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西游记考证》里说：
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这个结论把《西游记》看成一本玩笑之书，是拿来给街巷作为笑谈的轻松之作，否认其中有“微言大义”。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样的认知或许并没有什么问题，《西游记》只是关于神魔妖鬼的一些神奇故事，即使有针砭时政的内容也相当隐晦，不容易和某个具体的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
但是，要说《西游记》完全是一本娱乐至上的小说又是极其不合适的，甚至把吴承恩的文学思想看得太轻。经过吴承恩改编的《西游记》，骨子里实在是一本非常严肃的著作。
鲁迅评价《西游记》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说出了《西游记》有人情、有谐趣的一面，这也确实是小说创作的主旨，鲁迅也认为吴承恩是“玩世不恭”的。
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谈到过去的学者们对《西游记》主旨的研究：
评议此书者有清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论》（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张书绅《西游正旨》（乾隆戊辰序）与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嘉庆十五年序），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
说《西游记》是劝学、谈禅或讲道，眼力实在有些飘忽。吴承恩是不是在谈禅说法，字里行间未免太清晰了，佛门被塑造成一个很有世俗特征的小社会，关于佛经、佛理只是泛泛而谈。比如在唐僧眼里，出家有什么好处：
“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从前恩爱堂。外物不生闲口舌，身中自有好阴阳。功完行满朝金阙，见性明心返故乡。胜似在家贪血食，老来坠落臭皮囊。”
以“阴阳”来解释出家的好处，以“朝金阙”为修行目标的实现，怎么看都不像是在谈论佛理，怎么可能把这部书当成阐释修炼法门的书呢？鲁迅说“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大抵不错。
胡适总结说“《西游记》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他的滑稽意味。拉长了面孔，整日说正经话，那是圣人菩萨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这有些道理，《西游记》以滑稽取胜，比如孙观音也曾经和孙悟空斗嘴：
那揭谛按落云头，不经由三藏，直至涧边，对行者道：“菩萨来也。”行者闻得，急纵云跳到空中，对他大叫道：“你这个七佛之师，慈悲的教主！你怎么生方法儿害我！”菩萨道：“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尽意，度得个取经人来，叮咛教他救你性命，你怎么不来谢我活命之恩，反来与我嚷闹？”
但是胡适却忽视了《西游记》中存在的一些体现出作者个性特征的段落或细节，在《西游记》降妖佛魔的表面之下，还展示出明代文人们的精神内核。初阅读《西游记》时，往往在意降妖故事的精彩离奇，但掩卷沉思，却能发现书中并不像胡适所声称的，“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
《西游记》如果有“微妙的意思”，又是怎么个微妙法？
明人谢肇淛说“《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鲁迅觉得说得很对，仿佛《西游记》讲的就是束缚散漫心意，着重于解释主观的精神状态。
但《西游记》所要刻画的真的是什么个人心性上的“心猿驯伏”吗，孙悟空有明显的被驯服的过程吗？从头到尾，孙悟空都是一只大大咧咧的泼皮猴子，小说根本没有着力去表现唐僧是如何驯服孙悟空的——唐僧在小说中如此颟顸，识人不明又成天哭哭啼啼，让他去驯服威风凛凛的孙悟空，那才是对读者的侮辱。
《西游记》并不是一部描写内部精神升华过程的小说，恰恰相反，它主要展现的是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
小说刻画了天庭、朝廷、妖怪、民间等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存在者的生活方式：
高高在上的天庭毫无责任心，任凭人间在各种妖怪和极端环境下无力挣扎；
各国的朝廷总是被妖怪横插一杠，毫无应对方法，亏得有唐僧一行人“恰好”路过，否则不知道要出多少惨剧；
妖怪们只信奉拳头，肆意欺凌所有可以欺凌的对象，无论是山神土地还是普通民众……
只有大方接待唐僧等人的民间社会还能让人感到一点点真情真意，但他们又常常是被各种势力凌虐的弱势一方。在这样的设计下，作者究竟偏向哪一方就很清楚了——这是一部民间立场、迎合大众口味的小说。
看看天庭，胡适就说：“我要请问一切读者：如果著者没有一肚子牢骚，他为什么把玉帝写成那样一个大饭桶？为什么把天上写成那样黑暗，腐败，无人？为什么教一个猴子去把天宫闹的那样稀糟？”胡适说得比较客气，玉帝看见凤仙郡郡侯推翻素供喂狗就要罚当地大旱三年，郡中“三停饿死二停人，一停还似风中烛”，他如果只是尸位素餐的饭桶倒还好了。
看看佛门，其实并不清净。就连观音都非常现实。孙悟空需要她净瓶里的甘露水浆灭红孩儿的三昧火，她还担心如果让善财龙女带着净瓶前去，“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这种想法和如来“须教子孙没了饭吃”如出一辙。
看看妖怪，凡是阻碍唐僧西行之路的大妖，要么为了自己的长生想吃唐僧的肉，要么为了成就太乙天仙想要强行和唐僧成亲。如果说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况，那么很有些妖怪常常以人肉为食，就连猪八戒在皈依之前也是如此。孙悟空自己也是个妖，但并不妨碍他在西行路上一见到妖怪就打——他太知道那些妖怪是些怎样的货色了。
