用加强点画的描抹修饰，而主要是将字体写得端正准确便可，为了加快书写速度，点画的起笔收笔，及诸如隶书中的主要笔画“蚕头雁尾”加以简化，是后来趋向楷书方面发展的动力，诸如《宣示表》《荐季直表》等；至于“行狎书”，基本用于文人墨客在家中的私自记录和应用书写，这种书写不同于“铭石书”的修饰及章程书的规范，而是可以轻松随意为之，但为了通用和共识，其有不能离开隶书本体的规则。至东晋，“行狎书”被王羲之改造成时尚的行书，流传至今不衰。在此不难看出，“行狎书”的母体是隶体正书，与“草稾”书的母体是“章草”有很大的区别。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相闻书”“草稾”“行狎书”之间的关系了。“相闻书”是指书写信札常用的字体，而书写信札的字体，以书写自由轻松简约方便为尚。因此，简化了“章草”的“草稾”书及简化了正体隶书的“行狎书”，皆是书写比较自由方便而又可以表现书写者情绪的字体，所以“草稾”及“行狎书”都适用于写信札，因此二者皆可以“相闻书”代称之，但他们并不是相等的关系，就如同《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皆可称为“报纸”，而二者不能相等一样。
“稾书”本质的嬗变与内涵的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各种字体竞相出现而趋成熟，当时的通用字体是隶书，而各种书法亦大都与隶书有密切联系。成公绥《隶书势》曰：“虫篆既繁，草稾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21]此说“草稾”是针对正体书而言，谓其“近伪”，正说明其脱离应用而成为一种抒情雅玩书体。故《述书赋》谓：“虫篆制而八分间矣，正隶兴而稾草行焉。”[22]魏晋之时文人士大夫颇重尺牍，以文辞高雅书写优美为能事，稾书大有用武之地。《墨薮》谓“稾书者，行草之文也。晋卫瓘、索靖善之”。卫氏之书前已讨论，索靖之书《淳化阁》卷三中有《七月二十六日帖》，亦被后人认可。世传索靖学习张芝，但与张芝《秋凉平善帖》比较，已无张芝
书之整饬规范，增加了诸多简易活脱之趣。世传还有索靖《月仪帖》，内容是为学习书写尺牍者提供示范模式，而书写的字体是草书，虽然不敢断定真为索氏所书，但基本上能反映出右军之前的西晋草书风貌。若将其与《急就章》章草相比，结体变化多端，用笔异常灵活，虽然偶尔出现波势之笔，但字与字之间已打破大小相同、字字独立、没有行气和相互照应的局限，使书写注入了诸多的情绪而姿态百出，与其同称为“一台二妙”的卫瓘的《州民帖》相一致，应该同属于“稾书”字体。相信唐时韦续，曾亲眼目睹过卫、索书作，故而才有《墨薮》之论。卫、索之外，文献记载中魏晋时书家善草稾者颇多，《采古来能书人名》云：“京兆杜畿，魏尚书仆射子，恕东郡太守孙，预荆州刺史，三世善草稾。”[23]杜氏三世善稾草，可谓是书法世家。晋人应詹，字思远，汝南人，官至镇南大将军。窦臮《述书赋》评其书曰：“思远则稾草悬解，笔墨无在，真率天然，忘情罕逮。犹群雀之飞广厦，小鱼之戏大海。”[24]此处窦氏所说的应詹的稾草，不受外界好恶干扰而没有心理压力，亦没有过多的规矩束缚，因此不计工拙一任自然，这些正是稾草书的重要特点。又谓刘璞“正隶敦实，稾草沉轻”[25]。“沉轻”为沉稳灵巧，此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用其来形容稾草非常到位。《书断》中亦载：“晋何曾，字颖考，陈郡阳夏人。官至太保，咸宁四年卒年八十余，工于稾草，时人珍之也。”[26]从众多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稾书是颇为新颖而时兴的书体，文人墨客们大都涉猎之。
索靖 《七月二十六日帖 》 选自文物出版社《淳化阁帖》
东晋“二王”草书、行书流行之后，旧的书体“章草”“行狎书”也随着发展成为“今草”和“行书”，原先王愔《古今文字志》所谓“稾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其“草”当是“章草”，“行”则是“行狎书”。之后“草”则变成了“今草”，“行狎”变成了“行书”。晚唐韦续《墨薮》所谓“稾书者，行草之文也”。其中将“草行”变成了“行草”，便已初具端倪。之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稾草”：“盖草书之带行者。”[27]王世贞《艺苑卮言》亦云：“卫瓘复采芝法兼乎行书，谓之稾草。”[28]看似与王愔之论没有区别，实则其本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王世贞跋《颜鲁公祭侄文》云：“此稾草耳，所谓无待而至者，忠义之气与恳切真至之痛郁浡波磔间，千古不泯。”[29]又云：“《祭伯父、从子》二文与《争坐帖》，皆稾草之妙境也。”[30]后又总结曰：“书家铁手腕当推颜鲁公第一，如前数帖皆稾草，不经意而天真烂然，往往有步武山阴意。”[31]在此王世贞将颜真卿的“三稿”推为“稿草”的妙境之作，若将其与善“稾草”的卫瓘《州民帖》对比，不论从体势还是笔法上，皆有天壤之别。原因就是二者所依附的书体不同，《州民帖》从“章草”“行狎书”化出，而“三稿”从“今草”“行书”嫁接而成，其中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明末赵宧光著有《寒山帚谈》，其中对稾草书议论颇多，他认为：“稾草书，或真或行或草，大小疏密随宜，如颜平原《坐位》《祭侄》二帖是也。”[32]在此赵氏如同王世贞那样，将颜真卿“二稿”视为代表作品。并对稾草书中所使的字体归纳为真、行、草三种，然在此不是从笔法上的攫取和掺和，而是字体的互用。即在书写时，根据书者的情绪意愿信手拈来，真、行、草三种字体任意运用。特别是将“真”书也纳入稾草书所用字体之中，突出了书写的随意性，进一步丰富拓宽了稾草的内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清初王澍《淳化秘阁帖考正》云：“古人稾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槁，天真烂然，莫可名貌。”[33]明显看出，王氏之论直接继承了赵宧光的观点，除了将颜真卿“三稿”视为稾书经典之外，还将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也纳入稾书范畴，其标准不言而喻。
