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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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选取滇池南缘的柴河三角洲为研究对象，试图在小尺度范围内复原明清以来柴河三角洲乡村聚落的发展、分布，并进一步揭示明清以降在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滇池流域的人地互动。研究发现，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柴河三角洲在滇池水利开发、三角洲营田技术的运用以及南岸入滇河流自然沉积的共同作用下得以迅速沉积，最终形成于18世纪。聚落随着三角洲的沉积不断向滇池岸边拓展。受到土地开发过程和土壤肥力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聚落分布的密度则从三角洲上部到底端逐渐递减。
关键词
滇池 柴河三角洲 乡村聚落 人地关系
以滇池流域为中心的滇中湖盆区由于区位条件优越，历来是云南高原上人口集中分布的经济发达区域，人类活动与地区环境之间的互动尤为明显，探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高原湖盆区的人地关系对解读云南历史与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相对优良水土等自然条件为盛的高原湖泊盆地，是高原人类聚居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人地活动往往在湖滨及河流三角洲等中小尺度区域内较为频繁和密集，故而具有丰富的研究对象。
聚落作为地表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发展及形态反映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综合关系，是显示人地关系及其演变的理想指标。针对历史聚落地理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尹钧科、孙冬虎、王建革、王庆成、黄忠怀、郑微微等都对华北平原不同地区的乡村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分布进行了深入探讨；陈桥驿、滨岛敦俊解析了江南的聚落；张伟然、张晓虹、韩茂莉、鲁西奇等分别对长江中游、黄土高原、西辽河流域的历史聚落进行了讨论。检阅已有成果，不难发现，历史聚落的研究以资料丰富的华北为盛，江南、长江中游地区、黄土高原乃至西辽河流域亦成果颇丰，但殊少涉及地形、生态复杂多样的云贵高原，相关研究仅于希贤和杨伟兵在研究中有所述及。上述研究主要通过文献分析、地名考证或者GIS等方法复原历史时期的聚落发展与分布，其研究对象集中在某一省、某个平原或河流流域的大尺度范围内，缺乏对小尺度区域内乡村聚落的细致探讨。
本文选取滇池南缘的柴河三角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以来柴河三角洲乡村聚落的发展、分布以及聚落形态的分析，以期对历史聚落地理以及明清以降云贵高原人地关系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 柴河三角洲的形成
柴河是滇池湖盆中的第二大河，源出盆地东南部与澄江盆地之间的界山，其上游分东、西两支，二源流出谷地后坡降减少，流速降低，水流分散，动能减弱，其所挟带的泥沙于海宝山以西牛恋山以北沉积成一片开阔肥沃的扇形三角洲。今以晋宁县新街区为中心的柴河三角洲是一个年轻的湖滨三角洲，其主体部分的沉积不过是近300余年来的事情而已。现代地理学认为，三角洲的形成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大量的河流冲积物；二是受水盆地水深较浅，便于泥沙沉积；三是没有强大的波浪将河流冲积物带走。明清以来历次人工干预滇池水位的活动，使得原本低浅的湖盆逐步裸露，承接河流上游挟带的泥沙，使之沉积下来，为滨湖地带三角洲的生长提供了基础。
元明清时代，滇池流域乃至整个云南省水利建设的重心莫过于海口河的疏浚。位于西南角的海口河是滇池唯一的出水口，“其谓之口者，以其源大而流细，若咽喉然。海口淤则上流不通，夏水盛则会城必漫”。海口河的通塞与否直接关系到省会昆明城的安危以及周边呈贡、晋宁、昆阳诸州县农业生产、生活的安全。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记载，针对滇池出水口的大规模疏浚排水工程始于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赛典赤派张立道开挖海口河，修筑石龙坝，从此拉开了人力干预滇池水位的帷幕。此后直至元亡的一百余年中，再无大规模疏浚海口河之记载。明初云南平定，沐英驻镇云南，移民屯垦，兴修水利，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疏浚海口河，扩大滇池出流，垦田97万亩。此后近两百年间，史料中未出现疏浚海口河的记载。然而弘治十五年（1502）云南巡抚陈金组织大规模疏浚海口河以后，滇池海口疏浚的频率由原来的一两百年一次缩短至一二十年一次。历次见于记载的疏浚工程及其成效，如表1所示。
