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起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均称皇帝，而周边的朝鲜、琉球、越南等藩属国君主则只能称王，然而同样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君主却称为天皇。可以说在整个古代东亚世界只此一家，那么日本为什么如此独立独行标新立异呢？事实上古代东亚世界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套体系。这套体系主要由政治上的宗藩朝贡体系、文化上的汉字文化圈以及农业上的水稻种植文明等方面共同构成。政治上的宗藩朝贡体系、文化上的汉字文化圈、农业上的水稻种植文明这几个概念彼此有交集，但并非完全一致的概念。事实上日本尽管接受了中国的汉字文明、水稻种植，但在政治上其实更多是与中国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和朝鲜、琉球、越南等藩属国具备完全不同的特征。古代的东亚世界大体上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所主导的世界：中国皇帝是受命于天而治理天下的天子，周边藩国的君主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在理论上天子所治理的并不是某个国家，而是由天朝直辖的领地及周边藩国共同构成的天下。日本在其早期历史上也接受这种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这从汉光武帝册封汉倭奴王、曹魏册封亲魏倭王等事件可以证明。
在我国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当时倭国王曾遣使要求刘宋朝廷册封自己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当时日本这种请求中国朝廷册封的举动说明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这时的日本是不敢将中国确定为自己侵略扩张的目标的，事实上这时的日本是承认东亚世界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所以才会有请求中国朝廷册封之举；尽管这时的日本是臣服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但从日本的请求册封之举中也能看出这时的日本实际上已萌发了大陆情结，因为如果当时的刘宋朝廷满足了日本的册封请求就意味着中国朝廷承认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等地为日本的属地。这就是日本当时的野心：在承认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之下自己要扮演该体系内仅次于中国的大国角色，也就是说日本要求对其他小国拥有支配权。不过刘宋朝廷最终只册封倭国王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也就是说刘宋朝廷并没认可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倭国与百济、新罗等国一样是中国朝廷的藩属国，彼此之间属于平等关系。日本的诉求没能得到当时的中国朝廷的认可，然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混战时期，日本趁中原王朝无暇顾及域外事务的时机扩张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最终日本实际上迫使百济成为了自己的朝贡国，不过此事一直没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
随着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张使其野心逐渐膨胀，于是到了隋炀帝在位时期就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这份国书标志着日本正式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发起挑战：在此之前日本尽管已在朝鲜半岛展开扩张行为，然而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是认可的，所以才会请求册封之举。以隋炀帝时期的国书事件为标志宣告日本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随后日本朝廷以汉光武帝所赐”倭国“之名不雅为由改国号为日本（意为东方日出之地）。当时已相当熟悉中原典章制度的日本朝廷已然意识到本国所使用的”大王“称号在等级序列上其实逊色于九五至尊 ”皇帝“。因此在将国号改为日本的同时日本统治者的称号也由大王改为天皇。日本统治者改称天皇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十六年（公元608年）八月日本使节小野妹子再次来隋朝递交国书。这次的国书写的是”东天皇致书西皇帝“。这是日本方面有关”天皇“一词最早的记载。1998年奈良飞鸟池遗迹发现了书写有”天皇“一词的木简，该木简后被推断为天武朝（673-686年）之物，这是迄今为止发现”天皇“称号的最早证物。如果说日本是觉得称王显得在政治地位上低于中国皇帝，那么”天皇“这一称号又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呢？为什么不直接效法中国称皇帝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天皇“以此起源于天武天皇时期，而他之所以自称天皇是受到同一时期中国唐高宗的影响：唐高宗李治自称天皇，皇后武则天自称天后，由此开启唐朝政治史上二圣临朝的时期。唐高宗李治这个”天皇“称号源于道教：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人皇生圣人和真人。
