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王庙戏台，国四。位于临汾市尧都区魏村镇魏村，建于元至元二十年，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一座木结构戏剧舞台。
大槐树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以“寻根”和“祭祖”为主题，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洪洞大槐树景区票价不菲80元每人，且六十岁至六十五岁人士半价。鱼和先生游玩之后得出结论：洪洞大槐树景区不来闹心，来了伤心。
大槐树是闻名海内外的明代迁民遗址，园区分为“移民古迹区”、“祭祖活动区”和“民俗体验区”三大主题区。
有碑亭、二三代大槐树、千年槐根、祭祖堂、广济寺、石经幢、移民浮雕图、牌坊、一代大槐树、中华姓氏苑等。
景区分三路东西和中路，中路乍一看是影视城，仔细瞅仍是影视城！西路为农家院，千篇一律乏善可陈。仅有的古迹在东路，还多是清朝和民国年间的。唯一一座石经幢，被厚厚的经幡从下围到上，严严实实啥也看不到。
明洪武3年至永乐15年，大槐树下发生大规模官方移民18次，主要迁往京、冀、豫、鲁、皖、苏等18省500多县市。
到山西一定去洪洞大槐树景区，是因为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响最深的移民。也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政策的官方行为。当年，明政府在平阳府洪洞县城北二里的广济寺设局驻员，办理移民手续、发放凭证川资。广济寺也就成了移民的集散地。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大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迁徙。
据资料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于晋、冀、鲁、豫、陕、甘、皖、苏、鄂、蒙等地，甚至广西、广东、海南也有部分移民。从明初至现在，在各个历史时期，那些由洪洞迁出的移民，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等地区。上图中的影壁是景区的标志性景观，隶书“根”字是张仃老先生题写。一字道尽故园家国之情。
明朝大移民对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发展经济、开发边疆、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等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大槐树景区的主体建筑祭祖堂（见上图）。祭祖堂内供奉着从大槐树下移民的姓氏牌位。里面的服务人员很殷勤，他们主动上前询问你姓什么，你若回答，她便拿出一堆有关你姓氏起源、家谱、名人相关的小册子。那架势若不掏钱买上几本都觉得愧对祖宗。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大移民迁徙长达50年之久，涉及812个姓氏，由这里迁往各地的移民后裔，数以亿计。
鱼和先生从中路开始游，然后西路再东路。下面图为西路景区景点，鱼把这里当成取景地了。[偷笑]
返回中路再开始大槐树东部景区游历，大槐树的历史感在这里得到共鸣。
大槐树景区内的古迹存留的不多，大都损坏。第一代第二代大槐树已枯死。还好还有古驿道遗存，那旧砖，灰墙衬托出历史的沧桑。
第一代大槐树以及背后的广济寺（见上图），都是按照文献记载复建的。最早的大槐树被称为第一代大槐树，早已枯死不复存在。这棵复制的大槐树上模拟当年贴了一张告示（见下图），大意是：家里有五口人的，要移民两个人；家里有六口人的，要移民三个人；家里有七口人的，要移民四个人；家里有八个人的，要移民五个人。如果家里有人没地，就全家移民。看到告示之后，立刻到大槐树下集合。如果违背命令，要严肃处理。
复原的广济寺
洪洞县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原址在洪洞城内永安里，金承安年间迁徙贾村汾河畔。当年广济寺寺院宏大，僧众济济，香火旺盛。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法堂、藏经楼、伽蓝殿、祖师堂、禅堂、方丈、钟鼓楼。还有斋堂、客堂、寝堂、茶座、延寿堂等。 （摘自百度）
还原当年移民情境新早造就的景点
古驿道旁的纪念地，从现存碑文上看为清和民国年间建筑。
原广济寺唯一遗存——石经幢
经幢是古代佛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由多块石刻堆建成柱状，柱上有盘盖，刻有垂幔、飘带等，柱身刻陀罗尼经文及佛像。是广济寺的唯一遗物，距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明代迁民的历史见证者。有资料上说：此经幢是《楞严幢》，南宋永安五年（公元1200年），由僧人惠琏法师主持所建。塔高三丈有余，八角形，分三层，全部青石砌成。塔上刻有佛顶万行首楞神咒的佛经，为洪洞人吕琢书写。楞严经共有10卷，楞严咒是楞严经里的神咒，四百二十七句，共二千六百二十字。内为五会，都是佛教界神的名字，是佛教僧徒每日必念诵的早课。塔的最底层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讲法的一组佛教故事，雕刻得十分精美。
