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媒体巨献，这是一亿人必读的河南故事。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以纪年为体，以河南为纲，纵横激荡，通鉴中原，看大人物的小故事，写小人物的大悲欢。
抽丝剥茧河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键节点，聚沙成塔河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画卷。
你好！河南40年
从本周起，东方今报猛犸新闻将持续推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巨献之作《你好！河南40年》，今天推出第一篇1978年。
（相比四十年前，如今的河南早已今非昔比。曾经的郑州机场已经涅槃重生，成了郑州乃至河南的地标。 袁晓强/图）
《你好！河南40年》
1978
（一）
1978年，当易社强第一次来中国时，总有一些不太熟悉的人，邀请他到家做客，然后领出孩子，让他为孩子找美国大学奖学金的门路，以便留学；也有一些招待他的人，请求他下次来的时候，给他们带点东西——比如一台美国的录音机。
这位费正清的入室弟子、写西南联大历史写得最好的美国教授，想起了那个流行的论调，“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然而，40年过去了，情况却颠倒过来：在消费品等式的两边，对调了位置。“我们在美国买的东西很多都是中国制造，以致于我在给中国朋友挑选礼物时，很难找到‘美国制造’的标签。”与之相随的，还有中国人暴增的自信。
（2013年7月18日，郑州，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在郑州正式开出，中国制造也早已遍布全球。沈翔/图）
在易社强看来，对于1978年的中国而言，称得上“时间开始了”的一年。那一年，各大报纸的元旦社论，标题就是《光明的中国》。
“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这么宏大的命题，叩击着每个人的心灵。未来的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似乎摆在了每个人的心头。 “红旗如火化冬寒，一笺诗信召春天……” 河南著名诗人王绶青当年所写的这句诗，或是最有力的注脚。
（1978年各大报纸的元旦社论，标题就是《光明的中国》。）
（二）
春天来了！
在河南省延津县塔铺村，有个姓刘的老头，切实感受到了这个春天的魅力。
有那么几天，他天天拿着两份通知书蹲在街头，碰到人就说：你看这个事儿很难办。人家问：“怎么了老刘？”他就说：“你看吧，这个录取通知书有时候你真看不明白，你得帮我看看，你看北京大学都知道在北京，这个西南政法学院你知道在哪儿吗？西南有多大？”
40年后，他那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儿子刘震云解读：他老爹这是“范进中举”式的显摆。西南政法学院在哪儿？通知书上肯定写的有，他不可能不知道。
（1978年，北京大学发出的入学通知书，就是这一年，河南延津的刘震云第一次走进北京，并直至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之一。）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新华社发））
他那个考上北大的儿子，是大儿子刘震云；考上西南政府学院的，是刘震云的大弟弟。
刘老头不可能想到，他那个考上北大的儿子，后来值得显摆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一部《我不是潘金莲》火的一塌糊涂！
那时候的文坛，百废待兴。8月11日，卢新华在文汇报上才发表《伤痕》，伤痕文学刚刚起步；12月23日，北岛、芒克才创办《今天》，朦胧诗群才半公开亮相。
那时候， “文学豫军”现在的主力干将们，或小试新啼，或正走在通往文学的大路上：李佩甫、李天岑、廖华歌刚刚发表作品，周大新离发表作品还有一年，二月河刚刚转业到南阳市卧龙区宣传部当科长，阎连科才刚刚应征入伍。
那时候，刘震云20岁的人生履历上，值得书写的只有在甘肃东风航天城的戈壁风沙中，当了5年大兵的经历；然后，为了改变命运，复员复习了两个月，才以河南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
离刘震云老家不远的原阳黄河滩上，也有一个制造了传奇的放羊娃。这个放羊娃，上小学时，因为大哥教过他，觉得听课没意思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他就装肚子疼；装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就给家长告状，他爸和他哥为了让他学习有压力，就让他跳级。这么一跳，他14岁就跳到了北大。
他跳到北大这年，就是1978年。通知发放那天，他正在黄河滩上放羊，他姐姐拿着通知书去找他，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下终于不用放羊了。
这个14岁的少年名叫李书磊。他从北大图书馆系的本科读起，读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再到当代文学博士。读博期间，他就成了小有名气的评论家，名字不时刊登在学术刊物上。
功成名就后的刘震云，曾经说过，他读书受两个人影响较大，这两个人都姓李，都是评论家，其中一个叫李敬泽，另外一个叫李书磊。“他们读书比我多，有好书就推荐给我。”
