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达尔·梁赞诺夫是享誉世界的电影导演、高超的现实主义喜剧大师，被誉为俄罗斯的“喜剧教父”，是苏联和俄罗斯电影与文化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梁赞诺夫在长达六十年的艺术生涯里执导了三十余部电影，其中大部分都进入苏联和俄罗斯的电影经典之列。他善于运用巧妙的结构、夸张的手法、诙谐的台词及对滑稽性格的刻画，揭示出喜剧表层下隐藏着的真实人性与生存境况。在梁赞诺夫的电影中，讽刺与抒情、浪漫爱情与社会批判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悲剧与喜剧因素相互交织和渗透，总能给人心灵的慰藉。
1927年11月18日，梁赞诺夫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市。父亲亚历山大是下诺夫哥罗德人，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1922年作为侦察兵还被派往过中国；母亲索菲娅则有犹太血统。夫妇两人都曾在苏联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商务代表处工作，可能正因此，他们才给孩子取了“埃利达尔”（波斯语意为“国家的主人”）这个具有东方色彩的名字。后来，老梁赞诺夫被调到莫斯科的酒业管理总局担任领导，一家人也搬到了莫斯科。但不久这对夫妇就离婚了，3岁的小埃利达尔跟着母亲一起生活，直到他7岁时，母亲嫁给了一位名叫列夫·科普的工程师。继父对埃利达尔视如己出，父子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梁赞诺夫如饥似渴地读书，中学八年级时他便立志当一名作家。小小年纪他就很清楚，成为一名作家的首要前提是很好地了解生活，而他对生活还一无所知。那时，他从自己最喜爱的小说、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的主人公身上找到了榜样：马丁是一位海员，航行过半个地球，最后成了一名作家。因此，有着浪漫理想的少年也梦想当一名海员，希望通过在大海上的航行，为日后成为作家积累经验。为了尽快实现理想，梁赞诺夫以自学者的身份提前一年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并向敖德萨航海学校发出了报考申请。但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敖德萨早已沦陷，梁赞诺夫并没有得到回复。没能实现水手梦的他跟随好友报考了全苏国立电影学院，尽管并没有什么专业的电影知识，竞争也很激烈，他还是被导演系录取了，成了那一届年纪最小的学生。完全是出于偶然，梁赞诺夫的命运由此改变。
1944年，梁赞诺夫进入电影学院学习。导演系这一年级的导师正是苏联著名导演格里戈里·柯静采夫，柯静采夫当时年纪不大，但已经拍摄了《外套》（1926）、《新巴比伦》（1929）、《马克辛的青年时代》（1935）、《马克辛的归来》（1937）等传奇性影片，在电影理论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在电影学院授课的还有大名鼎鼎的谢尔盖·爱森斯坦，正是这两位大师引导梁赞诺夫走上了电影之路。
1950年梁赞诺夫以优异成绩从电影学院毕业，他的毕业作品是一部纪录短片《他们在莫斯科学习》，该片是他与同年级同学、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卓娅·福米娜共同拍摄的。
毕业后，梁赞诺夫被分配到苏联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拍摄了五年的纪录片。其间他主要为一些电影杂志拍摄素材，也执导了几部新闻纪录片，如《十月之路》（1951）、《世界国际象棋冠军赛》（1951）、《萨哈林岛》（1954）等，从而获得了最初的导演实践。在拍摄纪录片的这几年，他去过苏联的许多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当初想要旅行和增长人生阅历的愿望。梁赞诺夫在自传中写道：
我在萨哈林岛、堪察加半岛、千岛群岛和科曼多尔群岛旅行，在捕鲸舰队上航行，拍摄鄂霍次克海的捕蟹船，赞颂库班的石油工人和十月铁路的养路工人。我的主人公是孩子和运动员、工人和作家、渔民和边防军人、学者和养鹿人。想列举出我遇到的、知道的、交往过的或与之争吵过的所有人是不可能的。
