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纳粹意识形态的历史根源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对纳粹党有着远远超出一般政治组织的愿景。它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运动，它独特的哲学、仪规与象征几乎构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从其在维也纳的生活经历中，希特勒就已经意识到人们容易被象征符号和理念所驱使。他将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归结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信条，这些信条为工人阶级从事政治运动、进行牺牲和做出奉献提供了鼓舞力量。社会主义理想在共同事业目标下将工人们团结到一起，并且为他们对现存体制进行斗争的道德必要性与历史必要性提供了合理正当的解释。最强大、最持久的历史运动就是那些最具教条性的运动，因其毫不妥协的态度，强化了他们对自身信仰绝对正确性的认识。希特勒声称，天主教会的稳定性与强大力量可归因于其在信仰原则上毫不妥协的立场。希特勒也相信，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运动不可能通过武力打败，也不可能通过直接攻击其信仰而获胜，只有通过一种声称具有绝对真理的新哲学才可能对其真正发起挑战。这种新的哲学必须能够激发追随者对信仰的狂热，同时为大众提供一种将被摧毁的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希特勒并不认为纳粹意识形态仅仅是操纵和控制大众的工具，事实上没有人比希特勒自己更具有意识形态的坚定性。对希特勒来说，纳粹意识形态包含了不言自明的真理。
纳粹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原创性因素。纳粹主义信条的基本假设和基础思想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在德国与欧洲文明中存在了。纳粹是将此前已经存在的若干思想潮流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尽管经常是含混的意识形态综合体。这种包含了既有观念、偏见、传统思想的新组合，使纳粹分子可以充分利用传统的认同、符号与信仰；与此同时，还能使该党呈现出新颖性和革命性。这一政治运动将会保留，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复兴那些备受推崇的、历史延续下来的价值观与历史传统，纳粹还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富有活力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纳粹意识形态充满了自我矛盾和内在冲突。然而，历史证明，这一点对纳粹党来说更是其巨大力量的源泉，而非一种弱点，因为这使得该党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包容更大范围在理念、兴趣与阶层上各不相同的人。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的，纳粹主义对所有人提供了所有的承诺。
纳粹意识形态为千百万遭遇幻灭和绝望的德国人提供了对其困境的解释，为他们的不满提供了焦点，也给他们带来了面向未来的希望。然而，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很多人认为其极为荒唐。即使是在大萧条阶段那些最艰难的时日里，希特勒也只能吸引到仅约1/3德国人的支持。
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各党派的联合力量表明，绝大多数德国人秉持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多即便是已经加入纳粹党的成员，或仅仅是投票支持纳粹党的人，也并不当然认为纳粹意识形态的主体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大多数是被其意识形态中某一特定方面所吸引，或者是被纳粹党所提出的特定纲领与承诺所吸引。许多人对纳粹意识形态中那些更极端的因素持漠视态度，认为这些不过是政治宣传而已。不同的群体对国家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每一个群体都确信自己理解的版本才是正确的。正如以后人们将会看到的，即使是在纳粹党领导人和纳粹理论家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
但与此同时，仍有数百万人确实相信纳粹主义，他们认为纳粹意识形态是一种逻辑一贯的哲学。他们要么不在意，要么甚至根本没有认识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自我矛盾。对他们来说，纳粹主义就是绝对的真理，是对历史与政治现实的准确反映。关于纳粹运动这一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潮流，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它未能产生一部理论著作，来为其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教义提供一种连贯和充分的解释。希特勒声称，他已经写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从而为纳粹党设定了未来要永久遵循的原则，应当被广泛传播和一体遵行。但事实上他这本书写得极其混乱、缺乏条理，根本达不到这一要求，更没有为纳粹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全面的理论阐释。更何况，在《我的奋斗》于1925年出版后，纳粹意识形态还处于继续发展中，在整个第三帝国存续期间这一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不断发展变化。当我们说到纳粹意识形态时，指的是一系列原则与信仰，其中有一些是明确的，另一些则含混不清。纳粹意识形态来源除了希特勒这本书，也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来源。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纳粹党1920年的政治纲领、纳粹各种宣传资料、第三帝国的施政方针，以及希特勒和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的演讲和谈话，还有纳粹理论家们的著作。