《朱筠书汉西岳华山庙碑跋尾》选自中国书店《汉华山庙碑跋尾》
从书法实践上看，元末明初，如杨维祯、宋克等人，有不少作品用章草及行书笔法体势交融书写，颇有新意，应属稾书范畴。明末清初的王铎流传有大量的诗文稿书，中国书店出版了《王铎诗文稿墨迹》[34]，从中可以看到其稾书之精美风采。清代碑学兴起，包世臣评当朝书法时，将“朱筠稾书”[35]定为逸品上。朱筠之稾书多流传于其题跋中，从其《〈华山庙碑〉跋尾》可以看出，其“稾书”是将篆隶楷行草结合在一起的，面貌确实独树一帜。而真正以 善“稾书”自许的是碑派大家赵之谦，其在《致梦醒书》中自评书法曰：“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非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稾书而已。”[36]其所谓的“稾书”，就是其信札中那些“或真或行或草”的书写作品，荣宝斋出版了《赵之谦信札墨迹书法选》[37]，从中可以欣赏到赵氏的“稾书”，也正是这些创新意识颇浓的作品，大大增加了赵之谦书法形象的光环。
赵之谦 手札 选自荣宝斋出版社《赵之谦信札墨迹书法选》
总之，“稾书”自羊欣、王愔提出之后，一直受到书家们的关注。其书体本质及法度元素，随着书法史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同时其内涵也在不断地扩大丰富。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但能解决学术问题，同样会对书法的学习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三二六页。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第二四八一页。
[3]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第二五二四页。
[4][6][7][9][15][26]张怀瓘， 《书断》， 《法书要录》，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第二四〇、二九〇、二九〇、二三九、二四〇、二九三页。
[5]班固，《汉书·叙例》，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第五页。
[8][18][20][23]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四十六、四十六、四十六、四十七页。
[10]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第九四六页。
[11]徐坚， 《初学记》卷二十一“文部”， 四库全书本。
[12]韦续，《墨薮》，《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十页。
[13]萧元，《初唐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六十一页。
[14]《辞源》， 商务印书馆， 一九九五年， 第一二五五、一四八一页。
[16]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七三，四库全书本。
[17]徐邦达，《五体书新论》，《近现代书论精选》，河南美术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第三二七页。
[19]范晔，《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中华书局，一九七三年，第五二三页。
[21]成公绥，《隶书体》，《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一二，第九页。
[22][24][25]窦臮，《述书赋》，《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二六二、二四一、二四四页。
[27]陶宗仪《书史会要》，《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十二页。
[28]王世贞，《艺苑卮言》，《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四七页。
[29]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五，四库全书本。
[30][31]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一六六，四库全书本。
[32]赵宧光，《寒山帚谈》，《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〇页。
[33] 王澍，《淳化阁帖考正》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34]陆红梅， 《王铎诗文稿墨迹》， 中国书店，二〇一四年。
[35]包世臣，《国朝书品》，《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一九八三年，第八十六页。
[36]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71·赵之谦》，荣宝斋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年，第一四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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