不过也有人不认可这种说法。尽管目前发现的”天皇“一词最早的实物证据出现于天武朝，不过在此之前就有关于日本遣隋使携带的国书中出现”天皇“一词的记载，所以关于”天皇“一词的最早起源就存在“推古朝说”、“持统朝说”、“天智朝说”、”天武朝说”等若干种不同说法。如果“天皇”一词的出现真早于天武朝，那么就不可能是受唐高宗李治影响的结果了，所以那些主张“天皇”一词的起源早于天武朝的学者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日本人认为中国皇帝其实兼具宗教祭祀和政治治理的双重职能：在祭祀天神地衹、列祖列宗以及致函四方夷狄时其实承担的是“天子”的祭祀职能；在号令王侯和臣民时则是执行“皇帝”的政治职能。隋唐时期的中国皇帝有三个“皇帝”印玺用于颁发国内文书，而三个“天子”印玺则用于致蕃国的文书。然而在君主被塑造为天照大神的子孙，其统治因此具有了一种神性，而自古以来日本皇室从未被异姓取代的现实使这种神性被强化，形成了所谓“万世一系”的独特国体观。这种看似无形的精神权威其实是不容低估的：在中国皇帝自称天子，然而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后新的统治者总是声称因为前朝君主的倒行逆施已导致天命的更替，以此强调自身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在日本天皇本身就是天、就是神，而神是不能被取代的。于是日本将中国的“天子”与“皇帝”两个称号合二为一组成“天皇”。归根结底这仍是一种试图与中国分庭抗礼的举动：既然中国皇帝自称是受命于天的天子，那么日本君主就直接作为天的化身。
“天皇”的名称确立后日本又从中国引入了一系列皇室专用词“朕”、“皇后”、“皇妃”、“皇子”、“皇女”、“皇太子”、“陛下”等等。“天皇”这个称号尽管至少从天武朝就已确立，然而直到明治维新确立近代天皇制后这个称号才算真正推广开。天皇尽管被视为日本国的最高象征，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时候天皇是不掌握实权的。古代日本长期执政国家军政大权的其实是幕府将军，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民间对天皇的存在几乎缺乏感知，所谓的“万世一系”、“天皇神圣”其实更多是明治维新后确立的近代绝对天皇制的宣传结果。其实在古代日本人们直接接触的是统治各藩的地方武士集团，而作为武士阶级领袖的幕府将军一般也不会使用“天皇”这一称呼，即使是在与皇室打交道时也更多会使用“天子”这一称呼。这个称呼显然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天子主要是负责祭祀天地祖宗的职能，而皇帝所肩负的是政治职能，当初创造“天皇”这个词汇就是为显示天皇的神圣性，然而幕府将军称其为天子实际上就是在暗示皇室不要奢望插手政治。这种意识的最佳体现发生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足利义满接受了明成祖朱棣赐封的“日本国王”的称号，由此自隋唐时期起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之外的日本又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之内。足利义满的行为恰恰证明所谓的“天皇”在幕府眼中是无任何政治权力可言的。
明治维新后颁布的宪法第一条就明文确定：大日本帝国皇室万世一系，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君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天皇的权力被神话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日本就此形成了一套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政治体制，从此日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直到1945年被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胜。1947年5月3日新的《日本国宪法》正式颁布以取代之前的《明治宪法》。新宪法针对天皇的定位在第一条中就指明：日本天皇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所谓象征更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含义：战后的新宪法强调日本的主权在于全体国民，这实际上意味着国民在物质层面并不需要一个天皇作为凌驾于其之上的统治者，天皇更多只是日本国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意识象征。日本宪法第3条规定：“天皇的国事行为必须经内阁批准，由内阁负责”；与此同时日本宪法第4条规定：“天皇只能根据本宪法行使国事相关行为，无权参与国政”。在日本战后宪法的体系下天皇已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实权，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归于议会选举产生的内阁总理大臣（首相）。至此日本天皇又失去了政治实权，重新成为精神象征角色，不过“天皇”这个称号被保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