李书磊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央党校任教，之后一路到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后，转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宣传部长，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中纪委常委、副书记，兼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中央追逃办主任。
相比李书磊，这年考入大学的郑州姑娘程虹，已是一个在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乡下乡了4年的知青。这位知青队里有名的“铁姑娘”，在治理泛滥的汝河修建拦河大坝时，拉粪拉石子，白天跑几十里的路，累得精疲力尽，晚上又拉砖到半夜。
正是高考，改变了“铁姑娘”的命运：1978年2月16日，她幸运地收到了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来，在北大进修时，与1978进入北大学习的李克强相识并结婚。
（三）
刘震云曾经感慨：如果没有恢复高考，他会像表哥那样，至今还是建筑工地上的一个搬砖工。
这话说得实在。1978年的高考，包括之前的1977年的高考（10月份考试，1978年春季录取），成为很多人命运改变的一道分水岭。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新华社发））
那时候，王健林正是从部队考上了大连陆军学院；马蔚华正是考上了吉林大学，才从原来的沈阳铁路局工人，成长为后来的招商银行行长；李东升、黄宏生、陈伟荣都考上了华南理工无线电专业，之前，他们三人分别是知青、知青、农民。10多年后，他们分别创办了TCL、创维和康佳，极盛之时，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国内的40%。
刘震云回忆那年高考时说：“所有人知道有这个机会，所有人都想来参加这种考试， 11年的积压，突然出现另外一个通道，是知识的一个通道，给人打开另外一个窗口。因为大家一无所有，当世界出现一种机会的时候，他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给抓住。”
然而，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毕竟少之有少。1977年高考，最终抓住机会的，全国只有30万人。河南抓住机会进入大学的仅有8000多人，进入中专的有14000多人。
（2017年11月23日，当年的穷小子，如今的大作家刘震云回到河南，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将要改编成话剧，而该话剧的排练演出地首选在家乡河南。 袁晓强/图）
周口市太康县高贤乡聚台岗村的许家印，在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就获得了报考名额，但他却没有考上；第二年，他一边在村子里开着拖拉机、淘着大粪，一边努力复习，最终以周口地区前三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与他有着相同命运的还有舞阳县保和公社张庄大队的刘克选，也是一考不中后，发奋考上北大物理系。
但许家印们的经历不可复制，更多的人则挤不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王发智在报纸上表态，如果一旦落选，他也丝毫不灰心，大学的座位能被比他更合适的人去坐，这是常理，也是正气，这是党的挑选，这是人民的需要。如果考不上大学，他准备制定自修计划，争取在二三年内把文科大学的课程钻研一遍，争取做一名合格的人们教师；郑州郊区莆田五七青年农场考生单建国则说得很直接，考不上就安心务农。
他们虽然很豁达，但他们那些身边的家人、朋友、工友们，会不会对他们名落孙山另眼相看？
为此，《河南日报》特意刊发了评论，要求人们要满怀热情地欢迎他们继续留在原来的单位工作、劳动和学习，欢迎他们走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决不能冷眼相待，冷语相加，讽刺挖苦，施加压力。
（四）
这一年，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的郑州兽医生物药品厂总工程师黄远波，又在省科学大会上意气风发。他形容自己“虽年已花甲，却是枯木逢春，浑身是劲”。这位美国密执安大学毕业的生物制药专家，50年代研制成功的“抗气肿疽菌苗”，有效地防治了当时在全国一些省、区流行的牛气肿疽病；他与人合作研制的“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三联苗”等曾具有国际独创性；但在四人帮横行时，他却被扣上“反动权威”、“美帝特务”等帽子，夫妻被拆散，儿女被逼改名换姓，见人低三截。
新乡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姚从工，曾忍受着“牛棚”的折磨和武斗的侵扰，一心埋头在高分子结构、催化剂、红外偏光光谱、内疗素、航空有机玻璃等之上，在科学大会上三样成果获了奖，他想的是“我要为祖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战斗到最后一息”。
那年，德国大众汽车来中国考察时，随行的《明镜》周刊记者，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后的厂房之后说：“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想在中国投资的大众考察人员发现，在中国找不到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能与桑塔纳汽车配套，甚至没有一条生产线不需要改造。