正是五年的纪录片拍摄为梁赞诺夫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增强了他对人情世态的了解，也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追求真实、探索真理的基调。
1955年，梁赞诺夫转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电影生涯中的第三位重要导师——时任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著名导演伊万·佩里耶夫。埃利达尔在新单位执导的首部影片，是与谢尔盖·古罗夫一起拍摄的苏联第一部宽银幕实验电影《春之声》（1955）。这是一部音乐故事片，还带有一些纪录片的印记。看了这部影片的佩里耶夫立即发现了梁赞诺夫的喜剧才能，便建议他着手拍摄一部喜剧片，但遭到了拒绝——年轻的导演想要拍摄的是“严肃的电影”。但佩里耶夫坚信，剧情片许多人都能拍，而出色的喜剧片只有个别人可以胜任。在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逼迫”之下，梁赞诺夫妥协了。
结果，梁赞诺夫执导的第一部喜剧《狂欢之夜》（1956）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该片成为年度票房冠军，观影人次达4800万。影片色彩绚丽、气氛欢快，充满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歌舞表演和滑稽可笑的片段，充分显示出青年导演的喜剧天赋。不只如此，梁赞诺夫还创造性地加入了现实主义成分和社会性主题，使整个片子的戏剧冲突建立在年轻的晚会组织者和狂妄愚蠢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机智斗争基础上，使其超越了普通歌舞片的范畴，成为一部优秀的讽刺喜剧。在拍摄《狂欢之夜》的同时期，梁赞诺夫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与大学同学卓娅结婚了。一年之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在首次尝试之后，梁赞诺夫继续拍摄喜剧。1958年的抒情喜剧《没有地址的女孩》讲述了一个因为愚蠢和幼稚而离家出走的姑娘的故事，该片票房3650万，进一步稳固了梁赞诺夫的名声。之后，梁赞诺夫又拍摄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喜剧片，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61年他执导了幻想喜剧《不知从何处来的人》。
1962年，梁赞诺夫自编自导了英雄喜剧《骠骑兵之歌》。该片根据亚历山大·格拉德科夫的话剧《很久以前》改编，讲述了舒萝奇卡女扮男装英勇参战，并戏弄未婚夫勒热夫斯基中尉的故事。这是梁赞诺夫首次尝试非当代的题材，也取得了4860万的票房。
1965年，梁赞诺夫执导了日常生活喜剧《给我意见簿》，并在片中出演了报社主编这个角色。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经常在自己的电影中扮演一些小角色。如《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1974）中站在飞机机翼上凿冰的医生，《命运的捉弄》（1975）里坐在醉酒的卢卡申旁边的飞机乘客（在《命运的捉弄2》里，梁赞诺夫再次扮演了这一角色），《办公室的故事》（1977）里的公共汽车乘客，《车库》（1980）里从头到尾一直在睡觉的昆虫研究室主任，《两个人的车站》（1983）里的火车站副站长，《老马》（2000）里的法官等。虽然戏份不多，但梁赞诺夫在影片中的表演总能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欢乐。
1966年的喜剧《看好你的车》被认为是梁赞诺夫的早期创作中最为出色的一部。影片的主人公尤里是一位保险推销员，每到夜晚他就变身偷车贼，专门偷窃贪官污吏的汽车，再把卖车的钱全部捐给孤儿院。电影精准地描述了当代生活中的冲突，揭露了苏联当时的物质匮乏与精神堕落。对主人公形象的评价，即到底是否应当把他抓进监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争论。
《看好你的车》显然突破了传统侦探片的框架，既有幽默讽刺的片段，也有严肃的思考和忧伤的情调。梁赞诺夫的作品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出现了体裁的混合，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抒情喜剧风格。此外，这部电影的剧本也是梁赞诺夫和埃米尔·布拉金斯基共同创作的，两人由此开始了持续二十余年的编剧合作。梁赞诺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拍摄的电影，脚本几乎都是与布拉金斯基联合创作的。
