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快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的基因，甚至还跟人种有关。
凡读过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的人，对其中的一对人物一定经久难忘。这就是大卫的房东密考伯夫妇。
密考伯夫妇儿女众多，但花起钱来总是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到头来负债累累，被债主逼赶得东躲西藏。有一次大卫接到密考伯先生写来的一封信，信里那个语调的凄惨呀，直让人觉得大卫再不去看他，他全家就要完蛋了。可是等大卫十万火急地赶去，却发现密考伯夫妇正在喜滋滋地吞吃着牛排。还有一次，密考伯先生被关在债务人监狱里，对前来探看他的大卫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一个人收入20镑，花销19镑，那他是幸福的；但假如花掉21镑，那他就悲惨了。”刚说完这番至理名言，密考伯就向大卫借了一先令买酒喝，然后立刻就高兴起来。
狄更斯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如此生动，以至于在英语里“密考伯主义（Micawberism）”成了“乐天知命”的代名词。但想必有一个问题会萦绕于你的脑际：为什么像密考伯这类人物即便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下，也能自得其乐；而有的人，境况要好得多，却总感到自己不幸福呢？
快乐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决定
众所周知，很多因素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外界的环境固然很重要：有工作的人比失业的人幸福，家境好的人比贫穷的人要幸福；此外，年龄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年轻的或者年老的人，一般比中年人幸福；但人的个性却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性格外向的人要比内向的人幸福，自信的人要比焦虑的人幸福。
20世纪后半叶，“人生下时其个性是一块白板，全赖后天的经历塑造”的观点曾经风靡一时。但现在这个观点却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过去20多年里，通过比较同卵双胞胎或异卵双胞胎在个性上的异同，科学家向我们展示了个性的可遗传的一面，甚至还找到了可能对此负责的基因。这些研究表明，幸福和快乐也具有高度的遗传性。
性格还有智力，至少部分是可遗传的，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所以，推测起来，一个人倾向于快乐还是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DNA遗传的。为了估计其影响程度，一个由英美等国科学家组成的小组调查了美国近1000对双胞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的各种影响因素中，遗传因素的影响可能占30%之多。
现在你看到了吧，密考伯先生之所以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快快乐乐，这种性格很大程度上受之父母，不是你想学就能学的来的。
一对控制我们快乐的基因
一个研究人员还试图在DNA上找出决定人是否幸福的基因。他把目标锁定在负责指导合成一种叫“血清素运输蛋白”的基因上。血清素在人体调解和控制情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这种运输蛋白则负责通过细胞膜运输血清素。
在DNA上控制血清素运输蛋白合成的是一对等位基因（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的相同位置上，控制着相对性状的一对基因叫等位基因），我们不妨称之为“长基因”和“短基因”。长基因比短基因能产生更多的运输蛋白分子；而运输蛋白越多，血清素传输得越通畅，人就越容易感觉快活。每个人都从父母那里遗传来一对等位基因。有的人具有两个短基因，有的人有两个长基因，其余的人则有一个短基因和一个长基因。这位研究者想看看这对等位基因对人的幸福感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
首先，他对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做问卷调查，问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如何；满意度分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等几个等级。然后从他们身上提取DNA样本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他把志愿者分成下列3组：A组的人身上一个长基因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有的只是两个短基因；B组的人有一长一短基因；C组的人有两个长基因。他发现，在B组的志愿者中，对自己非常满意的人所占的比例，比A组的要多出8%；而C组的志愿者中，对自己非常满意的人所占的比例，比A组的要多出17%。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长基因个数（在人群中，其个数在0~2之间变化）越多的人，他就越倾向于快乐和满足。
黑人最快活，黄种人最不快活
当我们把志愿者的种族因素考虑进来，那这个结果还更加有意思。事先声明，所有的这些志愿者都是美国人，只是来自不同的种族。根据这项研究的调查显示，在亚裔美国人中，每人平均拥有长基因的个数是0.69个，非洲裔美国黑人拥有1.47个，而美国白人平均拥有1.12个（因为每个人拥有的长基因个数是不等的，其值在0~2之间变化，所以一群人平均下来之后就可能得到一个分数值）。
这就是说，在美国，亚裔美国人普遍要比黑人和白人感到不幸福，而黑人虽然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较低，却是最容易感到满足和快乐的族群。
这个结论并不让人吃惊。之前有报道说，平均而言，亚洲国家人民的幸福指数跟他们的人均GDP并不相称，实际的幸福指数比起按人均GDP推算他们应该达到的幸福指数明显要低一些。这个结论跟上述报道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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