居于纳粹党意识形态核心位置的一个概念是Volk，这个词可以解释为人民（people）、民族（nation）或者种族（race）。这个概念第一次变得重要是在19世纪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期间，当时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völkisch运动。 [1]在当时，Volk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存在，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德国浪漫völkisch作家，像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声称每一个Volk构成一个自然的文化群体，因其特定的文化与历史发展和特别的环境，而具有独特的特征。一些学者认为，每一个Volk都体现了自身特别的“生命力”，这有助于说明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及独有的特征。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与文化经历将一个特定的Volk的成员统一到一个有组织的单位或共同体（Gemeinschaft）当中。
个人并不重要，只有个人对群体的认同，以及整个Volk的福祉才是至高无上的。跟许多浪漫主义思想家一样，völkisch作家倾向于描绘出一幅中世纪辉煌灿烂、如神话般、不甚准确的图景，他们假定那种理想的“社会共同体”存在于其中。在他们的中世纪乌托邦想象中，这一共同体扎根于这块土地，并因传统和习俗而彼此结合在一起。具有英雄气概的领导人、农民、手工业者共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他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他们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他们都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意义，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冲突，也没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历史悠久的传统与习俗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而现代的社会与经济剧变，特别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已经消蚀了这种有机的乡村生活的基础，并且威胁到了Volk的统一与存续。
鉴于许多此类思想家将犹太人等同于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政治趋势，等同于城市化、商业和现代工业，这一völkisch运动存在着固有的反犹主义倾向。犹太人被看作是不同的Volk，是存在于天然的德意志共同体内部的一种外来文化力量。犹太人是外来者，他们的根并不在德国的土地上，而且他们作为一个没有领土的群体，并不是乡村农业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他们并不与德国Volk共享同样的价值观与历史经历。由于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存在反犹主义传统，关于犹太人是颠覆性和威胁性因素的观念更得到了加强。在大多数流行的文学作品中，犹太人被描绘成中间商和放高利贷者，他们远离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艰苦工作，作为经济上的寄生虫而存在。从19世纪早期开始，德国völkisch思想家们就全神贯注于犹太人问题，研究这一问题能否通过将犹太人全部放逐或者同化来得到解决。
到19世纪后半叶，在因德国快速工业化、社会现代化而导致产生幻灭感的人当中，这些völkisch思想家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社会与经济发展在极短时间内急剧地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许多德国人在心理上、社会上与经济上很难适应这种变化。他们被从过去的乡村生活中连根拔起，面临着都市工业化阶段生存状态中产生的疏离、紧张与不确定，他们遭遇了新的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自身却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发展起一种对已经逝去的，早先时代纯朴、简单与稳定生活状态的怀旧情绪。
许多幻灭者将他们所面对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归咎于现代化。他们的焦虑感在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拉加德是那个时代最知名的völkisch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德国传统社会因现代化而产生的移位，是非德国的思想和势力入侵的结果。他认为，要保护人民，需要对德国进行文化上的净化，回复到现代化之前的völkisch共同体。他将他所恐惧和憎恶的许多现代潮流（如民主观念、议会政府、经济发展等）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
