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实际上主要并不是由于西方的长期制裁。
“莫斯科经济论坛”专家帕尔舍夫在《为什么俄罗斯不是美国》（1999年）中犀利地质疑，为何俄罗斯敞开国门、变更经济体制后，几年过去了，“不仅没有外国资本（在俄罗斯境内）投入生产，而且国内投资者也更愿意以某种方式将资本带到国外，而不是投资生产”。
他认为，正是俄罗斯地理位置造就的极端气候给大工业建设、生产带来的高附加成本，以及极端气候造成的人口低密度、低下的劳动效率和长距离运输成本，令俄罗斯的产品难以在自由市场中占据优势。他进而提出了所谓“痛苦定理”：“在全球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企业的生产成本水平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没有投资吸引力。”“在投资竞争中，如果按照世界自由贸易的规则进行博弈，几乎所有俄罗斯企业都注定要失败。”作者认为正是这些难以消除的、由气候和地理造成的高成本因素，使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吸引外国对俄罗斯工业生产的投资是不可能的”。只有生产成本高的国家才会发生资本流出，这就是“俄罗斯危机起源的秘密”。
俄罗斯政府更倾向于政治化地解读俄罗斯在世界市场竞争中遭遇的困境。而帕尔舍夫极力想证明，这里更多的是商业规则在起作用。
帕尔舍夫指出，即使是在苏联时期，俄国人也从西方那里获得了制造诸如汽车、洗衣机等商品的技术和设备。西方甚至有这样的笑话在流传：“我们帮你们建设共产主义，付钱就行。”但是没有人愿意在俄国投入用于生产的资本。帕尔舍夫认为，原因与政治风险无关。在足够利润的吸引下，资本并不惧怕政治风险。比如，美国大通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Suisse FirstBoston）、美林证券等西方金融机构都大额投资了俄罗斯财政部发行的短期零息政府债券（GKO），其金额至少 700 亿美元，这是他们在俄罗斯改革时期直接投资额的数倍。
帕尔舍夫的观点，引发了俄罗斯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得到了不少学者、专家的支持。俄罗斯政府金融大学前任副校长巴尔德教授曾在帕尔舍夫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俄罗斯经济地理的三个常量——极端恶劣气候、资源和消费者之间的遥远距离以及在此距离基础上的昂贵交通工具——通常意味着俄罗斯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对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高出数倍。”
当然，这种对于俄罗斯未来近乎“地理决定论”式的判定过于悲观，必然会遭到许多俄罗斯专家的全力批判。如圣彼得堡矿业学院首席研究员、高等经济学院圣彼得堡分校教授、技术科学博士齐列利在对不同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对各种参数的依赖性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与其他因素相比，气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常微不足道，GDP 对气候条件不存在显著的依赖性。但是，即使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即气候对俄罗斯之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现在随着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也变得不那么“微不足道”了。俄罗斯作为高纬度地区，近年遭受全球变暖的影响更为显著。
截至 2020 年，俄罗斯的年平均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半。俄罗斯不同地区的霜冻天数将减少 10 至 30 天，其中俄罗斯西部降幅最大。而约占俄罗斯领土三分之二的永久冻土层覆盖地区的土层融化，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俄政府称，永冻层覆盖区域 40% 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已经受损，每年损失高达 500 亿~1500 亿卢布，预计以后还会继续增长。气候的猛烈变化给俄罗斯带来的最危险的后果还是各种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冰川融化、山体滑坡、泥石流、旱灾、寒潮、传染性疾病（蜱传脑炎、疟疾、莱姆热等）。
冻土层
有数据显示，2012 年俄罗斯遭受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已经达到破纪录的 469 次，而 2020 年更是达到了上千次。受气候变暖影响，俄罗斯面对的其他不可预估的风险也在加大，比如有害气体和有毒物质的释放等。根据 2004 年度数据，北部永久冻土区的甲烷净排放量有 64% 来自俄罗斯，11% 来自加拿大，7% 来自阿拉斯加。这个比例说明俄罗斯在承受更多气候变化的压力。
另一个例子是，由于气候变化，2010 年和 2012 年，干旱导致俄国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粮价上升，这些年歉收造成的总损失达到 3000 亿卢布。有学者估计，受气候影响，到 2050 年俄罗斯粮食作物的总产量将下降17%。可以说，气候比较极端（极冷或极热）的地区对气候变化的承受力更弱。俄罗斯处于极端气候地带的国土面积广阔（约 1070 万平方公里），未来气候因素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影响会不断增大。
