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家国情怀”这个词特别火,而且还显得很高级,各种发言、讲话不提一提就会显得没有文化。

在家与国的关系上,引申出了“有国才有家”的著名论断,被自诩为爱国的人士当做道德批判的武器,无往不胜。

学者们在论述中国文化的特点时,也常常会把“家国同构”作为突出特征之一。

所谓“家国同构”,简单来说,以中华文明的代表周朝为例,周分封天下,标准是血缘姻亲的远近,这个由八百诸侯组成的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历史上有国才有家(先有国还是先有家)(1)

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其同构的含义即来于此。

但是国家政权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与家渐行渐远,宗法血缘关系根本无法维系一个大的王朝。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在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周文化的捍卫者儒家,看到不爱国、不爱家的人多如牛毛,他们大声疾呼,高喊“舍生取义”,以期维系衰落的宗法文明。

如果说,在之前,人们对国的爱,就像对家庭的爱一样来自于血缘,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血缘的淡泊,这份爱已经无法天然生成,只能变成一种抽象的观念。

即使在先秦儒家那里,也并未一味强调对国家的爱和服从。尤其是在孟子的笔下,爱不爱国,要看这个国值不值得爱,像纣王,灭他的国,杀他,不过是杀一个独夫罢了。

儒家爱国观中的国,寄托的是圣王,不符合标准的不在爱之列。而先秦文化中强调对国家无条件服从是另一个学派,法家。

法家与儒家针锋相对。法家学派不仅强调无条件的爱国,还强调要摧毁家庭组织,将所谓的血缘关系彻底淡泊化,以行政手段强迫人们爱上政治实体。

在先秦儒家那里,家仍然有着优先级,因为周王朝的基础就是家和血缘,“亲亲相隐”的必要性即在于此。父亲犯了错,孩子不能检举,检举了便于家不容,于人性不容,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就荡然无存了。

国与家的冲突,随着秦的一统逐渐消失。家不再对国有优先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成为不变的法则。无条件的忠君爱国,逐渐变成了“天理”。

历史上有国才有家(先有国还是先有家)(2)

然而吊轨的是,王朝更迭,多数人是谁做帝王便爱谁。忠君爱国不过是少部分士人的风骨罢了。

真正树立起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在清末民初,梁启超首倡导民族国家的观念,提出中华民族一说。号召人们不要做亡国奴,以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

国家不是某一朝代、某一政权所能代表的,而是这片土地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所形成的文化。

爱国,不如说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文化。清末以来,革命者们,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他们当然爱国,爱这片土地,所以他们才会推翻邪恶的腐朽政权,吸收国外的文化,发展自身的文化。

家和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血缘性的,有着天然的基础;一个是后天的,需要文化的认同。

无条件的爱国从来都是不存在的,更遑论说无条件的爱某一政权。

在今天,契约论早已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无论古代国家是如何生成的,都不能、也不应该影响现代国家观念深入人心。

历史上有国才有家(先有国还是先有家)(3)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辉煌灿烂的长河中,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衣食住行等等承载着最为具体的爱国内容。

爱国的人会希望这片土地变得更好,对丑恶的现象深恶痛绝。就像杜甫哀叹民间疾苦,就像鲁迅以笔为刀。

爱国的人不会经常把爱国挂在嘴边,更不会拿着爱国攻击他人。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第二国家。

爱国是一个宏大的观念,容易给人力量,也容易使这种力量变得排外,乃至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爱国是双向的,有条件的。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每一个人。

我当然也爱国,我爱庄子的逍遥,陶渊明的隐逸;我爱孟子的正气凛然,文天祥的豪气冲天。

没有这些,我便很难说我对这片土地的文化有认同感。

有时候,看到某些丑恶的人,某些事情,往往忍不住说几句,就在于我想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好。一个真正爱国的人,肯定不能视而不见,反而攻击想让国家变得更好的人。

唯愿这片土地愈加繁荣,早日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国家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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