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学校仍然上演着“逃学威龙”和“古惑仔”。这群乡村熊孩子，把老师看作社会的淘汰品，组织“兄弟帮”、“霸王团”、“流氓会”，甚至“操纵”了班干部选举。
文/李涛
“真不想给你们班上课了！”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和数学老师李刚，下课后不约而同地向班主任刘阳抱怨，“你们班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措施，仅有的几个有机会升普通高中的学生绝对没有希望了！”
刘阳随后走进教室，向全班同学发出警告：“说了多少次了，你们如果谁要是不想读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别在这里给我当混世魔王，你浪费自己生命就算了，别浪费其他人生命……”
“拜托，谁浪费谁的生命？麻烦‘熊猫哥’（九年级学生给刘阳取的绰号，因为他的体型很像电影里的‘功夫熊猫’）别来浪费我的生命！”台下有人小声调侃。这群学生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该玩玩、该乐乐。
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读书无用论越盛行。（图/视觉中国）
乡村唯一的“知识代言人”，在底层孩子们的眼里是社会淘汰品。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云乡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我帮代课一周。当我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打闹的38名孩子，竟然集中起注意力。但两天后，他们又恢复了正常节奏，我刚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段长句，他们就在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等我转身，又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随后，有人睡觉且打呼噜；有人摆出各种不屑的姿态，或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折各种纸花；有人津津有味地看动漫口袋书；也有人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老师口中说出后，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故意博得全班哄堂大笑；还有人把课堂提问的机会当成个人喜剧表演时刻。
我算了算，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维持课堂纪律，而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大部分人并不在意讲了什么，能专注听完一节课的寥寥无几，还常常受到其他同学的干扰。
我和肖老师交流后获知，原来这些学生已经很给我“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他们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
乡间少年瞧不起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教师。“他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九年级男生张洋用蔑视的口吻说。
“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得多累啊！”也是九年级的男生叶顾这样描述他的老师。
乡村少年的叛逆，比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子弟更甚。农村老师收入待遇和身份地位，强化了学生们“读书无用论”的逻辑。
留守儿童舆情事件类型年度趋势。（图/财新）
“乐子是非正式群体特有的工具，而命令则是正式机构特有的工具。”
对于这群不爱读书的孩子，如威利斯所言“乐子总之是可以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法子”，云乡少年“找乐子”的本事一点也不逊色于英国小子和北京子弟们。他们不仅擅长与不同学科的老师周旋，还知道如何在犯错后顺利过关或从轻惩罚。
这天中午，九年级的杨朗因为和女同学分手而在宿舍“借酒浇愁”，下午的英语课上，他酒劲发作，越来越难受，而距离下课还有难熬的20多分钟。正好老师肖翩在讲解一个从句的用法，用的案例是杨朗所熟悉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杨朗于是借着酒劲站起来大喊一声“music”，便边跳边唱并迅速地向教室外的厕所移去。师生们刚开始很惊诧，但很快被他夸张的舞蹈逗乐，在哄堂大笑中杨朗成功跑路。
当他再次回到教室时已经下课，肖老师单独盘问他，并察觉了他喝酒的事情。但杨朗有自己的法子，他将这件事绘声绘色地描述成了一段类似《神雕侠侣》中杨过学习“黯然销魂掌”的“侠骨柔情”的段子，很快就将年轻的老师逗乐了，办公室中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杨朗顺势央求老师不要告诉班主任老师。
但常规的“找乐子”显然不能满足云乡少年。他们故意敲碎门窗玻璃、用石子打坏走廊上的灯、用热水浇死宿舍区的树、把墨水泼到教室外的白墙、在教室黑板涂“502”胶水……这些都是为摆脱无聊而寻求刺激的“好办法”。
2013年11月，在县教育局安排下，云乡学校安装了8个摄像头。连少年们平时最喜欢待的纯粹私人空间——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的一块空地，也都分别被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