从60年代开始，梁赞诺夫的每部作品都备受瞩目，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到60年代末期，梁赞诺夫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合作团队，包括编剧布拉金斯基、摄影师弗拉季米尔·纳哈布采夫、配乐安德烈·彼得罗夫和一批杰出的演员。演员的出色表演也是梁赞诺夫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魅力元素。导演善于发现和培养影坛新人，很会激发演员的潜力，他的角色分配从不会出错，总能使演员和角色之间形成近乎完美的契合。
七八十年代是梁赞诺夫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和布拉金斯基总能捕捉到当下最迫切的题材。这一时期，梁赞诺夫拍摄了哲理喜剧《老强盗》（1972），冒险喜剧《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被称为“爱情三部曲”的《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讽刺喜剧《车库》和爱情故事片《残酷的罗曼史》（1984）等苏联电影中的经典。在这些电影的拍摄中，也有导演的第二任妻子、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尼娜·斯奎宾娜非常积极的参与。
1974年的《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讲述了一群意大利冒险者前往列宁格勒寻找一笔多年前埋藏于此的财宝，其间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不同于梁赞诺夫以往含蓄的室内抒情喜剧，该片是一部场面大、动作多、包袱多的欢乐闹剧。影片中充满了当时西方电影里常见的噱头，像寻宝、汽车追逐、爆炸、美女等，有惊险刺激，也有浪漫爱情，颇有好莱坞的风格。片中有许多让人捧腹大笑的经典桥段：丢了护照的意大利医生只能坐着飞机不停地往返于意大利与苏联之间，无法在任何一国入境；救护车在罗马街头横冲直撞并非为了抢救病人，而是为了送孩子上学；医院里床位十分紧张，两个病人不得不躺在一张病床上；飞机紧急迫降在公路上，还不忘遵守交通规则；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雄狮追着一群人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乱跑。即使在今天看来，该片的编剧思路依然令人拍案叫绝。
1980年的《车库》是一部出色的讽刺喜剧。该片演员阵容强大，无论主次演员都是当时苏联电影界的明星。该片近似于话剧，有着紧张的戏剧冲突和严整的结构，整个情节都发生在动物博物馆这个密闭空间中。动物保护研究所车库修建合作社的成员在这里召开集体会议，讨论因为不可抗力不得不剥夺哪四个人的车库资格。合作社委员会给出的名单立刻遭到了四个当事人的强烈抗议，由此展开了一场良心与利益的较量。人们开始互相攻击批判、揭发、争吵、打斗，一夜之间，原本矜持谦让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残忍的野兽。
影片犀利地讽刺了苏联社会的诸多问题，如组织的独断专行、领导者的徇私舞弊、人情的冷漠、贪污腐败等问题，但梁赞诺夫的悲喜剧总是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怀。在影片结尾，当被迫让出车位的古西科夫的妻子由于在家忍受丈夫出轨、在外遭受不公正待遇而精神崩溃，哭泣着把在场的同事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时，人们内心的温情与善良再次被唤醒，车位的纷争顷刻之间也有了答案。
1976年1月1日，爱情喜剧《命运的捉弄》首次在电视上播放。据统计，当晚共有1亿人在同一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由此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第二天，全国上下都在热烈地讨论这部影片。在《苏联银幕》杂志的观众投票中，该片被评为年度最佳影片；1977年，电影的主创团队被授予苏联国家奖的最高荣誉。此后，这部电影便成了苏联民众过新年不可或缺的仪式：每年新年，各个电视台都要反复播放这部影片。迄今为止，该片仍然是苏联和俄罗斯影史上最为流行的影片。