几乎与此同时，völkisch思想的性质经历了一个关键性转化。早期的völkisch思想家，包括拉加德，都把Volk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然而，晚近以来，Volk这个概念开始按照种族含义来进行解释，Volk的性质也开始改由生物学与基因意义上的构成来决定。从此，种族，而不是文化，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种新的种族主义völkisch的一个重要支持者是尤利乌斯·朗本（Julius Langbehn），一个畅销书作家，他认同拉加德关于重新复兴已失去的德国共同体乌托邦的梦想。朗本狂热地相信，犹太人是一个不同的、危险的种族，犹太人问题不可能通过种族同化来解决，因为这将导致德国种族的劣化。一般说来，这些德国völkisch理论家不再仅仅提及文化与环境因素在造就特定人民特质中的作用，他们把新的重点放在了血与土（Blut und Boden）上。相似的主题也在这一时期的无数流行小说中盛行，通过这种方式，völkisch思想传播给广大的受众。
这种新的völkisch取向，是19世纪后期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种族主义兴起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达尔文的观点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很多人认为进化论也适用于人类，不同的种族就是进化的结果，就像不同的动物物种是进化所产生的结果一样。每一个种族不同的遗传结构，不仅决定了其生理上的不同特征，而且也决定了其不同的智力和行为。民族特征与文化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学原因导致的结果。因而，不同的文化成就与不同的发展水平可以通过进化过程加以解释。人们相信德国人、法国人、斯拉夫人等等在遗传上都是彼此不同的种族，重要的遗传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潜质，从而将他们分割成优等群体和劣等群体。这一观点绝不是只限于达尔文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在整个欧洲以及美洲，直到进入20世纪，很多有声望的思想家都持这种观点。
事实上，人类学及生物学领域的若干研究成果似乎证明了“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c racism）的正确性。尽管法国权威种族主义理论家乔治·德·拉普热伯爵（Count Georges de Lapouge）的相关论述本质上是伪科学，在英国，“科学种族主义”还是通过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和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的作品得以进一步传播，这两位都是英国当时最优秀的人类学家。种族理论的可信性由于受尊重的英国科学家、现代优生学运动的奠基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从事的遗传科学研究而进一步增强。
同时，将人类社会中的冲突与自然世界中的生存竞争混为一谈的思想也变得流行。这一将达尔文主义概念运用到人类行为与人类社会研究中的做法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人类历史被解释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残酷生存竞争，在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中，最能够适应的群体将会存续，弱者则将会走向灭亡。最终，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像其他许多有声望的学者思想一样被歪曲和推广，并且以伪科学理论和出版物的形式流行，这些理论和出版物看上去为种族斗争的概念奠定了科学和事实的基础。
第一个系统论述种族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本质性因素的著作是一个法国人写的，而且在时间上早于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在其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人种不平等论》（An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中，阿瑟·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提出一种理论，称只有优秀的白人种族才可能创造文明。因而，文明的存续有赖于白人种族保持其纯洁性，而种族间的混血将意味着文明的衰落乃至最后的终结。他的观点被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进一步发展和改进。张伯伦本来出生于英国，但因为非常欣赏德国，后来归化成为德国公民。1900年他出版了著作《19世纪之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书后来多次推出新版。张伯伦认为北欧种族或雅利安种族创造了人类文化、文明与世界历史中所有最重要的东西。他把雅利安种族称为“文化的创造者”，雅利安人卷入了与寄生虫种族犹太人（他称之为“文化的破坏者”）的斗争。在这场生存竞争和为保存文明而进行的斗争中，雅利安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以确保他们的成功。张伯伦的著作以学术和科学的面目出现，在许多读者心中确立了其思想的可信性。本质上，这本书以所谓的科学依据，支持种族主义者的既有偏见和反犹主义情绪。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思想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