2009年12月，重庆涪陵警方破获一在城区专撬门店门的盗窃团伙，团伙头目年仅13岁。（图/视觉中国）
公开说法是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私下里，张校长告诉少年们：“无论你在哪里做什么动作，我都能看着你，所以你必须给我好好学习、不要违规，否则你明白后果。”张校长打算在每个教室里也安装摄像头，这样就可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你们时刻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下，所以请诸位好自为之。”
摄像头的存在威胁了少年们的日常行为，他们开始警惕自己是否真的处于监控范围。过去，他们喜欢在厕所外和厨房后边那两块空地，拿出一支烟点上并彼此传递吸上一口。摄像头安上以后，真正的违规行为被压缩到了厕所之内。
他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摄像头下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让·雅克·卢梭所描述的“巴黎剧场效应”一样的巨大“剧场”，而少年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用一种表演的方式，表达对官方规训的嘲弄与反抗。
“兄弟帮”和“霸王团”为抢热水而打架，和“流氓会”为晚上打呼噜而打架。
在云乡这样的底层学校，更让人头疼的是学生中暴力化的帮派现象。
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200名学生来自不同村落，住宿生活中时常发生暴力冲突和财物丢失事件。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强迫他们打水、洗衣，夏天甚至让他们到宿舍给自己扇风，冬天抢被子来盖，低年级学生只能两三人挤到一张床上取暖。
为了抵御高年级的欺负，低年级学生施展“弱者的武器”以示对抗。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小帮派”，在小范围内集体抗拒高年级学生，但“小帮派”又进一步刺激高年级学生组成“大帮派”来集体镇压。
他们会郑重其事地给对方发送“挑战书”或“邀请函”，并确定本方参与群架的时间和人员，同时要求对方在“应战书”上签名并按下手印。同年级和同班之间的厮杀更为激烈，“兄弟帮”就是在这种同辈群体间相互斗争中组建和壮大起来的。
青少年学生常常在抱团反抗中获得归属感，类似团体在“快手”等视频软件上收获了不少拥趸。
“兄弟帮”的创始人之一、九年级的李元元说，“兄弟帮”是他在读七年级时成立的，当时班上同学经常被高年级欺负，他们和九年级的“霸王团”因为抢热水打过群架，和八年级的“流氓会”因为晚上打呼噜和讲话也打过群架。
打完群架后，七年级建了一个“兄弟帮”。最开始成员都是自己班同学，后来陆续加入一些经常被高年级欺负的低年级同学。
李元元和同学们建立了一个QQ群，群名就叫做“行侠仗义——兄弟帮”，现在规模大约维持在35人，其中九年级全班38个同学中就有24人“入会”，其他11人则分别来自八年级（7人）和六年级（4人）。
“兄弟帮”没有明确的入帮或退帮规则。李元元说，最开始大家在一起玩闹，混熟了就跟低年级同学说，我们有个“兄弟帮”，你加进来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时谁被欺负，帮中其他成员要帮忙，如果谁见死不救，就会被清出QQ群，算退帮了。
所有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必须每天有人出来违规与犯错，以此不断挑战班主任。比如今天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边，昨天打坏后门的玻璃，前天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筒了……“因为班主任老师对我们管得实在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这学期开学时选班长，在“兄弟帮”的推举下，老大齐磊当选。班主任也没有办法。
如今，“兄弟帮”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的“欺负者”和“镇压者”，而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帮”欺负的新帮派，正在隐匿中如春笋般不断创生。
“熊孩子”、“问题少年”、“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简单地“电一电”就能解决的。
乡村少年的非正式群体
除了“兄弟帮”、“流氓会”、“霸王团”这样的帮派，在云乡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规的非正式群体有三种：
“师徒制”——基于学校所反对的“灰色经验”，比如电脑游戏经验、打牌经验、翻学校围墙经验、作弊经验、恶作剧经验等，形成的师徒关系。当“徒弟”感兴趣的经验从“师傅”那习得以后，师徒关系便宣告破灭；“师徒”之间关系也并不固化，只要一方拥有对方感兴趣的新经验，角色随时都可以相互变更。
“亲戚制”——彼此互认“姐弟”“兄妹”以建构紧密联系。八年级男生张秋是班内4个女生的“哥哥”，这源于他好打抱不平的个性，同时还具有不错的个人魅力，女生愿意认他当哥哥，一方面觉得“有面子”，另一方面则可以不被其他同学欺负。
“情侣制”——在这样的底层学校和封闭式管理中，学生们以“恋爱”去解构枯燥乏味的日子。九年级38个学生中，早恋“情侣”高达6对，这还不包括与校外其他孩子早恋的。最早的“情侣”出现在三年级，六年级孩子可以公然谈起自己的“女朋友”，而周围孩子则在一旁起哄：他都算out了，有的都已经失恋好几次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文中所提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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