影响俄罗斯经济的成本因素在彼得一世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前，俄国唯一的海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是由寻找东方航线的英国探险家偶然发现并推动建立的，由此英国在俄国成立的莫斯科公司开始独享免税权，并长期占据贸易垄断地位。彼得一世进行西化改革时期，也曾尝试以国家专营形式参与海上贸易。如 1717 年秋，2 艘三桅巡洋舰满载着公家的油性软革从阿尔汉格尔斯克驶向意大利港口里窝那，另外从圣彼得堡也派出了满载公家货物的“阿尔蒙特”号军舰，船上的货品包括蜡、油性软革、树脂和铁。1725 年又有 3 艘俄国官船满载着商人和公家的货物驶往西班牙，货物包括亚麻布、乌拉尔铁、大麻纤维等。据说俄国人受到了十分亲切的接待，卖完货物后于当年装载着葡萄酒扬帆归来。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政府直接出面进行跨国海上贸易在俄国历史上只是少数现象。这显然是因为政府的实际获利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高。同样在彼得一世时期，俄国成为工业原材料出口大国，从造船用途的木材、制造火炮的金属，到用于制造缆绳的亚麻、大麻，保养船只的沥青、焦油等，俄国在欧洲市场上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俄国一直没能成为成品船只的出口国。直到今天，俄罗斯依然处在资源出口大国的位置上，没有实质性改变。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国在黑海获得的成就也没能让俄罗斯及时参与到如火如荼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去。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选址建造的敖德萨（1794 年下令修建），被其视作“通往黑海的窗口”，却直到 19 世纪末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才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仅次于圣彼得堡的全俄第二大港口，这显然还是成本因素在起作用。1797 年成立并积极开拓对华海上贸易的俄美公司，也在西方贸易强国的抵制下惨淡收场。当然，外商的有力竞争只是外因，真正的内因应当是俄国国内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俄罗斯的自然地理特征，却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俄国对外贸易商品的工业附加值，使得其难以获得理想的收益。总之，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商人阶层在各个时期都比较弱小，无法成为推动国家前进的中坚力量。尽管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长期不发达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客观上自然条件的恶劣确实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原因，帕尔舍夫等学者的观点能够得到历史的印证。
而事实上，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远不止是帕尔舍夫所提到的经济发展成本问题那么简单，它对历史上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特点，乃至形成的独特的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的格局都起到了深远影响。
地理因素影响下的俄罗斯经济结构特征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影响，同样也是历史中不断累积而成的。正如俄罗斯土地上生活的民众，其民族性格和劳动习惯，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俄罗斯劳动人民为了适应极端气候，养成了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高强度劳动、然后不得不在更多的农闲时间里“无所事事”的习惯，即使现在通过现代农业技术实现了突破，但是民族性格、生产效率和生活习惯仍旧遗留了下来。就如奇列利指出的：“我们的劳动传统在更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气候本身，而是取决于适应气候的历史。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也是如此，取决于适应俄罗斯国家生存的历史。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一个缺乏天然地理屏障的国家，其在脱离对蒙古的依附、最终建立国家的过程中（1478—1721 年），形成了一种动员型社会和国防型经济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权威性也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彼得一世以赢得大北方战争为动力而实施的西化改革的进程中，这种国防型经济架构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自上而下建立并成功运作起来，使俄罗斯赢得 20 余年的大型战争并实现了军事崛起。可以说俄罗斯帝国的经济架构一开始就是为了赢得战争而建设的，它保证了国家拥有最大限度调动国内所有资源的能力。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形成了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发展结构。俄罗斯现今的几大工业区如莫斯科、乌拉尔、圣彼得堡、西北工业区，在彼得一世时期就初具规模，特别是乌拉尔地区，在彼得一世政府的主持下，当时就已经成为俄国最大的冶金工业区。