德国völkisch运动的演化发展正与现代民族主义出现时间巧合，现代民族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一。尽管德国völkisch运动只有有限的追随者，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则被大多数德国人所接受，而且得到这个国家政治与教育界精英的积极支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民族主义已经达到极端沙文主义的程度，因为爱国主义已经转化成对德国自身高度骄傲自豪的优越感。许多民族主义思想家与政治家声称，德国文化事实上优越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而且德国负有历史使命在全世界传播自己的文化、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这些观念与德国崇尚武力的传统、对军队和权力的荣耀感，以及提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地位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经达到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顶点。德国取得了惊人的科技与工业成就，这些与其巨大的创造力一样，在整个世界广受承认，德国人期望在未来获取更强的实力、声誉与财富。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德国人信心满满，认为自己能够获得胜利，可以通过战争在欧洲大大扩展其帝国范围，并在亚欧大陆绝大多数地区确立德国的霸权地位。德国许多知识分子为这场战争提供合理化论证，认为这是一场优秀的德国文化与堕落的其他西方国家文化之间的对决。
关于德国文化优越性与独特性的思想，完全符合völkisch运动意识形态。在战争之前的若干年里，民族主义运动与völkisch运动已经出现了部分汇合。有一个很小但是有影响力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泛日耳曼联盟”（Pan-German League），它的许多领导人都接受了völkisch的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观点，而且völkisch运动团体也开始支持“泛日耳曼联盟”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性政治目标。其结果是，一部分德国民族主义者也开始接受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观点。
德国völkisch运动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共同构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希特勒在描述种族间的不平等和雅利安人的优越性，认为更高的价值、所有的文明都建立于雅利安人基础之上时，用了“贵族自然观”（aristocratic idea of nature）这个词。他声称，通过斗争和合适的培育，强大的种族将会增长他们的力量、征服软弱的种族，从而使自己上升到统治地位。首要的意识形态目标就是将所有的北欧民族统一到一个纯洁的、同质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当中。1920年的纳粹党政纲明确提出，只有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可以成为Volk的一分子，也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任何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即使他或者她可能在文化上已经被同化，或者甚至已经受洗成为基督教徒，也不能成为德国公民。这一政纲的民族主义核心思想也要求对德国社会进行文化上的净化。罗马法被称为是反德的外国法典，必须被德国的共同法所取代。要建立德国的国家出版社来促进“民族的福祉”，所有外国的和反德的出版物必须被禁止，必须发动一场法律斗争，反对所有在文学与艺术领域中消蚀德国生活方式的趋势。
尽管其意识形态大多数方面首先是对种族主义者具有吸引力，但其政纲的其他核心要点则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关于重新统一全部日耳曼人的呼吁，是以所谓“民族自决权”以及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观念为基础的。这表达出了很多德国人合乎情理的诉求，以及因《凡尔赛和约》的耻辱和挫败感到愤慨的人的想法。对于那些在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已经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出一种强烈心理和情感依恋的人来说，尤其难以适应德国权力的突然崩溃及民族威望的丧失，对他们来说这种感觉痛彻心扉。纳粹党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坚定立场，以及恢复德国昔日荣光的承诺，对那些义愤填膺、意图复仇却感到孤立无援的人来说，格外具有吸引力。
大多数温和派民族主义者，跟许多外国政治家一样，并没有对纳粹版本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极端主义倾向及其外交政策含义给予足够的重视。纳粹相信要保存雅利安种族就必须建立一个日耳曼帝国，或称第三帝国，这个帝国的版图将要远远超出德国1914年之前的边界。如果雅利安种族想要生存，就需要空间和资源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这个帝国将足够大，以致可以与美国、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并驾齐驱。“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概念，将会成为纳粹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个概念是一系列思想的混合物，包括了völkisch观念、当时的地缘政治思想，以及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扩张主义哲学。要实现这个意识形态目标，就不但需要废除《凡尔赛和约》，而且需要一场战争，因为希特勒相信雅利安人所必需的生存空间可以在东欧与俄罗斯找到，而这只有通过使用武力来获取。
