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书力斩武太保卢力华，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自古以来武将斗不过文将?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自古以来武将斗不过文将
文尚书力斩武太保
卢力华
《清史稿·李振祜传》载：“（道光）二十一年，（李振祜）擢刑部尚书。浙江提督余步云海疆偾事，逮问治罪。廷臣犹有为议轻比者。振祜坚持，得伸法。”道光二十一年（1841），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镇海保卫战，由于浙江提督余步云不战而退导致镇海失守，宁波失守，上饶失守，慈溪失守，直至整个战争的失败。1842年5月，朝廷检讨浙江战事失利的原因，余步云被押解至京，判了斩监候。在处理余步云的问题上，朝廷众臣产生争议，有人弹劾他，也有人为其开脱，但时任刑部尚书李振祜坚持认为余步云罪行恶劣，必须严惩，最终将贵为“太子太保”的余步云斩首正法。余步云因此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唯一被处斩的清军高级将领。
身为文官的李振祜如何能够坚持对贵为“太子太保”的高级将领、浙江提督余步云处以极刑呢？
李振祜的人生经历
李振祜，字裕民，安徽太湖人。其父李长森，乾隆四十九年二甲第一名进士，“俗称传胪”，官至江宁布政使。其弟李振钧，道光九年状元。李振祜从小不仅聪明过人，而且发愤读书，积极上进。他虽然身为官宦子弟，但其父李长森一直忙于官场事务，奔波于大半个中国，较少顾得上儿子的读书。而李振祜志存高远，读书非常刻苦，也非常自觉。嘉庆三年（1798）二十一岁的李振祜参加本省乡试以第九名中经魁；嘉庆六年（1801）二十四岁参加会试中第十五名会魁，殿试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李振祜一家“父子三进士，鼎甲传胪”，曾经名噪一时。殿试后钦点内阁中书，官阶为从七品。此后，李振祜在朝四十八年，为官三十六任，先后主持过“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三寺”(太常寺、光禄寺、大理寺)、“一院”(都察院)的工作。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官至刑部尚书，道光二十九（1849）年因病辞职，道光帝准其开缺，嘱他“安心调理”。道光三十年卒，年七十四，谥“庄肃”。
李振祜之所以在官场步步高升，全在于他的“庄肃”。他人品端正，行为庄重，作风严肃，处事恭敬。尤其是对待所任职务，毫不苟且。嘉庆二十二年，李振祜受命巡视淮安漕务，不但查出诸多问题，而且敢于依律弹劾相关高级官员。他一身正气，毫不畏缩，敢于依律办事的品格十分突出，因此赢得嘉庆皇帝的信任。嘉庆二十四年奉命督查山东学政时，“应诏密陈山东积弊四事”。李振祜通过认真察访，不仅查出山东存在的词讼之繁、案牍壅滞、缉捕无策、钱粮不清等积弊的具体状况，还详细分析了造成这些积弊的原因，“疏入，上嘉纳之。”此后又依律对相关责任官员提出弹劾。李振祜嘉庆六年初任内阁中书至嘉庆二十四年任内阁侍读学士，共历十五职，可谓升迁频繁。进入道光朝以后，李振祜初任太仆寺少卿，历任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从顺天府丞到顺天府尹，又从督察院左都副御史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历署刑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到刑部右侍郎。至此，李振祜敢于弹劾权贵，依律办事，颇得包拯遗风，不仅得到嘉庆和道光两位皇帝的嘉奖，主持“六部三寺一院”的经历，也使他在朝中树立了“庄肃”的形象。
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同时也是为了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利于民生，多数时候都会制定周密详细的法律条文，用于约束臣民。但封建皇帝与官僚系统和百姓之间早已形成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三角形关系。在权利分配关系中，皇帝、官僚系统和百姓又形成一座金字塔结构。皇帝处于强权的顶端，处于中间的是官吏，处于弱势底层的是普通百姓。在这两种关系制约下，如果各方能够遵守律法，安分守己，整个社会系统就能处于相对平稳之中；如果一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遵守律法，损害了另一方利益，就会同时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从历史上看，在上述三者中，官吏往往轻而易举就能侵占百姓的利益，而皇权在这方面的制约往往难以凑效。治国先治吏，因此吏治往往成为一个特别重要又难以解决好的问题。李振祜作为一名朝廷官员，深谙其中的难处，但他敢于并且善于运用朝廷律法作为武器将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虽然李振祜的行为仍然是为朝廷服务，对皇帝负责，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运用律法武器为百姓服务，造福一方。正是通过这些历练，李振祜的才能更加凸显，不仅深得道光皇帝倚重，而且在同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李振祜被擢拔为刑部尚书，主管当时全国的法律和刑罚。直到“二十八年元旦，加恩年老诸臣，加太子太保。”李振祜从一个偏远县城的小小山村走出去，凭着勤勉和谨慎，跻身朝廷，掌管全国律法，在大清王朝内忧外患、由盛而衰的特殊历史时期，始终不畏权贵，公正执法，实属不易，更实属难得。
