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清代短篇小说的最高峰
写人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四十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增补和修改。“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讲述了近五百个故事。这些故事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描写了大量的花妖狐魅、鬼怪神灵。这些在人们心目中一贯让人害怕的妖精鬼怪，已经不再是狰狞恐怖的形象特征，而是亲切可爱，具有人的性灵。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聊斋志异》：“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此前的志怪小说中，也有鬼狐化为美女的传说，但叙述极为简略，且鬼狐与人交往时多干恶事坏事，是让人害怕的恶狐恶鬼。沈既济所撰的唐传奇《任氏传》是最早的表现狐女善良有义的故事，但这仅仅是以往少见的一个个案，到了蒲松龄笔下，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蒲松龄以生花妙笔赋予这些花妖狐魅以人的爱恨情感，使之在人的社会法则中演绎一个光怪陆离的因果传奇。这些神奇的故事如今还冲击着我们的视觉和心灵。
蒲松龄通过人鬼之恋对爱情的力量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夸张与渲染，它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不受生死荣辱的束缚，只要有这种痴情、这种至情，就能金石为开，冲破一切阻力而获得婚姻幸福。
在爱情主题作品中，蒲松龄塑造了许多“情痴”“情种”形象，刻画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专一，描写了他们以“知己之爱”为基础的爱情生活。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情痴”“情种”形象有很多是男性，而且大部分是书生。这在封建的男权社会里，以及以往的文学作品里，是比较少见的。在以往的作品中，我们见到的更多是“痴情女子”，更多的是唐传奇《莺莺传》中始乱终弃的张生，以及冯梦龙笔下那个中途遗弃杜十娘的李甲。男权社会下的痴心男子实在太可贵了！而在《聊斋志异》中却比比皆是。
蒲松龄笔下花妖狐魅的爱情故事既继承了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传统模式，又以更繁复的情节和更纯熟的艺术手法大量描写男女之间的真情真爱。作者认为“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香玉》），真情真爱，可以逾越人妖之别，突破生死界限！
在这些故事中，男女主人公为了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胜利，可以死，可以生，可以死而复生，可以生而复死，甚至变成异类，而一片深情，终不动摇。一切艰难险阻、世俗偏见，在他们坚贞不屈的斗争下，终于宣告失败，只是变成必经的磨难而已。这类描写以丰富的想象，诗意的夸张，充分肯定了情的力量和它的合理性，批判和否定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
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贪官暴虐、豪强横行、生灵涂炭，都在《聊斋志异》内有所反映。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暴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对无法反抗的黑暗的社会现实，作者只好通过一些非自然的力量进行猛烈的反抗，以此寄托作者的美好愿望。《聊斋志异》中有最终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向杲》），有直入阴间、杀死两吏卒的王鼎（《伍秋月》），有敢于衔恨雪耻的郎玉柱（《书痴》），有任侠刚猛的聂政幽灵（《聂政》），有变成厉鬼报仇的窦氏（《窦氏》）、梅女（《梅女》），等等。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揭露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蒲松龄一生蹉跎科场，屡试不中，对科场的黑暗、考官的昏聩、士子的心理等都非常熟悉，所以写起来便能切中要害，力透纸背。如《素秋》《神女》等揭露科场的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讽刺考官的不学无术。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的主要特色是想象丰富，构思奇妙，情节曲折，境界瑰丽。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它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最高峰。
精通民间文学的“孩子王”
《聊斋志异》是我国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故事集，它的作者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他生于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农历4月16日，家住山东淄博市淄川县城东的蒲家庄。
蒲松龄自幼聪敏，而且勤奋好学，19岁那年第一次参加童子试，蒲松龄过五关斩六将，一连夺得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然而科举考试的道路并没有一路平坦地通向下一个关口。康熙十八年（1679年），蒲松龄将短篇小说初次结集，定名为《聊斋志异》。
通过蒲松龄所做的《聊斋志异》，我们可以了解到，《聊斋志异》乃是发愤之作，也是孤愤之书。因为在世俗观念中，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受到了讥笑和冷落；即便是亲朋好友，也没有支持他的知音，对他执著于创作的态度或是不屑，或是劝阻。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蒲松龄结识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知己——当时的诗坛盟主王士祯。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见如故，结下了文字之交。王士祯读过了松龄的《聊斋志异》后，颇为赞赏。通过这位文坛泰斗的称赞，《聊斋志异》声名远扬，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和重视。