实现民族主义抱负并不是纳粹意识形态对大众抛出的唯一诱惑。在一个普遍感受到经济与社会困境的时代，纳粹充分理解“社会问题”的存在。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希特勒已经从卡尔·卢埃格尔那里充分领悟到，并且在《我的奋斗》中进行了充分阐述。按照纳粹的理论，国家负有社会责任提供基本的福利给其公民，让他们免于遭受社会不公与经济上的盘剥。纳粹党起初的意图是通过结合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左派政党争夺工人阶级的支持。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中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提出威胁。事实上，在纳粹党政治纲领的社会主义成分中，明确要求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纳粹声称他们代表了“小人物”群体的利益，包括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以反对更为强大的经济势力。其敌人并不是仅有少量资产的人，也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大公司和国际金融势力。政府负有职责促进产业发展，提升公民的福祉，并确保经济运行是为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仅仅为了拥有大量财富的资本家的私利。“一切非以工作获取的收入”都应当取消，至于通过战争时期投机而获得的暴利——也就是发战争财的人，其财产应当被没收充公。大的托拉斯要进行国有化改造。大的百货公司应当被分割，它们的营业场所要租赁给小的店主。在必要时，土地应当收归国有而且不予赔偿。土地投机以及土地贷款的利息将要被取消。纳粹党政纲声称，高利贷者和投机奸商“应当给予死刑惩罚”。与此同时，大公司的收益要进行分配，国家应当为公众健康、教育和老年人提供广泛的福利待遇。
很显然，纳粹的经济纲领对下中产阶级比对工人阶级更有吸引力。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小商人面对逐渐增强的来自大百货公司和大企业的竞争。与此同时，店员和白领雇员的微薄收入妨碍了他们获得自认为应当享有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经济环境也导致小农场主格外难以生存，他们往往把他们的损失归咎于政府，以及他们欠债的银行。这些群体都认为自己受到大资本的威胁，或在经济上受到大资本的剥削。他们担心经济失败会把他们推到自己所鄙视的下层阶级之中，怨恨因恐惧而进一步增强。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国家社会主义将会保护他们免于来自上层和底层的威胁。
尽管其意识形态中具有社会主义的成分，纳粹党在获得工人阶级支持方面仍旧差强人意，部分原因是，纳粹版本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提出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一种根本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国家社会主义既不是要消灭私有财产，也不是要消除阶级差别。它声称要保证经济上的安全，为工人阶级提供社会福利计划、就业岗位、合理的工资水平，以及保护他们免于受到资本主义的盘剥。但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和达到无阶级的社会从来就不是纳粹的目标。工人阶级将要获得的，除了经济上的正义，还要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新的工人形象将是对其生活状态感到光荣和自豪，工人阶级将不再是一个被社会疏离、受到鄙视的群体。他们将在社会上重新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他们的社会重要性和人格尊严将被本民族的其他人所承认和尊重。在纳粹理想的“民族共同体”中，阶级仍将会存在（基于每个人不同的天赋、财产和职业技能等），但不再会有阶级斗争。不同的经济与社会阶层将会和谐共处，并且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工作。民族意识将会取代阶级意识。在历史上，正是阶级意识将德国人彼此分割，并且使他们相互敌对。
尽管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前和之后，这些方面都有所妥协，最终，许多此类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计划还是未能实现。部分原因是，在纳粹党内部，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问题有着激烈的争执。希特勒本人更关心其意识形态中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目标，而对社会主义的目标不甚在意。当在演讲中吹捧工人阶级时，他仍旧保持着从维也纳时期就产生的对下层阶级的鄙视。后来在他努力向中产阶级争取选票、向拥有巨额财富的资本家募款时，更对社会主义进一步贬低。但是，纳粹党的左翼，在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和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的领导下，认为纳粹主义本质上应该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他们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全力反对希特勒的妥协折中。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希特勒的观点胜出，但纳粹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针对这些问题的冲突，直到1934年党内左翼被镇压后才结束。至少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仍旧是纳粹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仍是纳粹党在宣传鼓动和举行选举时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