中国的科学家们，或许并不知道，那一年，微软公司已经创办两年，世界上第一个移动电话通信系统已在美国悄然开通，全球信息化已经启动；但他们却真切感受到了，我们被耽误得太多，要加码追赶！
40年后，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前十名中，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占据了了三个席位。
（五）
要加码追赶的，不仅有落后的科技，还有丰富多彩的生活。
1978年，当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
作为一个1970年代生人，在童年的记忆里，饮食的主旋律，就是窝窝头。“窝窝头，蘸秦椒（辣椒），越吃越上膘。”这是我们难以下咽时经常自我安慰的儿歌。
能吃上白面馒头，是我们那一代孩子整个的童年梦想。但家家户户每年分到的小麦，只够过年时包包饺子、蒸几锅白面馒头。记得有一年母亲生病住院，就把过年的白面给她蒸成馒头吃了。她出院给我捎的“包”，就是小半拉馒头。那馒头真香，我手捧着咬上一口，生怕馍花掉在地上。吃着吃着，我哭了。我问母亲：“妈，啥时候咱能天天都吃馒头？”
天天都吃馒头，大约还得四五年的时间。说起来惭愧，在我们那个不产米的地方，直到80年代中后期，我们才知道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好吃的粮食，叫做米；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才从信阳人那里学会了蒸米干饭。
那时候农村还是生产队，收入靠的是挣工分，男人一天10分，女人一天8分，小孩一天6分。一分两分钱，一天最多只能挣两毛。孩子多的家庭，劳力少，挣不了多少工分，粮食吃不上半年，就断炊了。
（上世纪70年代的河南农业 姬天剑/图 ）
收入少，能做的事儿，走的都是不花钱的路子。盖的房子，一律是草房，泥坯砌的墙，黄北草缮的顶，条件好的，顶多外墙包上半截青砖。直到八十年，草房才变成瓦房；之后，瓦房变平房，平房变楼房，再到城市买房。
那时候，农村里很少能见到自行车。村里唯一的车，是牛车，两个硕大的铁轱辘，靠两头牛才能拉得动。家里的电器，还没有电视机、录音机，条件好的，顶多有台收音机。能普及的，只有一种电器，就是手电筒。
那年的全省工业生产总值，只有255.54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56.71亿元，农业总产值98.83亿元。那年的粮食总产量，209.75亿公斤；社会零售品总额，936017万元，财政总收入33.73亿元。
对比下2017年：全省生产总值44988.16亿元，粮食总产量5973.40万吨，消费品零售总额19666.77亿元，财政总收入5238.35亿元，将近40年，天翻地覆。
（六）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随后人民日报向外界发出会议公报，宣告中国新时代的来临。）
1978年秋天，刚刚返城的知青樊登，托人从广州购买了一条喇叭裤和一副蛤蟆镜。趁父母上班不在家的时间，他穿戴起来，悄悄摸出了家门。
留着长发、带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的樊登，一走出家门，就在家属楼的院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闲聊的大爷大妈们，先是惊呆了一阵儿，好奇地看了又看，后来看出是樊登，就纷纷围上来，纷纷呵斥他，要他赶紧摘掉墨镜，脱下喇叭裤，这样不三不四、流里流气的，像什么样。
樊登没敢多争辩，他知道，在这些根正苗红的老人眼里，喇叭裤代表着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敢穿喇叭裤的人，不仅道德品质有问题，更是政治立场有问题，是不能被纵容的。因而，在郑州的街头上，有人的喇叭裤，就被当场剪掉了。
有那么严重吗？樊登想不通，电影里都演了，为什么还不允许穿？
他所说的电影，就是当年进入中国的两部电影：一部是《望乡》，栗原小卷扮演的记者面容清秀、气质高雅，一条白色的喇叭裤让她的身材更显婀娜，让无数少女心生羡慕；另一部就是《追捕》，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不仅成了年轻人最早的偶像，片中矢村警长的墨镜、鬓角、长发和一条上宽下窄的喇叭裤，更成了当时无数男青年效仿的对象。
就是看了这两部电影，樊登才迷上了喇叭裤，托亲戚求朋友，好不容易才从广州弄回了一条。但没想到，刚穿上出门就遇到了挫折；更没想到的是，母亲当天回来后，直接把他的喇叭裤给剪掉了。
樊登的遭遇，在那一年可谓习空见惯。当年，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易中天，经常见到老师拿着剪刀，蹲守在学校门口去剪“问题学生”的喇叭裤腿。敏感的校方，受不了这种资产阶级的裤子在校园里大流其行，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很快，便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请问：什么裤能吹响？”
当年的《大众生活报》记载：上海某服装仓做了几万条喇叭裤，男不男，女不女，怪模怪样，又难看，又俗气，甚至从背后看已经难以区分男女了。“因此，领导批示不准出售。”
樊登说，1978年，多数人接受不了喇叭裤，却钟情于“劳动布”。年轻的姑娘，扯上几尺“劳动布”，回家放到开水里烫，直烫得布料掉色，深蓝色变成浅蓝色。然后再用烫过的布料做成衣服，把没烫过的布料剪成方方正正的补丁，缝在裤子的膝盖和屁股上，看着好看，也耐穿。
