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都可以通过培训成为人民调解员，随时随地解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纠纷。”陈晓饰演的电视主持人杨光表示，民生调解节目《好好说话》第二季内容，就是“跟踪和记录这些基层调解员的日常”。
直到最后一集，电视剧《好好说话》才画龙点睛，点出该剧真正的主角，其实是“人民调解员”。全剧既可以看杨光如何从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变成一名“人民调解员”的成长历程，也可以把主持人杨光作为一个群体的抽象化代表，聚焦“人民调解员”的工作与价值。
虽然为了更加符合影视剧的创作规律，电视剧《好好说话》用电视节目的形态为“人民调解员”这一职业进行了一些包装。但基于“沟通”这一价值，在处理社会热点议题与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整部剧不失“温柔敦厚”之旨，称得上是都市生活剧里的一股清流。
“好好说话”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简单四个字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把一时不可调和的矛盾降解为“好好说话”这样量级的摩擦与矫正，既体现了一种民间化解纠纷的沟通技巧，也展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
电视剧《好好说话》讲述了普通人在面对现实的鸡毛蒜皮、误解纠纷时，如何一步步敞开心扉，用“沟通”解决问题，最终互相谅解与治愈的故事。虽然逃不出家长里短的框架，但在表现“沟通”这一主题的时候，该剧的故事结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具有很强的层次感。
所谓“好好说话”，说到底是不断调解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三层维度，放到《好好说话》这部剧中，分别主要体现在：三组青年男女身上存在的“沟通”难题、《好好说话》节目中调停的案例，以及与前沟村开发相关的社会“沟通”议题。
先谈微观层次。杨光（陈晓 饰）与廖望（王晓晨 饰）、李恒基（王耀庆 饰）与牛志玲（曾黎 饰）、苏菁菁（朱近桐 饰）与罗修（赖艺 饰），这是《好好说话》中的三组感情线。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在各自的感情修复与双向奔赴中，完成了自我治愈，与自我和解。
罗修是一个恃才傲物的摄影师，高傲而敏感的性格让他总是很难与周围人相处，直到实习助理苏菁菁出现。她谦卑而真诚的付出打动了缺少人情味的罗修，让他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沟通问题。从悬浮于空到脚踏实地，罗修一点点做出改变，也接受了苏菁菁的爱意。
李恒基与牛志玲在事业与婚姻上一直是势均力敌的伴侣，直到因为“生育疑云”而打破平衡。牛志玲因无法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而在婚前对丈夫撒谎，叱咤商界的李恒基更无法容忍被最亲近的人欺骗，曾经的亲密爱人渐生罅隙，直到离婚。两人在剧中走了一段类似真人秀《再见爱人》的戏码，最终为爱和解。
杨光与廖望在剧中完成了双向奔赴，但两人都存在原生家庭难题。孤僻的杨光一直活在儿时被母亲遗弃的阴影中，难以与自我和解；乐观的廖望一直被父母美满的婚姻滋养，直到有一天粉红色的堡垒倒塌。两人在《好好说话》节目中，凭借“情”与“法”组合成搭档，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过程中也达成了互相治愈。
再看中观层次。杨光在《好好说话》节目中，先后参与调解了“90后夫妻离婚案”“婆媳争抚恤金案”“黄昏三角恋案”“母子关系调解案”“装修乌龙案”“老青邻里纠纷案”“前沟村车祸索赔案”等纠纷案件，每个案子都折射了一定的社会热点话题。
《好好说话》中的每个案子，都具备一定的综合特质，最大限度展现了老百姓人际纠纷的复杂性。比如，“黄昏三角恋案”除了关注老年人的婚恋问题，还呈现了中国式父子的沟通困境；“母子关系调解案”表明涉及亲子关系，但根源在于夫妻关系的不平衡；“装修乌龙案”则一分为三：企业劳资纠纷、网络暴力和家庭教育问题。
除了复杂性之外，节目所挑选的案子还具有互文性。在参与调解这些纠纷的过程中，主持人杨光与律师廖望也在反思自身所处的沟通窘境。
最后看宏观层面。从开篇开始，《好好说话》就在铺垫一个更高维度的“沟通”困境：社会各成员能否超越私域的利益之争，而在公域的共同利益上达成共识？“前沟村拆迁案”正是对这一议题的展现。在城市化进程中，拆迁一直是一个棘手的社会沟通问题，处理不当甚至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电视剧《好好说话》中设计的三个维度“沟通”最后汇合在一起，并给出一个相当圆满而又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这个案子所涉及的房地产转型、生态环保、老龄化社会等议题都极具时代性，这种对于“社会沟通”有效性的探讨，升华了《好好说话》的主题。