纳粹之所以拒绝寻求消除阶级差别，拒绝实现平等主义的目标，是因为在纳粹信仰中，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禀赋上是不平等的。就跟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差别一样，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国家应该把具有特殊天才和卓越智力的人放到领导人职位和其他有重要影响的位置上，由此他们可以统治大众。纳粹谴责西方民主形式的国家政府，因为允许大多数人实施统治的实践做法，会让政治权力掌握在大众手中，从而阻止了真正的精英来承担合适的领导职务与角色，也就违背了自然法则。精英主义（Elitism）与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是纳粹意识形态与政党组织中两个关键的要素。
国家社会主义精英将包括希特勒所说的德意志民族内部“最优秀人才”和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物。这些精英将按照其天才程度的不同，组织成由低到高的等级体系，直到最高的、唯一的元首或领导人。元首之所以能够升到这个地位，是因为他的杰出天才受到普遍承认，他的权威也将是绝对性的。尽管元首高踞于整个纳粹党和民族整体之上，但他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既然元首将是德意志民族的化身，那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是完全认同的。纳粹理论家称这种形式的政府是某种版本的“日耳曼民主制度”。
然而，与西方的民主观念相对比，德国的领导人并不是基于大多数人的同意进行统治，也不存在对其权力的任何制衡。元首只对他自己负责，而且只对他自己的行动承担独有的职责。他是所有政治权威的源头，政治权力通过不同层级的等级体系延伸到大众。按照领袖原则，等级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对其上级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同时对其权力之下的人实施威权统治。从而，纳粹党的组织与军事组织的指挥结构非常相似。
希特勒本人是领袖原则的最强力倡导者。在其著作《我的奋斗》中，充斥着鼓吹优秀个人历史重要性的论述，声称优秀人物是所有文化创造力和辉煌政治成就的源头。希特勒写到，每一场伟大的革命和历史进步，都与某位特定历史人物的名字紧密相关，正是这些特定的人物做出了这些惊天伟业。希特勒确信，他自己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本质的化身，他的优秀品性将是德国未来伟大成就的关键。他矢志不渝努力推进“个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与此同时，纳粹主义开始与希特勒本人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阿道夫·希特勒认为他自己是政治上的弥赛亚，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对这位元首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和信仰，他们把元首看作救世主。希特勒着力培育这种形象，意在确保唯有他自己才是纳粹党中统治性的力量，乃至最终成为整个德国的主宰。在这一点上，事实证明，在希特勒战胜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部竞争对手过程中，“领袖原则”起了根本性作用。
正如“领袖原则”已经表明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纳粹主义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动。纳粹挑战了自由主义的诸项原则，包括平等、个人主义和议会政治。希特勒指控说，平等的概念是违背自然法则的犯罪，是消蚀领袖概念的一种思想。他相信，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威胁到了日耳曼民族的有机统一体，损害了他们的共同福祉。他预言自由主义的后果将是混乱不堪、效率低下、不负责任的统治。由于是社会上的劣等人当政，这些人会利用议会体制发展他们自身的私利，而以整个民族的福祉作为代价。而且，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妥协、宽容、公开辩论等，正是纳粹思想所憎恶的，因为在纳粹看来，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就是生死搏斗。希特勒特别骄傲地指出，国家社会主义对敌人的力量是“不能容忍的”。而且，纳粹在追求其目标时是“狂热的”，他们所需要的，不是通过公开政治辩论产生政治上的妥协，而应该是强有力的领导和决定性的行动。在纳粹分子看来，自由主义是犹太人所发明的阴险教条，并以其作为削弱雅利安人的手段。犹太人以此来阻碍雅利安人产生强有力的领导人，并促使雅利安人四分五裂，变成一个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群体。
纳粹还将其意识形态对手马克思主义看作犹太人的人为建构。他们不知疲倦地一遍遍重申：马克思本人就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运动、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出版社都是由犹太人控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倾向破坏了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同时阶级斗争的概念导致国家从内部分裂，导致德国人彼此为敌，并且使工人阶级与德国社会的其他部分疏离开来。