那时候，也有“洋气”的布料，叫“的确良”，算是高档货。小伙们定亲，会给姑娘扯上几尺“的确良”，做成衬衫或短袖，穿到大街上，一路都是羡慕的眼神。
照今天时尚的观念来看，“的确良”既不环保，也不舒服，更算不上漂亮，更何况，夏天透气性差，不吸汗，一碰水就能看见肉。但它怎么穿都不会破，也不会皱，印花颜色鲜亮，让沉浸在灰暗色系里十几年的中国人，顿时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樊登说，正因如此，“的确良”受到了万人空巷的追捧，很不好买。几年前，他看到一本杂志登了一个段子，说当年四川很缺的确良，一个小伙子一天看见大街上卖的的确良布，就排了队去买，想给自己做件衬衣，轮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一尺布了，他十分为难，售货员说：“你买不买？不买下面的谁要？”小伙子一听急了，就买了回来，只好做了条内裤。但又觉得没人知道他穿的内裤是的确良，有点冤，就在外裤上做了个牌子，上书“内有的确良”。一日内急，就找了个公厕，将牌子解下来挂在门口，出来的时候，发现厕所外面排成了长龙，都在问：“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卖啊？”
樊登说，这个段子虽然夸张了点，却是实情，郑州也这样。但在樊登眼里，“的确良”再高档，穿上去的感觉，都不如喇叭裤那么酷。
（喇叭裤、蛤蟆镜、录音机是一股春风，吹动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也打破了人们对服装认识上的禁锢，中国人崭新的生活，从这条裤子开始了。）
那年，等到他光明正大地穿上喇叭裤走上郑州街头，是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论证文章之后。那篇文章说，喇叭裤来自中国唐代壁画飞天中的舞蹈人物的服饰，是我们民族的，不是西方的。之后，就没有人再反对了。
一条裤子的出现，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也打破了人们对服装认识上的禁锢，中国人崭新的生活，从这条裤子开始了。
（70年代的郑州棉纺织厂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图）
那些喜欢喇叭裤的年轻人的内心，或许在六年之后，被时任纺织工业部女部长的吴文英说了出来。
1984年9月，吴文英到山东检查工作时，身上穿的是金黄色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引起了一些议论。
但吴文英却响当当地回应：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我们穿得好、穿得美，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得漂亮一点，不要用50年代的着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不要有“穷光荣”的想法。
穿得好、穿得美，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七）
1978年，有个英国路透社的记者第一次来到社会主义中国。这个记者，就是日后因为采访戴安娜王妃母亲基德夫人和评论英国政坛而成名的保罗•马金迪。当他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陌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时，他惊奇地发现，电视中每晚6点55分开始，在国歌和节目预告之后，倒计时5秒推出了一个叫《新闻联播》的电视节。不过，没有主持人出境。
事实上，从这年的1月1日起，北京电视台正式推出了《新闻联播》；5个月后，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国电视台，中国领导人借着这座桥梁，将一些信息公开披露。
“从国家大政方针，到百姓的衣食住行，不用再到处打听小道消息了，电视就能告诉我们了。”郑州老教师马金良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惊喜。他还说，这一年，电视上第一次转播了阿根廷世界杯。
在马金良的记忆里，变化不止有了新闻联播，还有文艺晚会、音乐会等的接连出现。这年的春节，以往被禁的联欢活动，比如舞龙灯、耍狮子、跑旱船等，也在金水路上出现，孩子们追着队伍跑出好远的场面，让他至今记忆深刻。还有，当时的紫荆山公园，还办起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灯盏。
马金良说，这一年，变化无处不在。街头高音喇叭传出的不再是样板戏、革命歌曲，而是《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解禁歌曲，《爱情的位置》这样的小说也开始联播。而爱情，这种久违了的俗世情感，也不再被看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了，年轻人不用再躲躲藏藏，而是可以公开地手拉手逛公园、轧马路了。喇叭裤、烫个“鸡窝头”，也成为这年的时尚。
这是国门已经被打开的一年，以往被批判的东西，不可阻挡地来了。
这一年，一个叫范思哲的国际顶尖时尚品牌，率先来到中国；一个叫皮尔▪卡丹的法国服装设计师，开始运作进入中国；一年后，他在中国民族文化宫进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场时装表演；3年后，皮尔▪卡丹品牌正式进入中国。