这段文字说明，鱼认为有脱讹，“南宋永安五年”南宋没有永安年号，有永安年号分别为三国孙吴景帝孙休（258年─264年）；西晋惠帝司马衷（304年）；十六国前凉张寔（314年─320年 ）；十六国北凉沮渠蒙逊（401年─412年）；北朝北魏孝庄帝元子攸（528年─530年）；西夏夏崇宗李乾顺（1098年─1100年）。公元1200年为南宋庆元六年；金承安五年；西夏天庆七年；西辽天禧二十三年。还有资料说它是金代雕刻艺术珍品。由青石砌成，平面呈八角形，四层十五级，高9.4米，雕刻古朴深厚，书法刚劲流畅，浮雕栩栩如生。综合来看此经幢的年代应为金承安五年。
上图中两株槐树一棵是枯死的，另一棵枝繁叶茂。被景区命名为第二代第三代大槐树。鱼觉得它们离第一代大槐树的位置已经超过了树木延续生长的可能范围，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代大槐树位置是准确的，那么它的根系不太可能在第二代第三代位置上长成大树，它的种子倒可能在这里生长。
图中的这座牌坊建于民国三年（1914年）它的正额与背额分别镌刻着“誉延嘉树”、“荫庇群生”。
前来寻根问祖的人们在这里建起了功德碑林
离开大槐树景区，鱼和先生去临汾魏村的牛王庙，那里有大名鼎鼎的元代戏台。
牛王庙戏台在大德七年(1303年)平阳地区大地震受损，至治元年(1321年)得到维修。清代在戏台对面建了牛王庙。
戏台采用乐楼形式，为木构亭式舞台，平面呈正方形，三面有墙，正面当台口，无前后场之分，还保留着宋金乐亭旧制。戏台台基高1米，台身面阔7.45米，进深7.55米，建筑结构为"井"字形框架，顶部有单檐歇山顶或十字歇山顶两种形式，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一座木结构戏剧舞台，是研究中国戏剧发展史的宝贵的实物资料。 （摘自百度）
山西戏曲历史悠久，特别是晋南地区是我国戏曲的发祥地之一，山西共有54种地方戏曲，种类居全国之首。因而，作为中国戏曲发展重要标志的戏台自然也就很多，据统计，至今山西保存的古戏台有2886座，其分布几乎遍布山西各个地区，其中最古老的元代戏台有6座。戏台建于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 台左前角柱上刻"蒙大元国至元二十年次癸未季春石泉南施石人杜秀"，前角柱上刻"维大元国至治元年岁次辛酉孟秋月下旬九日立石"。元大德七年(1303年)，平阳特大地震，戏台倾塌严重。至治元年(1321年)重修，这是国内发现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古代戏台。1978年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对其进行维修，使其展现了原有的风貌。1957年戏台就被列 为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摘自百度）
明代维修时留下的题记。
牛王庙戏台从其木结构看，多在四根角柱上设雀替大斗，大斗上施四根横陈的大额枋，以形成一个巨大的方框，方框下面是空间较大的表演区，上面则承受整个屋顶的重量，这种额坊的建筑形制，对需要开间较大的舞台是十分有利的。从戏台内部观看，顶部藻井全为木质结构，顶部看上去有点像八卦形状，上边两层全为从大到小的八角形，到了最下一层又巧妙地回归到四方四正的四边形，整座戏台没有使用一根钉子，全部由木材榫卯结合而成。在牛王庙戏台上，两侧后部三分之一处，设辅柱一根，柱后砌山墙与后墙相连，两辅柱间可设帐额，把舞台区分为前台和后台两部分，前台两边无山墙，可三面观看。牛王庙戏台的这一特点与现代的T形舞台有异曲同工之妙。（摘自百度）
元代戏台大多是面阔一间，台口仅在两侧出现立柱，并且为增加视角宽度，两侧山墙仅砌筑1/3或1/4的长度。明清以后的戏台，大多为面阔三间，台口处有四根立柱，台下观看时会出现视觉死角。而戏台大额枋结构的采用，使台口的空间得到了增大，这是后来明清戏台所无法比拟的。明清戏台建筑过多地追求建筑立面的华丽、装饰，而对戏曲演出的功能缺乏特殊设计。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平阳府发生八级大地震，当时的魏村牛王庙被夷为平地，唯独牛王庙戏台保存完好，震后只对破损部分进行了少量修缮。这与牛王庙戏特的建造工艺有关。其次，就是元代北方建筑的另一个特点，立柱并非全是垂直，而是全都带有一定的侧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力学上的平衡原理。同时，也与戏台全为木质结构，自身较轻有一定的关系。（摘自百度）
戏台漂亮精美的藻井
戏台对面是牛王庙，清代建筑。
牛王庙献殿不错，广侯二字让鱼想起李叔同了。
牛王庙铁将军把门进不得大殿
碑碣，都是清至民国时期的碑碣
从献殿的梁柱和石柱础看，献殿的建造年代要远远早于广侯禅院所建的年代——清代。
鱼把手机从大殿门底缝伸进去拍摄的，效果不好，大家凑合看吧。
鱼在广侯禅殿前发呆
牛王庙山门内宣传画：牛王庙360度航拍全景图。
感谢朋友们和鱼一起游览洪洞大槐树景区和魏村牛王庙戏台，下期临汾大云寺和尧庙再见！
有关链接：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