这是一部世情小说。一个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文人冷眼看世界，否定了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各种势力团体。对上层社会的怀疑和嘲讽明晃晃地显示于字里行间，这种调调是指桑骂槐式地抒发对现实中统治者的不满。明代的政治群体并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起码没有得到吴承恩这样的下层文人的拥护。
吴承恩像
（三）微妙的意思：认同与歌颂不认同当朝的统治者，那还能认同谁？
吴承恩耐心整理西游故事，不仅仅因为这一故事流传面广，影响力大，应该还有他自身对历史的判断。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尽管这主要谈文学创作，但追思汉唐的风气毕竟掀起了——唐朝是个传奇一般的朝代，士子不缺豪情，他们意气纵横，理想远大，他们有旺盛的精力和天真的好奇心。更重要的，他们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他们自信，他们斗志昂扬。这些，都是天生骨质疏松的明朝所缺乏的。
你能从《西游记》中感受到那种对唐王朝的崇敬与仰慕之心吗，唐僧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和大唐作一番比较；作为取经队伍里唯一一个真正的大唐人，唐僧是这个队伍的核心人物，那句“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唐僧从一开始说到了最后。堂堂“齐天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大将，都在为唐皇服务吗——取经的直接原因，只不过是唐太宗想要按照嘱咐超脱亡魂罢了。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小说中，唐僧取经走了十万八千里路，经过了十四个寒暑，他一路上经过了那么多国家，有多少国王愿意和他共治国家，唐僧停止取经的脚步了吗，他的为国之心何曾放下？
很多人可能会把“唐僧取经”理解为向佛之心坚定，却忽视了唐僧取经的目的——为唐取经。我们可以谈一个细节：第八十一回里，唐僧等一行人某一夜住在在镇海禅林寺，天亮时，唐僧感到头悬眼胀，浑身皮骨皆疼。之后病了三天，唐僧感到自己快要熬不过去了，喊孙悟空扶他起来，要取出纸、笔、墨，寺里借个砚台来写一封书信，和关文封在一处，请孙悟空替他送给长安的唐太宗。他要写的内容是：
臣僧稽首三顿首，万岁山呼拜圣君；文武两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闻：当年奉旨离东土，指望灵山见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难，何期半路有灾迍。僧病沉疴难进步，佛门深远接天门。有经无命空劳碌，启奏当今别遣人。
这封信如同遗书。唐僧取经未成，没有想给佛祖写信，没有想给观音写信，他只想给唐王写信：事还未成，另寻高明。
字字是泪，笔笔含情。
你要问我读了这么多遍《西游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细节是哪个——就是这个。
《西游记》的时代有它自己特殊的优势，那就是在宋元理学压制下民间精神的反弹。
理学严酷的枷锁在恣情任性的市井小说中被打破了。小说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的社会主流伦理道德之约束，但这显然不是它要表现的主要方面。《西游记》并不像雍正编的《大义觉迷录》一样刻意地宣导某种伦理、某种道德要求，也不像《太上感应经》一样渲染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实在是一部最亲民、最朴实的文学作品，为民而作，歌颂大众。
孙悟空相当尊重唐僧，但唐僧不听劝告非要进大雷音寺，孙悟空就对五方揭谛等神灵们说：“我那师父，不听我劝解，就弄死他也不亏！”这就是生活气，那种无拘无束的、鲜活生动的气质，毫不装腔作势，绝不面善心冷。
那种缥缈的、自命高雅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贵族气质并不是小说所主要展现的内容，《西游记》不擅长或者也不屑于表现那种属于贵族们的精致和华丽，反而把地位不很高的普通民（妖）众的日常生活写得活灵活现。这种对民间社会、大众文化的推崇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朴素的处世原则、交往方式就包含在人物的行为方式之中，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唐僧是英雄，但不是那种精英式的、伟大的英雄，而是身边随时可见的“老实人”英雄，虽然其坚持不懈值得敬仰，但他也会害怕、也会糊涂。孙悟空力能降妖伏魔，但他又是个大大咧咧的平民英雄，上偷蟠桃、偷老君仙丹，下偷镇元子的人参果，偷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他根本不是道学家们所想象的品德上完美无瑕的英雄。
吴承恩就是要说底层民众的好话，就是要这样“俗并快乐着”。
《西游记》如果只被看成一出娱乐性的喜剧，那就漠视了其中深刻、庄重的内容。成功的喜剧都是寓庄于谐的，只有诙谐而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那就只是闹剧而不是喜剧了。
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认为这部小说“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比如“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红楼梦》是一个能够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的文本，《西游记》当然也是。因此，不同的人能对《西游记》解读出不同的内容。但无论如何，要承认《西游记》世俗趣味的积极意义，肯定它
总之，要像胡适那样说《西游记》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恐怕没有看出吴承恩在小说中所寄托的心理，并不是浮浪子的那种得过且过的心态。说到底，吴承恩还是一个正统的文人，他游戏笔墨时仍然不忘文人根本——于家于国之梦，为世为名之心。
用现在的话来讲，这是一部有立场、有认同的小说。它宣扬的是这片热土曾经有过的荣光，曾经发生的传奇，曾经有过的坚贞，它绝不只仅仅是什么滑稽怪诞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