表1中所列的年份中，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应该是滇池海口疏浚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此前，滇池海口的疏浚频率是以百年记的，而此次疏浚后，海口河疏浚频率越来越短。明代的疏浚工程主要集中在弘治、嘉靖、万历三朝，清代的大修海口河则集中于康、雍、乾、道四朝。从疏浚的直接原因来看，历次大修多在滇池水患发生后进行。何以明中期以降，滇池水患愈演愈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排除有资料分布不均因素的存在，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土地开发活动），经过了近两百年，至明中叶以后，滇池地区的环境与社会开始发生了变化。
元朝初年的张立道开挖海口河以及明洪武年间沐英疏浚滇池海口，也同样以消除水患、获得滨湖田地为目的，这些活动初步显现出了滇池流域开始向滇池要地、人工干预滇池水位的迹象。结合明初在云南以滇池流域为中心的大规模卫所屯田的背景，明朝初年迁入的汉族移民，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发展后，原有的人口及其定居空间必然得到了拓展，人们向滇池要田的意愿日益强烈。弘治大修后据倡修人陈金称“退出田地前后约百万有奇”，随后定下海口河岁修之例，规定环滇而处的昆明、呈贡、晋宁、昆阳四州县于每年冬令水枯时调派民夫对海口河进行清理维护。因此，笔者认为，制定岁修之例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保护疏浚后新开垦出来的田地免遭洪水淹没。此后数次大规模地疏浚亦频频有退出湖滨田地以供垦种的记载。据此推断，明清以来柴河下部三角洲的迅速生长与明中叶以降频繁的海口河疏浚工程有着莫大的关系。
然而这并不是导致清代以来柴河三角洲迅速沉积的唯一原因。柴河三角洲除了受到滇池水位的影响外，柴河本身的泥沙搬运和沉积力量也是不可轻视。据1940年代的地理调查显示，“柴河东源流经三叠纪砂页岩向斜谷中，被覆缺乏，风化迅速，故泥沙搬运量特富”，柴河东源流经的谷地即为今晋宁县六街乡的大致范围。结合前文分析的元明聚落可知，该谷因地处交通要道，早在元明时期就有聚落分布，其定居史早于三角洲地带。受河谷地形所限，聚落选址大多位于半山腰，因此位于河谷两边的山地在元明时期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扰动。时至明朝末年，当地的植被覆盖率竟到了“数十里一望，山赭萌蘖不生”的地步。植被覆盖减少，加速了河谷中原本脆弱的砂页岩的侵蚀，致使河流挟带到下游的泥沙量增多，为下游三角洲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因此，元明以来河谷地带日益加剧的定居垦殖活动，也是致使柴河泥沙量增多的客观原因。
河谷两边山地的垦殖和定居带来的河流上游泥沙量增多以及海口河疏浚带来的低浅湖盆土地的退出为柴河三角洲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除此之外，清初以来，柴河中下游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也加快了三角洲的生长速度。日本学者对三角洲农业开发及其定居史有深入的研究，高谷好一在对泰国湄南河三角洲的农业发展进行研究后，总结得颇为精辟：
“对于小规模的人口定居而言，地处河川水系上游山间的小空间颇为合适，但是相反，一旦中下游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整备完善的话，就可以提供超群的人口抚养能力，即使未必正好相称，但无疑将随之为庞大人口群的集中居住空间的形成创造条件，开辟广阔的定居地域。”
柴河下游三角洲的拓展和定居正是如此。根据对明代军屯和民户村落的分析可知，当时这一带的聚落主要集中在距今滇池4至5公里远的柴河上部三角洲。清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田水利技术的成熟，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人们相继在柴河河身上开挖了十余条子河，引河水进行灌溉。这些人工开挖的子河，使得柴河干流水量分散，动能减弱，利于河流挟带的泥沙就近沉积，从而加速了三角洲的成长。伴随着以子河为主的下游三角洲灌溉体系的完善，迅速沉积的三角洲为庞大人群的集中居住空间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被开辟为广阔的定居地域。因此，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子河开挖的过程也就是柴河三角洲上定居空间的拓展和聚落密集化的过程。
因此，明清以来柴河三角洲迅速沉积的过程，除了河流和湖泊自身的动能因素外，人力干预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明代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没有数十次的海口河疏浚，也没有十数条子河的开挖，柴河三角洲不可能以如此快的增长速度在短短300年间成为滇池南岸聚落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二 16—20世纪柴河三角洲聚落的发展与分布