蒲松龄从刚刚成年的时候便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到整部书完成，前后耗费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凝聚着作者大半生的心血。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这位中国古代文学界的伟大文学家，犹如一颗闪动着奇光异彩的明星，在历史的天空中悄然陨落，与世长辞，时年76岁。
贫寒而又坎坷的遭遇，使蒲松龄能够接触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生活；屡试不第的科举经历，更使他对社会生活、对文人的处境有了深切的体验，这是蒲松龄能够创作出不朽的《聊斋志异》的根本原因。蒲松龄一生著述丰富，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作家。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三种，通俗俚曲十四种，今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现有《蒲松龄全集》刊行于世。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记述了《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这说明本书是在广泛搜集民间故事、传说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房名；志异，或源于唐传奇《任氏传》篇末评语，是记录奇异故事的意思。本书初稿约成于作者40岁时（康熙十八年，1679年），后又不断修订增补，成书12卷，共491篇，在作者生前即以抄本传世。
看鲁迅如何读《聊斋志异》
唐人小说单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广记》成，又置不颁布，绝少流传，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异，以为奇绝矣。明初，有钱唐瞿佑字宗吉，有诗名，又作小说曰《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其风始衰。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而专集之最有名者为蒲松龄之《聊斋志异》。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幼有轶才，老而不达，以诸生授徒于家，至康熙辛卯始成岁贡生（《聊斋志异》序跋），越四年遂卒，年八十六（1630—1715），所著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文集附录张元撰墓表），及《省身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等（李桓《耆献类征》四百三十一）。其《志异》或析为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年五十始写定，自有题辞，言“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是其储蓄收罗者久矣。然书中事迹，亦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此不自白，殆抚古而又讳之也。至谓作者搜采异闻，乃设烟茗于门前，邀田夫野老，强之谈说以为粉本，则不过委巷之谈而已。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又相传渔洋山人（王士祯）激赏其书，欲市之而不得，故声名益振，竞相传钞。然终著者之世，竟未刻，至乾隆末始刊于严州；后但明伦吕湛恩皆有注。
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如《狐谐》言博兴万福于济南娶狐女，而女雅善谈谐，倾倒一坐，后忽别去，悉如常人；《黄英》记马子才得陶氏黄英为妇，实乃菊精，居积取盈，与人无异，然其弟醉倒，忽化菊花，则变怪即骤现也。
……一日，置酒高会，万居主人位，孙与二客分左右座，下设一榻屈狐。狐辞不善酒，咸请坐谈，许之。酒数行，众掷骰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会当饮，戏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暂借一觞。”狐笑曰，“我故不饮，愿陈一典以佐诸公饮。”……客皆言曰，“骂人者当罚。”狐笑曰，“我骂狐何如？”众曰，“可。”于是倾耳共听。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著狐腋冠见国王，国王视而异之，问‘何皮毛，温厚乃尔？’大臣以‘狐’对。王言‘此物生平未尝得闻。狐字字画何等？’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主客又复哄堂。……居数月，与万偕归。……逾年，万复事于济，狐又与俱。忽有数人来，狐从与语，备极寒暄；乃语万曰，“我本陕中人，与君有夙因，遂从尔许时，今我兄弟至，将从以归，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卷五）
……陶饮素豪，从不见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无对，适过马，马使与陶较饮，二人……自辰以讫四漏，计各尽百壶，曾烂醉如泥，沉睡坐间，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于拳。马骇绝，告黄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复以衣，要马俱去，戒勿视。既明而往，则陶卧畦边，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爱敬之。而陶自露迹，饮益放，……值花朝，曾来造访，以两仆舁药浸白酒一坛，约与共尽。……曾醉已惫，诸仆负之去。陶卧地又化为菊；马见惯不惊，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观其变，久之，叶益憔悴，大惧，始告黄英。英闻，骇曰，“杀吾弟矣！”奔视之，根株已枯；痛绝，掐其梗埋盆中，携入闺中，日灌溉之。马悔恨欲绝，甚恶曾。越数日，闻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渐萌，九月，既开，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黄英终老，亦无他异。（卷四）