这一年，时任中粮油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张建华建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得到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强的同意；一年后，首批3000箱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往北京。
这一年，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史的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所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
这一年，在赣南山中偷偷跑回城的知青陈丹青，在城市广场中央看到一群50岁上下的大叔大婶，在狂舞卓别林的《城市之光》，他笑得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八）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当日的《人民日报》。20多年后，他向财经作家吴晓波回忆道：“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变了！”
尽管吴晓波查证，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是科学养猪而非养牛，但“似乎养殖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不仅有柳传志这样的IT界大佬，就连河南的普通百姓，也从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也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郾城县黑龙潭公社半截塔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王天玉终于大胆地种上了过去几代都在种的“药引子”——黑豆；之前，因为产量低，被搞形而上学的“四人帮”“一刀切”了。
汲县后河公社史庄大队第四生产队的贫农社员刘存厚，又可以喂老母猪了。之前，他喂老母猪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一气之下扒了猪圈。
扶沟县江村公社西冯大队第四生产队贫下中农代表栗万宽，又带领全家抽空扫末子、拾粪、积肥了；淮阳县漕河公社盐场大队的“贫下中农”们也从没人拾变成了个个都是“拾粪迷，因为都不再担心给扣个“工分挂帅”、“私心严重”的帽子了。
济源县辛庄公社第十九生产队于民花在批判四人帮之后，很高兴女工能跟男工同工同酬了，搞大寨田，七天的活儿三天干完了。之前，受四人帮干扰，男女同工不同酬，她们妇女干活没有积极性。
这一年，南乐县西寺庄大队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得到了《河南日报》的力挺：《正当的家庭副业不会助长资本主义》。该大队社员每年养猪500多头、养兔一万多只，还养羊、养鸡和掐草辫、草帽、提篮，去年收入98820元，户均收入249元，90%以上的家庭盖了砖瓦房。
这些今天看起来很好笑的新闻，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在一日一日地发生着变化。
（70年代的郑州市中心区域 魏德忠/图）
（九）
1978年12月18日，一声清脆哨音划破北京京西宾馆的宁静。河南扶沟人何训祥和他的士兵们闻声而起，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叠被、洗漱。
一片漆黑中，他们早已洗尽睡意，在操场上整齐列队。作为某警卫连连长的何训祥，和指导员一起来到队伍前面，从排头到排尾，挨个向战士询问执勤工作准备情况。
再过3个多小时，一个重要的会议即将在警卫目标京西宾馆召开。这是连队上哨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一个星期前，他们连队接到通知，中央将有一个重要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上级要求他们认真做好警卫执勤准备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到底都有哪些中央领导参加？”他们心里有疑问，但纪律不允许他们打听。
18日至22日，会议整整开了5天，何训祥查哨时能够听到会场里传出热烈掌声。
会议结束的次日，广播公报响彻千家万户，何训祥这才知道这几天京西宾馆召开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24日的《解放军报》一版全文转载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从公报中，何训祥知道了以后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那时候，何训祥由于阅历和学识不高，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将给中国带来什么。直到后来，当他回到老家扶沟，看到父老乡亲们开始包产到户，开始天天吃白面、经常买猪肉吃，他才明白，我们这个民族是真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了。他才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河南各界为此更是沸腾一片。