纳粹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文化视角也与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魏玛共和国为言论自由和艺术实验创造了广阔空间。但大多数更具传统倾向的德国人对此的反应却是焦虑不安，他们对因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变化，以及新的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文化表达方式怀有强烈的敌意。许多极右翼知识分子，跟纳粹宣传分子一样，对这些现代趋势发起了严厉的抨击，声称德国文化已经处于衰败当中，整个社会都已经处于精神与道德崩溃的边缘。他们认为，从根源上说，现代艺术、文学、戏剧与流行文化都是外来的，都在腐蚀德国传统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军人的职责和荣誉都被反战小说家和左翼报界所嘲笑，与此同时，全社会的道德品行正在被夜总会和性放纵所毁灭。
现代主义的批评者指出，爵士乐的流行正是受黑人影响而导致文化堕落的一个标志。同样的，传统上关于美和艺术的标准正在被表现主义者、立体派艺术家和无政府主义的主题和风格所颠覆，所有这些在传统主义者看来都是堕落的、荒唐的和不可理喻的。不出所料，纳粹分子尤其对现代主义采取极端敌对的立场，将其标为“文化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现代主义正是犹太人鼓动起来的，是布尔什维克对德国发动政治袭击的文化对应物，意在导致日耳曼民族精神上的堕落。希特勒称“文化上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传染病，将会削弱德国人，并且导致他们任由犹太人宰割。一场道义斗争已经开始，斗争的结果将决定雅利安种族能否继续生存。因而，纳粹首要的意识形态目标，就是实现德国在文化和道德上的净化，消除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各种外国影响，复兴真正的德国文化，造就一个生机勃勃的日耳曼民族。
纳粹所设想的净化后的、再次复兴的德意志民族，将与德国人所知的1914年以前的德国社会截然不同。纳粹主义既不是保守主义的，也不是反动的，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激进的革命运动。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社会。事实上，他们是想创造一种新的人类——国家社会主义者。尽管纳粹分子与保守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有着一些共同的目标，但纳粹分子与传统右派却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二者都想要消灭魏玛共和国，清除左派分子，都想来一场文化上的复兴运动，恢复德国昔日的大国地位和荣耀。在某些特定时期，他们会组成临时性的政治联盟，试图彼此利用，但保守主义者与反动分子是着眼于过去的传统，而纳粹分子则是面向未来，具有实现激进变化的愿景。国家社会主义要求按照纳粹völkisch意识形态路线和领袖原则，对德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一场全面改造，而传统右派注定是实现这一意识形态目标的障碍。德国的右派是纳粹分子不得不与之竞争，最终要使之彻底消灭的力量。在纳粹歌曲《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Horst Wessel Song）中的关键一节，就提到在与“反动派”斗争中死去的纳粹同志。
希特勒声称，纳粹分子会骄傲地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他们从享有声誉的保守派思想家那里剽窃了民族革命的概念，并把它转换成符合自己意识形态观念和政治需要的内容。对保守分子来说，民族革命意味着以一个威权主义政府取代魏玛共和国，从而使德国重新获得其失去的在世界上的昔日地位，并且复兴传统的德国价值观。在这个国家中，私人生活和基本体制如家族、教会、国家官僚机构和军队，都将保持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纳粹寻求建立一个在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的民族共同体，以实现社会生活每一个方面的改造，而且要毁灭一切传统体制和私人领域的残余。
攫取政治权力和消灭魏玛民主共和国仅仅是纳粹民族革命的一个阶段。只有当原有体制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实现纳粹化，当每一个德国人都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之后，纳粹的民族革命才算成功。攫取权力的过程将耗时数年，而要把所有德国人全部改造成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可能会需要数十年甚至数代人的时间。不管时间多长，纳粹分子都将致力于这场斗争，不屈不挠，坚持奋斗，直到民族革命成为现实。他们对这一事业的狂热投入程度，在其政治纲领的最后部分作了明确表达：“本党的领导人发誓将坚持奋斗，一往无前——在必要时宁愿牺牲他们的生命——以达到上述目标。”纳粹分子确信，他们信仰和牺牲的回报，是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一种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这一帝国将屹立千年。
[1] “völkisch movement”是19世纪后期直到纳粹统治时代德国独特的民粹主义运动，基于德意志民间传说与德意志民族“有机统一体”的观念，强调德意志民族共同的血缘与遗传特征，强调德意志民族与土地的有机联系（blood and soil，血与土），具有浪漫主义色彩。“völkisch”并无直接对应的英文与中文词汇，类似于英文的“ethnonationalistic”、“racial-nationalistic”或“ethno-racialist”，兼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基于种族的民族主义等含义。该运动并不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是多种同类思潮的混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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