又其叙人间事，亦尚不过为形容，致失常度，如《马介甫》一篇述杨氏有悍妇，虐遇其翁，又慢客，而兄弟祗畏，至对客皆失措云：
……约半载，马忽携僮仆过杨，直杨翁在门外曝阳扪虱，疑为佣仆，通姓氏使达主人；翁被絮去，或告马，“此即其翁也。”马方惊讶，杨兄弟岸帻出迎，登堂一揖，便请朝父，万石辞以偶恙，捉坐笑语，不觉向夕。万石屡言具食，而终不见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壶酒来，俄顷引尽，坐伺良久，万石频起催呼，额颊间热汗蒸腾。俄瘦奴以馔具出，脱粟失饪，殊不甘旨。食已，万石草草便去；万锺襆被来伴客寝。……（卷十）
至于每卷之末，常缀小文，则缘事极简短，不合于传奇之笔，故数行即尽，与六朝之志怪近矣。又有《聊斋志异拾遗》一卷二十七篇，出后人掇拾；而其中殊无佳构，疑本作者所自删弃，或他人拟作之。（鲁迅）
与有关《聊斋志异》的小故事
（1）《红玉》的故事
冯相如母、妻均逝世，与其父相依为命。邻女红玉爱上相如，与相如有逾墙之恋。事被冯父发觉，怒斥红玉不守闺戒，红玉乃与相如决绝，临走赠之以金，嘱其聘昊村卫氏为妻。相如娶卫女，生一子。清明扫墓，邑绅宋御史见卫氏美貌，诱冯家以重赂，冀使卫氏归于宋家。冯父怒骂宋氏，宋氏遣家仆窜入冯家，殴打冯家父子，抢走卫氏；冯父被殴打致死，相如重伤，卫氏也不屈而亡。有虬髯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夜闯宋宅，杀宋氏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相如涉嫌，被捕入狱。义士掷刀警告邑令，相如得获释。此时相如家也陷入绝境，幸红玉携带相如已丢失的幼儿来到，一家欢聚。红玉亲劳家务，劝夫苦读，相如终成举人，一家人苦尽甘来，过上了美满的生活。本文暴露了封建社会现实的黑暗，宋御史横行乡里，抢夺民女，毒打无辜百姓致死，罪恶累累；冯相如四出奔走告状，而官官相护，竟不受理。本文歌颂了侠肝义胆的义士及扶危济困、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狐女红玉。
（2）《促织》的故事
明宣宗朱瞻基爱好斗蟋蟀，地方官员为了加官晋爵责成百姓捕捉。成名被逼充当里正，因为交不出一头蟋蟀，耗尽了家业，在短短的时日中，被官府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还险些搭上了九岁儿子的一条性命。后来他幸运地得到一头良种蟋蟀（实是成名之幼子魂化而成），层层验收进献，成了皇帝的宠物。于是皇帝嘉奖，抚臣、县令等各级官员都得到封赏，成名不仅免去了里正的差役，取得了秀才的资格，而且由穷变富，“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擞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促织》这一故事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一方面写出了为满足一个皇帝毫无意义的“玩意儿”就可以害得百姓家破人亡，一方面写出了一旦满足皇帝某种欲望，就可以“裘马过世家”的黑暗现实，这显然是对整个统治集团的揭露。
不容错过的经典
抵家，母睹姝丽，惊问为谁。生以姨妹对。母曰：“前吴郎与儿言者，诈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问女，女曰：“我非母出。父为秦氏，没时，儿在褓中，不能记忆。”母曰：“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那得复存？”因审诘面庞、志赘，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复存？”疑虑间，吴生至，女避入室。吴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婴宁耶？”生然之。吴亟称怪事。问所自知，吴曰：“秦家姑去世后，姑丈鳏居，祟于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婴宁，绷卧床上，家人皆见之。姑丈没，狐犹时来。后求天师符粘壁上，狐遂携女去。将勿此耶？”彼此疑参，但闻室中嗤嗤，皆婴宁笑声。母曰：“此女亦太憨。”吴生请面之。母入室，女犹浓笑不顾。母促令出，始极力忍笑，又面壁移时方出。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为之粲然。
吴请往觇其异，就便执柯。寻至村所，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吴忆葬处，仿佛不远，然坟垅湮没，莫可辨识，诧叹而返。母疑其为鬼，入告吴言，女略无骇意。又吊其无家，亦殊无悲意，孜孜憨笑而已。众莫之测，母令与少女同寝止，昧爽即来省问，操女红精巧绝伦。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邻女少妇，争承迎之。母择吉为之合卺，而终恐为鬼物，窃于日中窥之，形影殊无少异。
至日，使华装行新妇礼，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生以其憨痴，恐泄漏房中隐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语。每值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过，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共话，罪婢投见，恒得免。而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
庭后有木香一架，故邻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时遇见，辄诃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见之，凝注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谓女意属己，心益荡。女指墙底笑而下，西人子谓示约处，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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