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轴心国阵营中除日本以外的各国王室都受到了清算，尽管战争后期有些王室已经倒戈比如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尔一世逮捕了紧跟纳粹的安东内斯库元帅；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解除了墨索里尼的权力并将其拘禁；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米克洛什因为想退出轴心国阵营而被希特勒囚禁可是他们仍然遭到惩罚，被赶下了台，唯独日本天皇裕仁没有承担丝毫的战争责任，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裕仁天皇为什么选择开战?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裕仁天皇为什么选择开战
二战后，轴心国阵营中除日本以外的各国王室都受到了清算，尽管战争后期有些王室已经倒戈。比如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尔一世逮捕了紧跟纳粹的安东内斯库元帅；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解除了墨索里尼的权力并将其拘禁；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米克洛什因为想退出轴心国阵营而被希特勒囚禁。可是他们仍然遭到惩罚，被赶下了台，唯独日本天皇裕仁没有承担丝毫的战争责任。
这一结果在国际上受到广泛质疑，即使不算中国等一些受日本荼毒最深的亚洲国家，就是美国民众对此也难以接受。
日本投降前夕，美国盖洛普舆论调查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测试，结果显示，仍有70%的受访者主张问责天皇。其中36%的受访者主张处死，24%的受访者主张处死或流放，10%的受访者主张公审。
可是事实上天皇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作为“万世一系”的最高统治者、日本陆海军统帅，裕仁真的毫无战争罪行吗？
裕仁天皇本人和日本政府为此做了大量辩解。
在1946年的《昭和天皇独白录》，裕仁是这样说的：“如果当时我反对开战决定的话，国内必会有大动乱，我信赖的周围人都会被杀，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证。这还算好的，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可能进入战争，那会有比这次战争更加悲惨的事情发生，很有可能陷入无法停战的境地，日本可能会就此灭亡。”
他还说：“内阁上奏之事，即便自己持反对意见也会给予裁可。”
裕仁通过这些谈话表白，他是出于无奈才被迫同意开战的。
1941年9月8日，在决定对美开战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吟诵了他爷爷明治天皇的御制诗：“四海之内皆兄弟，何故无事起风波?”似乎也表明他是反对战争的。
担任过裕仁的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记录了天皇对日军武装侵略中国的反应：“我相信，国际正义和良好信义是重要的，我要为保持国际和平而奋斗……但海外的军队不听从我的命令，不计后果的扩大事态，他们似乎想通过军事力量制服中国，这引起了我无尽的痛苦，这可能导致大国力量的介入和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毁灭……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夜不能寐。”从这个表现来看，他好像不愿意发动侵华战争。
日本人还从当时的日本宪法中为天皇辩白。日本法律规定，任何法案和诏令，除了天皇盖上玉玺外，还必须有国务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天皇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图章，并不能大权独揽，实权在内阁手里。所以是否发动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并不是由天皇决定的，天皇也受到宪法的约束。伊藤博文曾说：“……所谓宪法政治便是限制君主权之意义。”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七条规定：“天皇有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的权力”。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三条规定：“天皇拥有宣战媾和缔结各项条约的权力”。
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这几条来看，日本确认了天皇“万世一系”的地位，以及他的身份和权力来自神的授予，即所谓的“君权神授”。所以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天皇拥有绝对的权力，当然也包括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力。
伊藤博文关于君权受宪法限制这一说法的法律依据来自《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四条：“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宪法规定而施行之”。他还特别强调：“此宪法之骨子”，“若无本条而此宪法则失其核实，其记载事件悉数无效。”
然而这种解释与前述几条是相互矛盾的。按宪法第四条和伊藤博文所言，天皇的权力是宪法赋予的，而这部宪法却开宗明义就突出了“君权神授”，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天皇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他自己的权力做不同的解释，比如当天皇需要日本士兵发起万岁冲锋时，或者需要神风特攻实施决死突击时，他就会以他的神性和无上的权威来凝聚军人的勇气，当天皇需要逃避战争罪责时，就可以说他受宪法制约，并无实权，甚至人生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声称君权受制于宪法的伊藤博文同样也说过说：“一国之权力，以君主大权为其枢轴，权利皆由来于此。”
其实在日本人心目中，天皇就是国家，就是国家统治权的最高来源，人人都要效忠天皇，绝不敢有丝毫忤逆，更遑论弑君了。
在昭和时代，有两桩事例很能说明天皇与大臣的关系。
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使日本与奉系的关系陷入紧张。河本大作本来是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但首相田中义一有意包庇他，使他免于被审判。这引起了天皇的不满，6月27日，他怒斥了狡辩的田中义一，然后拂袖而去，这就是“田中首相叱责事件”。
遭到天皇怒斥的田中义一惶恐不安，于7月5日黯然辞职。
1932年5月15日，皇道派军官发起暴乱，天皇下令镇压，可是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大将却来替皇道派说情，结果遭到天皇斥责，并说要亲自领兵去平叛。挨了骂的本庄繁灰溜溜地被转入预备役。