《命运的捉弄》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新年前夜的爱情故事。外科医生卢卡申本应在莫斯科的家里向未婚妻求婚，却与几个好友去公共浴室洗澡并喝醉了酒，代替好友登上了飞往列宁格勒的航班。在列宁格勒，卢卡申意外地用自家钥匙打开了与莫斯科同样街名和门牌号的房门，而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娜佳也正要和未婚夫共迎新年。在发生了一连串的误会后，原本素不相识的两位主人公在一夜之间由完全的敌意转变为深深的理解，最后相互吸引、彼此相爱。本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梁赞诺夫的展现下变成了合情合理的演变。
《命运的捉弄》的核心在于细致地讲述了爱情的衍化过程，循序渐进地呈现了男女主人公所有的内心行动和细微变化，也正因此，该片的节奏较慢，长达三个多小时，被分成了上下部。剧中，由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诗人的情诗改编的弹唱歌曲直入人心，窗外的纷纷白雪营造了一种浪漫和真挚的氛围。这部影片为何最受民众喜爱又经久不衰？也许正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部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人间的温情可以融化寒冷的冰雪，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已经疲惫的心灵也可以重新燃起爱的热望。
1977年的《办公室的故事》是“爱情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梁赞诺夫最为成功的一部电影。整部影片的风格轻松幽默，幽雅的配乐、诙谐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睿智犀利的台词都使该片成为喜剧电影的典范。1978年，这部影片的创作团队也被授予苏联国家奖。
《办公室的故事》在人物设置上更加突出两位主人公身份、性格的巨大反差：一边是冷酷刻板、不修边幅、大龄未婚的统计局女局长卡卢金娜，一边是性格怯懦、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离异小科员诺沃谢利采夫。想升职的小科员不得不鼓起勇气向女局长大献殷勤。在一连串啼笑皆非的误会和几次交锋后，两人都显露了人性的本色：女局长看上去冷酷无情，实则是一个内心敏感脆弱、渴望家庭温暖的女人，小科员看起来唯唯诺诺，实则是一个善解人意、明辨是非、有担当的男人。不只是男女主人公，其他人物也都是复杂、有层次的。人心的面子和里子都在影片中展露出来，淋漓尽致地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喜剧。
1983年的《两个人的车站》是“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获得第16届全苏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奖，和《苏联银幕》杂志评选的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并获得第3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两个人的车站》的情节线索虽然跟“三部曲”的前两部相似，但也出现了诸多变化。首先，影片聚焦的是另一个社会层次。如果说之前写的主要是知识分子，那么在这部影片中，女服务员、二道贩子、列车员、流氓、民警等轮番登场。其次，该片不是一部室内心理剧。影片的外景丰富，餐厅、铁路、劳改营、马路、集市成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影片的声音元素也相当丰富，令人厌烦的站前广播、热情奔放的音乐和嘈杂的人群交替轰鸣，渲染着情绪。另外，在体裁和风格上，《两个人的车站》也是“三部曲”中喜剧性最少、现实主义意味最浓的一部。影片中已经没有搞笑的情节，而是整体浸染着忧伤和苦涩的调子。
梁赞诺夫名著初次正式引进