移民的事实考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一三七三年。“（洪武）六年，徒山西真定民屯凤阳”。一三七六年。“（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赍人冬衣给之。”（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一三八零年。“（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一三八八年。“（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徒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住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三年”。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十七十二顷”。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丛整等一百一十六广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一三九五年。“（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一四零二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一四零三年。“（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一四零四年。“（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一四零五年。“（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一四零六年。“（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一四零七年，“（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三月，上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樯，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本州原编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红门，黄报，白庙，版桥，富裕，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充之。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早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每户拔田五十亩，任种办纳粮差”。一四一六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徒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一四一七年。“（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拔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大槐树移民分布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另外，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100多个国家。
移民传说——“解手”一词的由来
明朝初年，发生了“燕王扫北”战争，两军会战于山东境内，山东的老百姓可遭了殃，山东人民十之八九死于战乱。血染大地，尸骨遍野，无人掩埋。因战乱引发大疫，使已经所剩无几的人又死去大半，战后城市乡村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杂草丛生，一片废墟，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在那腐败的封建社会里，有谁来关心人民疾苦。当时的地方官员，因无法完成上缴国家的税收任务，纷纷上奏朝廷，朝廷准奏，决定从山西河北向山东大移民。
山西河北的人们早已听说山东地带鬼哭狼嚎，红头苍蝇咬着人便死，谁也不愿意到山东来，朝廷为了尽快顺利的施行移民计划，便使用了“诳山计”，故意散布出谎言说：在山西只有洪洞县，在河北只有枣强县的人不往山东迁移，其他各县的人都往山东迁移，当地老百姓信以为真，为了躲避迁移，纷纷逃往洪洞枣强两县避难，不长时间，洪洞枣强两县人口骤增，朝廷看见时机已到，派重兵把洪洞枣强两县围了个水泄不通，抓捕大批百姓，强行向山东迁移，为了不使迁移途中百姓逃跑，采取了武装押解的办法，像把犯人充军发配一样，因为被押解人员众多，押解士兵不够用，便将几个人用绳子捆住手臂，连成人串，每串由一个士兵押解，被押解的百姓只能扶老携幼，肩挑行李，艰难的缓慢前行。行走途中，被押解人员需要大小便，只能向押解士兵告急，士兵便说：“行，我给你解开手。”各路押解大队都是这样，时间长了，便用“解手”一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又把“大便”演变为“解大手”，把“小便”演变为“解小手”，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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