田中义一是陆军出身的强势政客，本庄繁是骄横一时的陆军大将，他们在天皇面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被训斥一顿就要下台，怎么敢违背天皇的旨意，又怎么可能威胁他的生命？所以日本侵华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决策权都是天皇掌控的，至少要获得他的同意才可能开战。
从天皇在战争中的表现来看，他也是支持战争的。掌玺大臣木户幸一在日记里如此描述得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获得胜利时的天皇：“他太高兴了，笑得象一个孩子……天皇兴奋地说：‘……爪洼前线的敌人在万隆宣布投降，现在我们的军队正在进行荷属东印度部队的投降谈判，泗水的敌人已经投降了，缅甸前线的敌人已经放弃了仰光！’”
东条英机在东京接受战争罪行审判时，曾经说漏嘴，他说：“没有一个日本人敢违抗天皇的意愿。”这无疑意味着天皇在战争中是有罪的。然而，东条英机很快改了口，对美国首席检察官基南表示：“陛下到最后一瞬间都在期盼和平，这场战争的责任只在我一人。”
在日本战败前夕，天皇再次展示了他的绝对权威。当时日本政府内部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处于僵持状态，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叫嚣“一亿玉碎”。1945年8月9日夜，在首相铃木贯太郎召集的“战争最高指导会议”上，面对争执不下的两方，天皇表态说：“……为了拯救全体国民，为了维持国家，只能忍受那些难以忍受的事情。”从而结束了争论，宣布投降。这也充分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权力掌握在天皇手中。
在战争中，不仅裕仁天皇犯有罪行，皇室成员同样作恶多端。
日军侵入南京后，松井石根兼任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而且健康状况不好，所以，1937年12月2日由天皇的远房叔父朝香宫鸠彦接替松井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是个中国通，曾与蒋介石往来很深，他意识到，大屠杀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和反抗，还将引来国际谴责。所以，他特别提醒朝香宫鸠彦，日军要借第一次攻占敌国首都的机会，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军的良好形象，拉拢更多的亲日派来充当汉奸，为日本今后对占领区的统治服务。
可是狂妄的朝香宫鸠彦执意扬刀立威，用血腥恐怖来恫吓中国人民，于是他纵兵大肆奸淫烧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然而在战后，松井石根揽下了所有责任，走上了绞刑架，而朝香宫鸠彦却逍遥法外数十年，过得悠哉悠哉，享受着皇家奢华生活，还是“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名誉会长，活到94岁才离世。
作为侵华日军大将，松井石根被绞死，是罪有应得，但南京大屠杀真正的主犯朝香宫鸠彦逃脱惩罚，是对正义的羞辱，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伤害。
那么日本天皇和皇室为什么能在战后的清算中安然过关呢？这其中有当时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因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力量薄弱，国际话语权微不足道，中国人民的意愿得不到列强的尊重。
在太平洋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美国战略届已经意识到日本必败无疑，而战后美国最强大的地缘竞争对手将是苏联。以前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知日派人士主张在战后把日本作为盟友来对抗苏联。
基于这个目的，美国绝不能让苏联在战后介入对日本的占领，同时，为了让日本与美国合作，必须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造，为此美国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就是这种研究的结果。美国从中认识到，这种改造不能变更日本国体，不能废除天皇制，否则日本社会将陷入动荡，甚至革命。而战后日本左翼力量很大，一旦发生革命，苏联就会乘机而入，在日本建立亲苏政权，这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地缘战略上，都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美国决定在削弱天皇权力的同时保留天皇制度，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洗白天皇和皇室的战争责任，因此在战后清算战犯时，美国不会追究天皇和皇室的战争责任。1946年4月3日，驻日美军最高决策机构FEC正式决定不起诉天皇，对此，东京审判的审判长威廉·韦伯表示：“天皇逃脱审判的决定毫无疑问是基于盟国的最佳利益做出的。”揭示了这一结果不是基于正义，而只是为了符合盟国的利益，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利益。
如果日本侵略战争中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坚决反对这一决定，那么美国的做法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可以想象西方如果决定放弃对任何一个纳粹战犯的审判，苏联和以色列会是什么反应。然而当时的中国太弱了，处处有求于美国，又怎么可能反对美国的决定？
而且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在盟国帮助下艰难战胜了日本，但骨子里对日本十分畏惧，担心日本恢复起来后再次对华不利，因此想借战胜的机会对日示好，宣扬什么“以德报怨”，却没有想过日本会何以报德。对于国民政府的这种立场，我国学者王鼎杰指出：“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迷信，是懦夫的自我麻醉，是道德功利主义者的自我堕落。一旦进入道德功利主义的泥坑，最终必然是既丢失道德的高贵，又丧失功利的精明。”
事实上，日本皇室在逃脱惩罚后，从来没有认真忏悔过他们的罪行，甚至从来不愿承认他们是有罪的。裕仁天皇1975年访问美国时一个记者问他战后日本的变化，他他回答说：“我认为各种各样的人对战争结束有很多种观点，从最宽广的角度看，我不认为战前和战后有任何变化。”裕仁在这里明白表示，他认为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教训可以汲取！
1990年12月，在明仁天皇继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他被问及战争时，他答道：“我这一代人已经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生活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反思战争”这位新天皇与他父亲一样，继续对那段历史持回避态度，又怎么可能反省历史？
虽然正义有时会来得很晚，但永远不会缺席。“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随着中国不断崛起，总有一天中国人民会为先辈遭受的苦难讨回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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