与前两部一样，这部作品也讲述了在急速变化的都市生活中，两个心灵美好但不幸的人相互找到了对方。准备替妻子顶罪的钢琴家普拉东在审判前夕赶回家见父亲一面，途中经过一个外省火车站时，与站前餐厅的女服务员薇拉相识、相爱。这一次两位主人公心灵的接近过程比以往更难。迥异的性格、悬殊的教育背景和职业、首都和外省的不同生活方式都是隔在两人之间难以跨越的障碍。但梁赞诺夫还是找到了两人心灵的契合点。普拉东虽是一位软弱斯文的知识分子，但他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和很高的道德标准。而蛮横无理、粗俗油滑也只是薇拉的外壳，她的内心深处藏着一颗纯洁高尚、渴望爱和奉献的灵魂。两人相遇后，薇拉开始理解另一种价值观，受到了心灵的净化，而普拉东在她的帮助下也回归了真实的生活。
结尾，薇拉千里迢迢来看入狱的普拉东。第二天早上，普拉东没能按时返回监狱，两人依偎在监狱围墙外的雪地上，在雪后的阳光下获得了瞬息的安宁，在相互支撑中迎接人生的灰暗与坎坷。这个非常深刻的现实主义结局，影射的正是我们亦悲亦喜、五味杂陈的人生。
“爱情三部曲”可谓梁赞诺夫的巅峰之作。三部作品有着一些共同性，如都是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视电影，都讲述了都市中年男女令人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都对当下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的丑恶现象予以审视和批判。
“三部曲”都有着童话的本质，都讲述了已经陷入生活泥潭的中年男女的心灵被爱温暖，人生重又充满希望的故事。与许多大师级导演的电影不同的是，梁赞诺夫的电影始终是拍给普通大众看的，在幽默讽刺和闹剧的背后，总是流淌着一股人性的暖流，给人精神的抚慰。苏联时期，梁赞诺夫的电影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品位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含笑地展现出社会的真实状况和荒谬之处，并以对人性真、善、美的启迪作为艰难生活的支撑。沿着这一坚实的现实主义路径和人民性立场，梁赞诺夫渐达顶峰。在“爱情三部曲”完结的同时，梁赞诺夫也成为一位睿智的“悲喜剧大师”。
进入80年代中期的改革时代，梁赞诺夫的创作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他便想尝试新的体裁和剧本，意图通过对经典的重新演绎来表达当下的时代氛围，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埃德曼的《自杀者》、施瓦茨的《龙》都是梁赞诺夫中意的文本，但在当时统统没有获得上级文化部门的批准。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19世纪的经典文学，拍摄了由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没有陪嫁的姑娘》改编的剧情片《残酷的罗曼史》。该片获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揽获1985年全苏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作曲、最佳男主角奖，印度德里国际电影节金孔雀奖，也让梁赞诺夫加冕了“苏联人民艺术家”的头衔。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残酷故事。《残酷的罗曼史》展现了梁赞诺夫式爱情童话的终结，同样是对爱情的真诚追求，“三部曲”中有着诸多阻碍的普通中年男女都收获了幸福，而才貌俱佳的拉里莎却沦为被社会残酷对待、蹂躏致死的牺牲品。片中懦弱的小人物也没有获得顿悟，反而转向了心灵的黑暗处：不只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追求不到的美。
1987年的《被遗忘的长笛曲》讲述了业余时间管理局副局长菲利蒙诺夫与护士莉达相爱，又因权力的诱惑而放弃这段感情的故事。与梁赞诺夫以往的作品一样，该片在表现爱情的同时，也揭露了改革期间的社会现实，讽刺了官僚主义的社会风气。但这一时期梁赞诺夫电影的思想更为复杂，艺术手法也趋于多元化。为人们所熟悉、喜爱的梁赞诺夫式的主人公突然变为了崩溃的个体。
《被遗忘的长笛曲》与《两个人的车站》有着相似的情境，同样是社会地位悬殊的两个男女相爱，但已经没有了美化和升华，变成了纯粹的婚外情。与以往作品相比，男主人公人格的分裂也更加明显。在工作岗位上，菲利蒙诺夫是一个冷漠、世故的官僚；但在爱情中，他则是真诚坦荡的。他为莉达吹起了早已被忘却的、象征着柔情与诗意的长笛曲，但这不被任何人需要的长笛曲终也无力挽救他堕落的灵魂。与《残酷的罗曼史》一样，男主人公同样没能跨越、克服自己的卑微。影片的结尾出现了非现实的片段，在主人公的梦境中，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最高法庭的审判。影片充满了哲理性思考：无论哪个时代，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良心。
