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清官制，各省知府缺出，例由京察一等记名之翰林侍读、侍讲，内阁侍读、给事中、各部郎中、员外郎，以及府同知、直隶州知州升任。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全国一百八十多个知府中，正儿八经从基层爬上来的并不多，更多的都属空降，其中又以翰林、郎中居多。这种任职情况在如今看来是很不科学的，就好像现在中央某部的司员，一下子放在地方当市委书记，显然不符合人尽其才的用人思路。
清代京官与地方官性质不同，京官职责往往局限于某一领域，地方官则统筹全局，执掌辖区内所有的民政事务。说白了京官走的是专业路线，而地方官则属于全能型选手。
既然京官与地方官的定位不同，那么为何清代皇帝却总是喜欢以京官空降知府？显然，朝廷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之所以这么干，主要是有几点原因：
其一，限制地方督抚的人事权
按照正常的逻辑，地方督抚比朝廷更了解属员的情况，一旦知府出缺，督抚举荐人选是最合适的。实际上，由督抚举荐担任知府的情况也不少见，很多在地方上干得好的知州、同知一类的，往往都是通过督抚举荐得以升任知府的。
督抚举荐制度固然有其可行性，但朝廷为了不让各省督抚尾大不掉，所以在人事权上加以限制，更何况知府又是地方最紧要的中级官员，一旦形成利益集团，对政治的稳定是不利的。
因此，各省知府出缺，皇帝都会令吏部、军机处列出一份名单，然后由皇帝钦点。从全国的知府任免情况来看，大多数知府的任免权，都必须得到皇帝的点头认可，就算是掌文官升迁的吏部，也仅仅只有建议权。
不难看出，知府的人选不仅仅是简单的人事管理，实则事关皇权，朝廷留给督抚的权力十分有限，不仅仅是人事权，还有财权、军权同样也是如此。
其二，京官空降知府属于历练
京官的优势在于更接近皇权，他们中自然有些人是受到皇帝赏识的，这些人由于资历不深且年龄也不大，皇帝如果要提拔他们，放到地方任职最合适，既可以让他们得到历练，也能检验他们的办事能力。
京官外任知府以翰林、郎中居多。这要区分对待，一般情况下，翰林出身者汉人居多，而各部郎中却是旗人居多。翰林官品级不高，但却经常能够接触到皇帝，有机会受到皇帝的赏识。
对于这样的翰林官，直接升任更高品级的京官显然不太现实，毕竟高级别的京官缺少，且在没有资历的情况下升任高级别的岗位，是容易引起非议的。因此，外放是一个最合适的渠道。不过，久在京城任职的翰林官，如果出任知县、知州一类的，显然是大材小用，故外放道府名实相副。
郎中、员外郎是京城中数量最多的，他们也是专业性的人才，分管某一部的某一块具体事务。相对而言，以郎官外放知府比翰林更有优势，尤其是户部、刑部的郎官，平时负责的就是钱粮、刑名，外任知府倒也很容易上手。
六部的官制设置比较奇葩，正二品的侍郎以下，不设三品、四品官，一下子就降到了正五品的郎中以及从五品的员外郎。如果皇帝要提升某个郎官，总不至于连升数级，一下子放在侍郎的位置了。所以，以知府、道员为过渡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在地方上干得好，先升按察使、布政使，再调回京城担任部堂。
其三，未来的封疆大吏
京城任职的翰林、郎官，肯定也有一些是才能出众且具备很好理政能力。对于这些人，皇帝培养的路子又是不一样的，是发自内心想要他们走出去，长期在地方任职以期封疆。
清代从基层爬到督抚的就更少了，凡是封疆大吏，绝大多数起点都比较高，至少在地方任职时，往往都是以知府起步。说白了，这些空降的翰林、郎官才是道府这个级别的主力队伍。
皇帝对于督抚的任命尤其慎重，毫不客气地讲，督抚在皇帝眼中要比各部尚书重要，道理很简单，因为尚书都在朝中为官，人品能力高低一下就能看出来，而且也不会害怕他们会威胁皇权。
而督抚则不同，一定得用自己信得过、有能力，还有实心办差的。翰林、郎官等有在京城为官的经历，皇帝对他们知根知底，而那些就在地方基层混迹的知县、知州，不能上达天听，皇帝对他们缺乏足够的认知，甚至有些人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些人如果不是政绩十分突出的，是很难得到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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