明初平滇后，中央王朝实行移民实滇，在云南中心区域广布卫所屯田，各卫屯军分土开垦，聚族而居，于是村落渐增。受当时滇池水位的限制，滇池南缘地区明初驻扎的军屯点大抵分布于离今滇池4-5公里一线，即柴河三角洲的上部。明中叶以降，随着汉族移民人口的增殖以及开发的日益深入，人们对滇池的人力干预日益加剧。几百年间不间断的海口疏浚以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人为加速了柴河三角洲的沉积。至18世纪中叶，今柴河三角洲的主体部分已经形成，为滇池南缘地区定居空间的拓展奠定了基础，柴河三角洲从此成为滇池周边仅次于盘龙江三角洲的人口聚居区。从清初至民国年间，柴河三角洲的聚落增长如表2所示：
从表2所列可知，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是柴河三角洲的聚落趋于密集化分布的重要时期。从现存的历朝方志的纂修时间来看，康熙《晋宁州志》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所修，乾隆《晋宁州志》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道光《晋宁州志》纂修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表中的“聚落年代”只是该聚落最初见于方志记载的年代而已，因此表中注明年代为乾隆的聚落，其形成年代当在1716-1762年之间。同理，年代为道光的聚落，当在1762-1843年之间形成。据地方志记载，柴河各条子河的开挖集中于康熙至乾隆时期。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道光十六年（1836年），先后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海口河疏浚工程，这也是明清以来海口河疏浚最为集中的时段。因此，无论是柴河子河的开挖还是海口河疏浚，都与柴河三角洲上聚落的增长基本吻合，进一步证明了柴河三角洲形成及其当地民众定居史与滇池水利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清代至民国时期，柴河三角洲上的聚落分布如图1所示：
说明：1．本图关于柴河三角洲范围的划定主要依据陈述彭《螳螂川流域之地文与人生》一文中对柴河三角洲范围的论述而划定的，大致相当于今晋宁县新街乡全部以及晋城镇、上蒜乡的部分。文中称：“柴河东西两源合流仅一公里许，即歧分数支，分道扬镳，于海宝山以西牛恋乡之北，沉积广大之三角洲，半径约六、七公里，幅宽约90°，边沿修齐作圆弧形。”收入氏著《地学的探索》第1卷《地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2．图中所示柴河各条子河系根据乾隆《晋宁州志》、道光《云南通志稿》、《滇南志略》等史料记复原而来，这些子河今多已湮废，故未能在现代地图中显示。
具体而言，1716-1762年间形成的聚落在分布的广度上基本覆盖了今柴河三角洲的主体部分，最北达到距今滇池1公里一线。据此可以推测，柴河三角洲到乾隆时期已经基本形成。此时新增的聚落中，分布于三角洲上部明代军屯村落之间的多半是从原来的军屯中分化出来的子村。如从周家营中分出小周营。与此同时，因柴河子河开挖而形成的聚落也是三角洲聚落定居史的显著特点。“新江坝”、“吕家坝”、“孙家坝”等村直接以子河为聚落名，足见柴河子河修挖对三角洲及其定居点形成的直接影响。而随着三角洲的沉积而逐步形成的定居点则在下部三角洲作星点状分布，村落密度较为稀疏。1762-1836年间形成的聚落点继续填充着明代以来的军屯聚居区以及新开发的下部三角洲的定居空间，使三角洲上的聚落日趋密集化。此后至民国时期增长的聚落则大部分位于三角洲末端，处于入滇河流末端的沙地之上，多以“嘴”、“沟”等为名，明确地表明了聚落所处的地理环境。
清代至民国，柴河三角洲的聚落分布趋势是随着三角洲的沉积不断地向滇池岸边拓展的。但是聚落分布的密度却有所不同：明代已开始定居开垦的上部三角洲，一直是聚落密集分布区，从清初到民国，明代军屯聚居区的聚落密度始终处于增长状态，新增聚落多从原有大聚落中分化出来，在母村附近开垦定居，形成新的聚落点。清中叶沉积定型的柴河下部三角洲的人口定居史更多的是拓荒式的，聚落分布不如明代军屯区密集。清末民初在三角洲末端出现的聚落大多为零星散处于湖滨沙地上的渔村。一言以蔽之，柴河三角洲的聚落密度，从上部到底端是呈递减趋势的。究其原因，可以从三角洲的土壤肥力分布中找到答案。据1940年代的地理调查，柴河三角洲上聚落密集的地带正是滇池南缘水稻土集中分布区。明代军屯聚居的柴河三角洲上部在明初开垦时可能还只是滇池沿岸的沼泽地，但是经过长年累月的水耕熟化作用，形成肥力颇高的水稻土。清代新冲积而成的区域，其土壤多为新冲积土，肥力逊于上游的水稻土。而三角洲末端滩涂沙地，土壤肥力不宜稻谷生长，多为农民广种薄收之海埂田。在传统农耕时代，土壤的肥力分布无疑是影响聚落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 聚落形态