《被遗忘的长笛曲》也是梁赞诺夫与老搭档布拉金斯基合写的最后一部电影脚本。此后两人因为创作上的分歧不再合作。关于此，梁赞诺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已经一起合作了近二十五年，很少有婚姻能持续这么久，当然到了该分道扬镳的时候。布拉金斯基仍然喜欢的，我已经不再喜欢了。”布拉金斯基于1998年离世。2000年，梁赞诺夫根据布拉金斯基生前创作的剧本拍摄了《寂静的海湾》，以此纪念自己的挚友。
随着电影审查的逐渐放开，梁赞诺夫的创作变得愈发尖锐。1988年，他执导了《青春禁忌游戏》，直译为《亲爱的叶连娜·谢尔盖耶芙娜》。该片根据柳德米拉·拉祖莫夫斯卡娅的剧本改编，原剧作曾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上演，引起了巨大轰动。这是一部具有迫切现实性的作品，触及了之前无法触及的敏感话题，讲述了四名中学毕业班学生为了篡改试卷，以为叶连娜老师过生日为名，无所不用其极地上演了恳求、利诱、恐吓、侮辱、强暴等手段，逼迫老师交出存放试卷的保险柜的钥匙。坚守道德底线的中年女教师和冷血、功利的青年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残酷的较量。该剧深刻地揭示了改革阶段传统意识形态、道德理念与新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处于经济崩溃、社会转型的时期，电影业也陷入了困顿：好莱坞影片的大量涌入，录像带的流行，资金支持的断裂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等因素，使得俄罗斯国产电影产量大幅下降。梁赞诺夫也像其他导演一样，不得不为拍摄新片寻找投资，不过，已年过六旬的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高产的拍片量。
1991年以后，梁赞诺夫又拍摄了十余部电影。在后苏联时期，他的艺术创作突然失去了惯有的批判立场，超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框架，突出了悲伤情绪，思想上也更为矛盾和复杂。人们对他的电影也常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这一时期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故：1994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尼娜病故。一年后导演与第三任妻子埃玛·阿拜杜林娜结婚，与之共度了人生最后二十年的岁月。
1991年的社会题材悲喜剧《天堂》是当代版的高尔基的《在底层》，讲述了苏联解体时期，一群寄居在火车站旁废墟中的流浪者（有画家、作曲家、博士工程师、干部等）的辛酸遭遇，隐喻了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底层的悲惨境况。该片有着鲜明的政论公开性和幻想现实主义的元素。被命运抛弃在废墟上的“过去的人”含着泪等待“天堂”，影片最后，外星飞船真的把流浪者带离了地球。无论现实是多么晦暗和令人绝望，梁赞诺夫仍给自己的主人公和观众留有对未来的希望。
1993年的《预言》也是具有迫切现实性的作品。该片根据梁赞诺夫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具有沉重的时代感和哲理意味。影片的画面笼罩在一片烟雾中（《天堂》中也是如此），反映了转折时代的迷茫与恐慌。与以往创作不同的是，该片从抽象的哲理层面来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年轻的奥列格正是作家奥列格被葬送的青春，两人之间的碰撞是作家对自己过去人生的追问与反思。作家的感情徘徊于年轻姑娘和亡妻之间，直观地显示了他对“离开祖国，还是留下？”这一命题的思考。最终，当作家下定决心留在俄罗斯之后，曾预言他会被人杀死的茨冈女人再次出现，这次她预言作家和姑娘将幸福地一起生活。通过这部影片，梁赞诺夫对未来做了“预言”：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总是有希望的，未来不可预测。