影视作品一定要有戏剧性，但在都市生活剧中，过度追求戏剧性既有悖于生活的真相，又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
之前的都市生活剧，多把戏剧冲突集中在家庭内部，而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就成了生活剧的核心“战场”，一时间中国的荧屏上充斥着夫妻、婆媳之间的鸡飞狗跳。
近年来，都市剧又开始追求一种社会性，容纳大量社会热点话题，这既为生活剧打开另一扇门，也引发另一个维度层面的“抓人眼球”竞争。有些剧作探讨的议题与网络热搜话题高度重合却又浅尝辄止，这被业界称为“热搜剧”。
回到《好好说话》这部剧上，它所关照到的亲子关系（育儿观念）、男女家庭分工（女性主义）、原生家庭、黄昏恋、拆迁、代际冲突、雇佣矛盾、网络暴力……哪一个都有极具爆发力的戏剧张力，但这部剧的旨趣并不在此。
《礼记》有言，“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著名编剧刘和平曾经讲到，“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诗性叙事的基本品格是‘不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在我看来，作为一部关注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主义作品，《好好说话》坚守了这样的底线。
首先，该剧展现了复杂多元的社会群像，却没有对各个阶层的人进行标签化塑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
李恒基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不是刻板印象中的霸道总裁，他有自己的软肋与弱点；马科作为一个有魄力的乡镇企业家，虽然利用电镀厂带领村民摆脱贫困，却有自己的原罪；廖望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隐瞒离婚也最终超脱不了离异后的房产之争。
其次，该剧对陷入困境的人抱有一份“同情之理解”，不表现极端人格。
在剧中，苇青饰演的杨光奶奶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在当前的创作风气之下，这个嘴上不饶人的农村老太太很可能滑向一个“恶人”形象。但《好好说话》却设身处地站在了一位农村妇女角度考虑，她根本不可能了解“产后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因而对儿媳妇产后的种种反常无法理解，与之产生重大隔阂。
杨光奶奶住院后向护士打听到“产后抑郁症”之后，开始懊悔自己之前的言行，这对“苦大仇深”的婆媳终于在最后时刻彼此谅解。这种沟通困境建立在信息获取之上，而与出身以及性格无关。《好好说话》既能关照到女性的“产后抑郁症”，也能对一位底层出身的女性“同情之理解”，颇为难得。
最后，《好好说话》在这个“贩卖焦虑”的时代，传达了一种超越一己悲欢的公共至上精神。
正如剧中台词所言，“传统律师总希望通过打官司来解决问题，但打官司并不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根据网络数据，接近80%的民事纠纷是通过调解而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的。”古人云：善律者不讼，但当下的现实并非如此。随着社会的转型，各种观念传入国内，深深影响了一些人。
法律意识提高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是过度细分的多元利益诉求既无益于解决真问题，还容易造成社会分裂，积压社会戾气。在互联网上，围绕性别、代际、阶层、地域展开的种种争议，挑动人们的神经，占据大量公共资源，这也使得“社死”（社会性死亡）成为比法律手段更高效的惩罚机制。
当人们因为沟通不畅而隔绝成一个个孤岛，深陷在“囚徒困境”的悖论中，如何形成一种公共精神，并达成更高维度共同利益之下的共识？这其实是《好好说话》这部“不失温柔敦厚之旨”的电视剧的最终落点。
（电视剧管理处供稿）
作者杨文山系电视剧研究者 、原「影艺独舌」主编、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文艺评论专家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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