某一区域内聚落的发展变迁是人们通过聚落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和彼此相互影响的一个长期过程。不同的人地关系下，乡村聚落的区位选择体现出的规律也不同。在上文中，我们通过对清代以来柴河三角洲沉积过程的分析，基本复原了清代以来柴河三角洲的聚落拓展过程及其分布态势，展示了近300年来滇池南缘地区聚落分布密集区域的环境与人类定居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以上探讨只解决了聚落在相应区域内的分布和发展状况，还需要通过对聚落呈现出来的平面形态、空间组合形态、平面组合形态以及外观特征等进行描述分析，其关注的重点不是形态本身的意义，而是在于聚落形态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便进一步揭示人地关系状况。
一般而言，聚落的平面形态是根据聚落构成的细胞——住宅的凝聚状态来区分的。呈凝集状态的为集村，呈零散状态的为散村。从个体聚落的发展过程来看，集村通常也是由原先零散分布的住户逐渐发展而来的。位于今柴河三角洲中心地带的三槐村便是如此：该村形成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初名“三家村”，建村之初只有余、洪、杨三户来此定居。时至今日，该村已经是拥有123户居民的集村。尽管明中叶以来，柴河三角洲的拓展使得定居空间有了很大的拓展。但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因此在土壤肥沃但耕地资源有限的三角洲地带，相对聚合紧凑的聚落空间构成可以节约更多的土地资源。从三角洲的水利灌溉特点来看，清代以来，柴河三角洲的土地和聚落增多，但柴河流量并无显著变化，导致三角洲上以柴河为主的水利灌溉问题日趋严重。从清代至民国，史料记载中，村落之间因争夺灌溉水源，械斗、争讼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争水命案。是故，拥有共同灌溉利益的居民在建宅定居时趋向于集居一处，以便互助协同，集中力量争夺灌溉水源。而三角洲末端近代以来形成的聚落则多为散处滇池岸边的渔户构成的散村。位于三角洲末端的大沟尖、小嘴头、大河尾、扬叉沟等村皆形成于民国时期，但到20世纪80年代，每村住户均只有几十户。足见村落所处位置对其发展的限制。
集村的平面形态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柴河三角洲的集村大体可以分为平坝聚落、沿河聚落以及山麓聚落三种类型。其中，平坝聚落占大多数，是除了沿河、依山以及滨湖聚落之外分布于三角洲之上的聚落。此类村庄位于柴河各支流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受自然环境限制相对较小，聚落形态呈不规则的方块型。沿柴河及其支流两岸分布的聚落，其空间拓展的方向与河流走向一致，因此沿河分布的多为带状聚落，夹岸相接，宛若串珠。河流湾道处的聚落则顺着河曲呈弧状。如“河湾”、“湾村”等。此外，还有少数几个聚落建于三角洲平坝中央突起的梁王山、左卫山、石寨山等孤立的小山山麓，如“石寨村”、“小石嘴”、“梁王山”诸村均依山而建，具有一定的坡度，呈阶梯状布局。
四 结语
本文选取柴河三角洲为研究对象，通过细绎方志中的地名资料，基本复原了16-20世纪滇池南缘柴河三角洲及其聚落定居史之形成过程。与以往集中在某一省、某个平原或河流流域的大尺度范围内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试图通过小区域尺度内聚落地理的细致分析，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及其演变过程。
明清以降，以三角洲为代表的滨湖坝区是滇池湖盆区人口集中分布的主要产粮区，也是乡村聚落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聚落的时空发展体现出了人类活动与水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柴河三角洲的沉积过程及其聚落定居史来看，今以晋宁县新街区为中心的柴河三角洲是一个年轻的湖滨三角洲，其主体部分的沉积不过是近300余年来的事情而已。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柴河三角洲在滇池水利开发、三角洲营田技术的运用以及南岸入滇河流自然沉积的共同作用下得以迅速沉积，为聚落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柴河三角洲聚落时空分布的考证、分析可知，柴河三角洲至迟到18世纪中叶已基本形成。聚落的分布态势，总体而言是随着三角洲的沉积不断地向滇池岸边拓展。受到开发过程和土壤肥力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聚落分布的密度则是从三角洲上部到底端递减。
柴河三角洲聚落呈现的平面形态，以集村为主。这主要缘于三角洲开发过程中逐渐突出的人地矛盾和日益紧缺的水资源。聚落对耕地的节约使用和对水资源的争夺是当地形成集村的主要动因。受所处环境的影响，集村又分为平坝、沿河、山麓三种类型。
文章作者：刘灵坪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 第1期
选稿：周辰
编辑：邹怡思
校对：徐省之
责任编辑：刘家瑶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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