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上海厅厅长徐国梁和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利益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于是，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重金请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暗杀了徐国梁。
事成之后，卢永祥按约定支付重金，另加400条枪。同时他还特别欣赏王亚樵的才干，将他招至麾下，任命为浙江纵队司令，将湖州交给他，做练兵之地。
（王亚樵剧照）
当时王亚樵在上海滩已经成立了“斧头帮”，手下有一千多兄弟拥护他。不过，王亚樵根本不想做黑社会老大。
他之所以建立“斧头帮”，是因为他从小见多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贫苦大众，心中对此愤恨不已。
但是，当时除了军阀混战，并不能为贫苦大众找到好的出路，所以王亚樵养成了以暴制暴的风格。凡是听说哪个工友受到富商的欺压，必定抡起斧头，带着手下的兄弟去找富商讨说法。
王亚樵带着兄弟们在上海又砍又杀，一副拿命拼的样子。一些富商见到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们讨公道，没有不成功的。
就算是上海三大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也对他颇为忌惮。
不过，王亚樵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当卢永祥请他做浙江纵队司令时，他认为这也是个机会，所以欣然答应。把“斧头帮”交给手下弟兄打理后，便带着一些愿意追随他的人，到湖州赴任。
王亚樵为了备战，在湖州积极征募新兵。
当时，戴笠还在老家保安乡。听说王亚樵募兵，便前来应征，他自称是保安乡团总。
王亚樵见戴笠长得一表人才，为人又机警，再加上他干过团总的活，便任命他为纵队长，管理一小队新兵。
王亚樵是个兄弟情结很严重的人，凡是被他视为兄弟的人，他都肝胆相照。当时几个纵队长，比如胡宗南、余亚家、方振武等人，都和他颇谈得来。大家也以兄弟相称，甚至还结拜为兄弟。
（戴笠剧照）
1925年，卢永祥受张作霖排挤，兵败下野。王亚樵和戴笠等人也只能各奔东西。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为了打击汉奸和不主动抗日的军政要人，又成立了秘密组织“铁血除奸团”。曾暗杀过蒋中正的心腹赵铁桥、安徽建设厅厅长张柏然等人。
“四·一二”政变后，王亚樵不满蒋中正内战，数次寻找机会暗杀蒋中正和宋子文，却由于对方守备森严，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沪淞停战后，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在上海日租界举行“中日沪淞战争胜利庆祝大会”及天皇诞辰活动。白川义则这种猖狂的行为，让中国人民倍觉受到侮辱。一些爱国人士更是怒不可遏，纷纷发声抗议，并暗中密谋，如何破坏掉白川义则的活动。
当时，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亲自找到王亚樵，和他商量对策。经过一番谋划后，王亚樵让手下以朝鲜人的身份，成功地混进会场，并把炸弹放在主席台上的开水瓶中，然后离去。
很快，炸弹爆炸，在主席台上的白川义则被炸成重伤，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事情发生后，中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就连蒋中正也对王亚樵相当重视，觉得他是个堪当重用的人，于是让时任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前去拉拢他。
不过，王亚樵不愿意被蒋中正驱使，拒绝了戴笠。
几次三番后，蒋中正觉得王亚樵不识抬举，对他颇有意见。
（汪精卫剧照）
1935年，蒋中正和汪精卫言和，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
王亚樵得知后，便让手下混入会场，准备暗杀他。然而，蒋中正却因现场混乱并未出席，于是王亚樵便命手下枪杀汪精卫。
枪杀汪精卫后，王亚樵的手下由于未能成功脱身，最终被抓捕入狱。
此事引起蒋中正的高度重视。在他的指示下，王亚樵的手下不堪重刑折磨，最终供出了王亚樵。
蒋中正得知后，勃然大怒，觉得王亚樵这种人，颇有些身手和能力，但却不能为己所用，反而还是自己的敌人。所以他认为必须马上除掉王亚樵，于是命戴笠负责此事。
此时的戴笠，在军统中有地位有富贵，可以说他的一切都是蒋中正给他的。尽管他和王亚樵曾是拜把子兄弟，但在他看来，那不过是利用王亚樵为他拓宽人脉而已。所以他毫无顾忌，一心只想完成蒋中正指派的任务，好邀功请赏。
当时，听到风声的王亚樵已逃往香港。
戴笠赶紧带着特务追往香港。但由于他携带枪支，未办理准许携带武器入境证，结果到香港后，不光根本找不到王亚樵，还被香港警方查到他携带枪支，被拘禁起来。幸好蒋中正救助及时，他才被放出来。
但此事让戴笠恼羞成怒，发誓要抓到王亚樵。
后来，戴笠抓捕到了王亚樵的一个叫余立奎的兄弟。结果，不管戴笠如何拷打，余立奎都坚决不说出王亚樵在哪里。
当时，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几次来探监。
戴笠便以关心她为名，送她钱财和首饰。
余婉君见钱眼开，最后和戴笠达成协议，并带着他到了广西梧州，枪杀了王亚樵。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就这样死在昔日兄弟手里。
（参考史料：《王亚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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