之后的几年里，梁赞诺夫没有继续沿着哲理性的方向发展，而是延续了以往对普通人的关注，以鲜明的喜剧风格拍摄了几部讽刺苏联解体后社会失范现象的作品。1996年的爱情喜剧《你好，傻瓜！》处处显示出扩大了的贫富差别，嘲讽了新俄罗斯的暴发户，在男女主人公的寻宝过程中揭露了当代俄罗斯价值体系的混乱、道德的沦落和人心的涣散。与此相对照的是影片对真诚相爱的两位主人公的赞美，他们以正直坦荡的珍贵品格抵御住现实的考验，坚守了纯洁的爱情，这也是梁赞诺夫在混乱时代对俄罗斯传统道德观念和精神力量的呼唤。
2000年几位女演员共同主演的喜剧《老马》，将视角集中于富有苏联精神、价值观的老一辈人在新时代的艰辛与悲惨遭遇，对政府拖欠退休金、社会治安混乱、经济犯罪、贫富分化等问题予以揭露。影片以喜剧的形式为这些已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鸣不平，让她们最终在与骗子的斗争中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影片不仅揭露了社会的病症，更呼唤了社会变革。
2006年，梁赞诺夫自编自导了传记电影《安徒生：没有爱情的一生》。这部影片获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很高评价，被认为是梁赞诺夫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部作品：导演像是在这部影片中对过去的一切做了总结。影片展现了不幸但富有才华的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生。梁赞诺夫将安徒生的生平事迹与童话故事巧妙结合，将青年安徒生和老年安徒生进行了平行对照，用精巧而复杂的叙述方式展现出安徒生在创作和生活中的多个侧面。
电影中的安徒生长相丑陋，爱情也十分不走运，但他全身心地沉浸在创作中，在童话、艺术中实现了自己。在塑造人物时，梁赞诺夫没有美化或丑化自己的主人公：光明与阴暗同存于安徒生身上，这是一个时而古怪，时而疯狂，时常令人不悦和费解的人。
梁赞诺夫意欲用《安徒生》与他以往的创作相对照：在以往的作品中，爱情都被奉为心灵价值的最高体现；而在这部作品中，一个一生都没能获得爱情的可怜人，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爱情，他以另一种方式，以更大的爱实现了自我，抒发了对这个世界的爱。另一方面，梁赞诺夫也在自己与安徒生之间进行了平行对比。
影片结尾，安徒生在上帝面前的忏悔仿佛就是导演的自白：
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无意义的奔忙和虚荣。我有着极强的功名心……我俯身在统治者的脚下，我傲慢、残忍、自私、吝啬。我为此感到羞耻。原谅我吧。
而上帝的回答仿佛也是对梁赞诺夫一生的评价：
我仍然不后悔在你童年时亲吻过你。你已抵偿了在人间犯下的罪，因为你虽屡遭苦难，却未曾变得凶恶。你的创作向人们心中播撒了善良，人们也回报给你爱与敬仰。我原谅你了。
作为一部杰出的艺术片，它的隐喻显然是多义的。
2000年以后，又有几部梁赞诺夫经典电影的续集或翻拍作品上映，人们对这些电影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观影热情。2007年，继承了《狂欢之夜》风格的《狂欢之夜2》在电视上播映，又一次成为贺岁电影。梁赞诺夫以五十年前成名作的续集，为自己的导演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除了拍摄电影，梁赞诺夫还涉足电视界。从80年代起，他创办并主持了一些颇受欢迎的电影类和名人访谈类节目：《电影概览》《八位姑娘和我》《在新鲜空气中谈话》《谈谈爱的怪事》《梁赞诺夫的巴黎秘密》《梁赞诺夫与叶利钦：两个男人间的谈话》《在梁赞诺夫家做客》等。梁赞诺夫一直是一位有着积极的公民热情的艺术家，他的电视节目跟他的电影一样，关注着社会的现实与热点，甚至对社会进程有过重要的影响。此外，他还是一位作家和诗人。从90年代起，他出版了多部剧作集、诗集、回忆录，发表了很多散文和政论文章。
2015年11月30日凌晨，梁赞诺夫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心肺衰竭，在莫斯科逝世，后被安葬在新圣女公墓。梁赞诺夫当被铭记在世界电影史中，他的电影里充满了真诚、幽默、睿智和善良，对真挚爱情与普世价值观的追求，它们将一直给人们心灵的抚慰，并在岁月的磨砺下越发历久弥新。
文：刘溪，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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