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间”到！
8月30日至31日，由法制日报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衢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新时代“枫桥经验”论坛在浙江省衢州市召开。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领导，上海、重庆、安徽等地的党委政法委和法院系统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机构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及代表等200多人参加本次论坛。我市富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新时代“枫桥经验”宣讲团成员赵林中受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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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来自全国知名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各地践行“枫桥经验”一线政法干部代表，围绕市域社会治理衢州实践、法院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等主题，共同探讨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新发展。
市富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新时代“枫桥经验”宣讲团成员赵林中也发表了《枫桥经验是个传家宝、企业管理实在少不了》的主题演讲。
赵林中
毛泽东思想诞生了“枫桥经验”，改革开放赋予了“枫桥经验”现实意义和历史责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了“枫桥经验”，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对新形势下深化发展“枫桥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认为，“枫桥经验”不仅仅是政法战线的事情，更是社会和谐进步的法宝。“枫桥经验”局限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是远远不够的了，应该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贯穿于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层面。要从企业、社区、机关等基层组织做起，真正使毛主席批示的“枫桥经验”、书记指示的“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点和要求、需要。
富润集团实践“枫桥经验”
富润控股集团是一家特殊的企业。所谓特殊，就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革解困的特殊背景下，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十年间急风暴雨式地兼并了当地22家困难国有企业和二轻大集体企业，接收职工9450名。
企业合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企业，富润当时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枫桥经验”融会贯通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运用到企业的管理中去。1996年，富润把多年来企业法人治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做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归纳和提升，形成了《富润控股集团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条例》，通过这一载体真正把“枫桥经验”有效地贯穿到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的全过程。
《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八章六十一条，被员工们亲切地称它为《六十条》。《六十条》执行22年来，“枫桥经验”的魅力越来越显现，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22年来富润对《六十条》作了八次修订，2014年通过全国第一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6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还专门发文向全国纺织行业进行推介。
《诸暨报》1993年11月24日报道
把“枫桥经验”运用到企业管理中
新时代“枫桥经验”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联系富润集团企业实际，就是“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办好企业让职工有依靠”。
新时代“枫桥经验”突出现代治理理念，强调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联系富润集团实际，就是“职工的事最小也是大事”，处理职工的问题，原则是“既依法依规，又合情合理”，“有政策的按照政策办，没有政策的不随便开口子，可这可那的尽量往有利于职工方面靠”。
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联系富润集团，坚信“党建也是生产力”，在党的领导下走市场经济的路，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富润贯彻落实的载体是《富润控股集团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早在1993年11月24日《诸暨报》就报道《浙江针织厂落实“枫桥经验”取得可喜成绩》。1996年形成规范的《六十条》，使思想政治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组织员工学习“枫桥经验”
除了赵林中，此次论坛上诸暨人见到的熟悉身影，还有他们……
徐文光
1968年10月生，浙江诸暨人。
现任浙江省衢州市委书记。曾任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等。
20年前，我就在枫桥镇担任党委书记，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至今历历在目。我理解，“枫桥经验”的本质是党的群众路线，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核心是解决基层党委政府与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断层问题。
这么多年来，“枫桥经验”仍然历久弥新，开枝散叶到基层治理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中彰显了独特优势，发挥了独特作用。需要看到的是，无论环境形势如何变化，方式手段如何创新，“枫桥经验”的本质、精髓、核心始终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这就是“枫桥经验”的“初心”。
余钊飞
浙江诸暨人。
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55年来，“枫桥经验”历经管制、管理、治理三个阶段，正与法治建设密切结合，迈向良法善治新目标。当前，新时代“枫桥经验”正在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县域走向市域，无论空间上还是内容上都发展着重大的转变，将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典范，同时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治理的样本走向世界。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一整套基层社会治理方法，市域社会治理是位于中等阶位的社会治理层次，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一般而言，“枫桥经验”侧重于基层，主要是县级以下行政区的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主要侧重于地级市的社会治理，地级市层面的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对接更高级别的权力体系，强化对县区的宏观领导，设计相对高层级的制度体系，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工具，调动更加广泛的资源来统筹协调整体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功能在于突出党的领导、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引领时代风尚、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社会平安和谐，基本元素包括党建引领、人民主体、三治结合、共治共享、平安和谐；无论在理念上、功能上、内容上都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同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和载体。
前沿观点
✦校外培训机构为何长期“裸奔”
27日，杭州市教育局再一次发布权威信息，发布杭州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完整版——杭州261家民办培训机构没有开展文化课培训资格。年年曝光年年有，年年又有新的“黑机构”——近乎每个假期，各地的教育部门都会曝光许多无证“裸奔”的教育机构。为什么各个城市都存在这么多“黑机构”？作为监管部门，对于无证“裸奔”机构的泛滥，负有很大的责任。有些颁发证照者总是担心发了证照后，“黑机构”成了“正规军”，若出现什么安全问题，自己作为主管部门也难逃干系。在许多地方，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教育机构的属性定义问题。有许多辅导机构，只是在工商部门注册了“教育咨询公司”“教育科技公司”；有许多辅导机构，则是在教育部门办理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而民办学校又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这样的结果就是，许多培训机构，以注册公司的形式取代注册民办培训学校，注册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仍然收取高昂的学费。换言之，对于教育机构的监管，当下可能是“九龙治水”的状态，最终的结果就是“无龙治水”。资本进入培训教育市场不是坏事，但对于民办教育机构的监督也一定要到位。很难想象，在缺少监管的民办教育市场里，会有多少不堪的事情发生。地方政府的监督应该尽快实现“多证合一”，在给出辅导机构一个合理的定性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监管，无证的机构必须接受整改并办理合法手续，否则必须要停办，有证的机构也必须要按民办教育促进法接受严格监管，学费的价格、授课的内容必须要纳入教育部门的管理。（王传涛，检察日报）
✦多策并举，全力破解执行难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执行工作，又是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最后藩篱。执行难是长期困扰法院工作的突出问题，也是一场克难攻坚的硬仗。2016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执行工作不仅涉及公检法三家，推进社会协同，形成解决执行难的合力。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创新执行模式，多策并举攻难关，全力破解执行难，唯有如此，才能为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徐娟，人民法院报）
✦历史真相非历史虚无者的涂鸦
有真相就有假相，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假相的杜撰者、宣传者、贩卖者。它以“还原历史”为名，竭力抹黑和歪曲中国历史，贬损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它以“重塑价值”为名，通过污蔑、丑化、攻击历史英雄人物来美化叛徒、汉奸、侵略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虚无价值；它以“创新”为名，采用片面的方法攫取历史片段，以偏概全来演绎历史，推断出历史发展新趋势，虚张声势，夺取眼球效应。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可以任性拿捏的泥人，也不是可以随意涂鸦的草纸，更不是凭借主观臆想就可以改变其应有轨道。历史虚无主义，用曲解代替真相，用虚无代替价值，经不起任何检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原历史，是对民族、国家、个人的应有尊重。（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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