同时，由于维持长久战争的需求，俄罗斯很早就实现了军需轻重工业生产的全部自给，这一点其他欧洲国家基本难以做到，而俄罗斯广阔国土所带来的丰富自然资源为这一突破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令俄罗斯的军事崛起势不可挡。而广阔的领土和国防需求也进一步加强了俄国国家的权威性以及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早期发展模式。俄国本身的地理环境对贸易市场拓展有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内陆交通的成本过高，不得不依赖国家力量去建设。于是国家在运河疏通、道路修建等大型工程上就必然居于主导地位。俄罗斯的海洋资源虽然丰富，却彼此隔绝，造成维护海洋利益的成本异常高昂。比如俄国波罗的海港口的船只要到达白海港口，需环绕整个北欧，而大型军舰到达其太平洋港口更是需要面临超长航程。因此俄国修建运河的计划从彼得一世一直延伸到苏联时期，才最终完成了贯通欧俄地区水系的任务。而由于地理条件的束缚，贯通俄国东西的水路，长期以来只能是一种奢望。只是近年来全球变暖的加速，才让常年冰封的北方航道迎来了契机，但显然在目前还来不及解救俄罗斯的经济困境。
因此，从这个方面看，俄罗斯的地理特征刺激了国家权力的集中，这虽然从长远来讲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由于建设周期过于漫长，政治权力压抑民生和商业需求形成了某种历史惯性，从而造成了俄罗斯经济需求对政治需求的服从性特征。自彼得一世时期形成的这种由国家自上而下设计、以国防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模式，必然造成重军工而轻民用的畸形结构，其对俄罗斯后世发展的影响深入肌理。彼得一世之后，几乎每代帝王都加强了这一经济结构模式的属性而不是改善它。尼古拉二世在沙俄帝国即将崩溃之际，仍于1911 年拨出巨款实施为期十年的“大海军计划”，其 1907—1914 年的军费总额仅次于英国和美国，超过了德国和法国。
这种偏重军事发展的经济结构确实能够通过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让俄国在一段时期内暂时克服自然条件上固有的劣势。特别是苏联经济一度取得较大程度的发展，在西方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的时代震惊了全世界。苏联由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新颖的“大科学”科研体系也都为西方国家走出经济困境提供了直接的改革灵感。
二战之后，苏联获得了近 68.8 万平方公里的新领土，其中包括远东岛屿以及欧洲的加里宁格勒等地区，极大地优化了自身的地理环境，倘若不是冷战使得苏联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不断恶化，苏联的改革环境就不会如此糟糕。如果不只是考虑经济总量，而更多从历史的角度关注苏联时期民众贫富差距、受教育水平差距以及区域发展水平差距缩小，那么苏联时期打破区域发展不平衡、克服地理条件束缚方面的经济成就或许能够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这种突破地理因素限制的行动，在俄罗斯只能更多地依靠集体也就是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也导致了俄罗斯历史上对国家力量的依赖乃至崇拜。那么，上述论断反过来讲也是成立的。一旦俄罗斯在优化经济地理和地缘政治环境方面遭受重大挫折（如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战败、1905 年日俄战争战败），俄罗斯“先天不足”的经济也就会面临重创。从这个角度看，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似乎正是为对付苏联而专门设置的。
苏联解体后，随着地理空间的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特别是更靠近欧洲金融和贸易节点、物产丰富、临海且拥有克里米亚的乌克兰的独立，使得俄罗斯的经济潜力骤然下降。虽然俄罗斯经历了各种革新以实现经济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化，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性和国防型工业结构特点依然存在，其国有经济份额甚至高于中国。2019 年塔斯社报道，国有经济占俄罗斯经济的一半以上。
尽管近些年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但俄罗斯的军费开支稳居世界第四，2020 年和 2021年分别占到 GDP 的 4.3%、3.4%。应当说，俄罗斯由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防型经济结构不仅是历史惯性，更多是缘于地理因素影响下地缘政治危机的长期存在。国家主导和偏重国防的特征，加重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政治属性，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诉求。可以看到，俄国与周边的地缘政治斗争伴随其国家成长的历史。
然而，以地缘政治思维统驭地缘经济的发展思路是非常容易偏离经济规律的。这就令俄国的经济发展经常陷入困境。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地缘政治条件改善所带来的经济利好，如果难以推进结构性转变，效果往往都是有限的。由于现代国际秩序的建立以及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的影响，地缘政治斗争已经悄然“升级换代”，更多情况下以非热战的地缘经济竞争形式表现出来。即使是当前的俄乌冲突，本质也不例外。只不过在现今的条件下，这种竞争很大程度上被更显性的、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所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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