新乡七里营的干部群众，在12月23日晚8时，就收听到了公报的广播。次日一大早，公社就召开了党委会和有线广播大会，认真学习和讨论三中全会公报精神。
学习中，大家对公报提出的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经济措施特别高兴。认为这完全符合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体现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公社党委书记张合山兴奋地算了一笔账：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和农用工业品价格的降低，明年全社就可以给社员增加收入250万元，社员平均生活水平就可由今年的120多元，提高到150多元。这样一算，大家感到了农业有干头，有奔头，表示要拼命大干社会主义。
东王庄大队的贫下中农们止不住内心的喜悦，感觉到党的政策又回来了，农民的自主权又回来了。过去，这个大队多种经营开展得比较好，1968年，他们在搞好粮棉生产的同时，种了一些西瓜、药材、甘蔗等，全大队就多收入了七万元，但后来，他们的多种经营被当做“资本主义”批判了。队员们憋了一肚子气，只能暗地里搞。粉碎“四人帮”后，队员又大胆地搞起来。今年，他们不仅夺得了粮食亩产1669斤、皮棉亩产124斤的大丰收，种植的药材、红衣葱、苹果等收入达到了12万元，平均每人可分70元。当听到《公报》里关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的条文时，他们都非常激动，觉得农民有了自主权，农业大上就有了指望。
（曾经有很多人吃不饱肚子的河南，如今成为了全国的大粮仓，有了“河南熟，天下足”的美誉。 袁晓强/图）
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话就是，这无疑是一次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不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在全会结束两天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从日本引进的成套设备建设的上海宝钢，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打下第一块基石。这代表了中国当年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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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5日，邓小平的头像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同时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上面写着：与中国打交道，与以色列免谈。）
这一年，中国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者所展现的变化与力量，足令世界惊叹。
美国《时代》周刊描述说，（1978年）也许其他一些人更为世人所关注。吉米卡特可望通过自己成功的对外政策再次赢得民心；加利福尼亚退休的实业家霍华德•加尔维斯提出了一个“第十三号减税倡议”，得到了美国选民的热烈响应；在圭那亚的丛林中，狂热的巫术预言家吉姆•琼斯对自己的信徒们导演了一场灭绝人性的“白夜”杀戮，致使913人丧生。“然而”，《时代》周刊给出结论，“以上这一切，较之于中国决定加入世界大舞台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之后不久，1979年第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完全给了邓小平，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写到，“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那一期的《时代》周刊，给了邓小平以及中国48个页码。
请输入图片描述
（1978年8月，习仲勋（左三）在广东惠阳农村调研。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左一）利用暑假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随同父亲一起下乡。来源《习仲勋画传》）
1978年的8月，清华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参加社会实践，在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习仲勋画传》中我们看到有一张老照片，他随同父亲到了广东惠阳的农村。那一年，他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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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当时的你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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