余步云“海疆偾事”始末
就在李振祜主政刑部的第二年八九月间，发生了余步云“海疆偾事”一案。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而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他虽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却没有引起道光帝的重视。1840年12月开始的虎门广州之战，相持到1841年8月结束，以奕山竖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告终。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余步云“海疆偾事”就发生在定海、镇海保卫战期间，事涉余步云、裕谦等人。
在《清史稿》列传卷159《裕谦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裕谦，原名裕泰，字鲁山，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道光六年以礼部员外郎出任荆州知府，道光十九年累迁至巡抚。“二十年（1840），英兵陷定海，伊里布奉命往剿，裕谦代署两江总督。时英舰游奕海门外洋，江南戒严。裕谦赴宝山、上海筹防，檄徐州镇总兵王志元，佐提督陈化成防海口。疏陈规复定海之策，可无虑者四，难缓待者六，谓各省皆可言守，浙江必应议战，且应速战。又疏劾琦善五罪。”裕谦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兵攻陷定海的危难之时，临危受命，代署两江总督之职，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朝廷重任。裕谦到任后，面对“英舰游奕海门外洋，江南戒严”的严峻形势，一方面加紧筹备防守、调兵遣将，准备迎战；一方面悉心谋划收复定海，在提出“可无虑者四，难缓待者六，谓各省皆可言守，浙江必应议战，且应速战”的同时，对负责讨伐洋人的清廷重臣琦善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反思，提出琦善的“张皇欺饰”、“弛备损威”、“违例擅权”、“将就苟且”、“失体招衅”等五宗罪，道光览奏，“愤琦善受绐，斥伊里布附和，信裕谦忠直可恃。”道光二十一年春，“罢伊里布，以裕谦代之”。
就在裕谦到达镇海，积极“部署防务”的时候，英兵“大举再犯浙洋”，“八月，敌舰二十九艘、兵三万来攻，分三路并进，血战六昼夜”。奉命守卫定海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向余步云求援，余步云隔岸观火，却不督兵应战。三位总兵率军死守，最后壮烈牺牲，定海再陷敌手。定海保卫战虽然失败，但是由于三位总兵带领部下浴血奋战，击焚英军大轮船1只，大兵船3只，舢板船多只，杀伤英军数百人，彰显了中华民族奋勇抵御外侮、不怕牺牲的崇高气节。
定海陷落后，英军供应困难，急谋进窥镇海、宁波，为其冬季驻军夺取营地。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西岸，东濒甬江，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的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十分险要。裕谦对镇海防御十分重视，在招宝山、金鸡山加筑了炮台和工事，增设了炮位，做好充分准备，决心誓死守住镇海，斩断侵略者继续入侵的痴心妄想。裕谦部署浙江提督余步云率兵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的东岳宫；总兵谢朝恩率兵防守金鸡山，总兵李廷扬率兵防守东岳宫以西之拦口埠炮台。该炮台控扼江口，与金鸡、招宝两山的炮台互为犄角。裕谦率兵坐镇县城统一指挥。
二十六日晨，英兵在3艘军舰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中央纵队在金鸡山东北的突出部位登岸，即向金鸡山前进。左纵队乘舢板驶入小浃江登陆，绕攻金鸡山侧后。守军腹背受敌，仍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非常激烈的肉搏战，伤毙英军数百人。终因伤亡甚众，总兵谢朝恩受伤落海阵亡，成为继葛云飞等三人之后牺牲的第四位总兵。金鸡山失守。与此同时，英军也发动了对招宝山的攻击。提督余步云一再错失良机，不令士兵开炮还击，还不听裕谦劝告，眼看英军欲登招宝山，便率先丢弃炮台逃跑。裕谦在城上鸣炮制止，余步云仍率部绕山逃往宁波。英军不战而占领招宝山，随即居高临下，以大炮俯轰镇海县城。“及战，裕谦登城，手援枹鼓”指挥作战。结果镇海失陷，裕谦无奈投水壮烈殉国。而余步云一路逃到宁波。此后清军纷纷效尤，几乎完全丧失斗志，溃不可止。
另据《清史稿》列传卷160《余步云传》记载：“二十年，英兵初陷定海，率师赴援，调浙江提督。二十一年，定海既收还，步云驻防镇海。裕谦来督师，疏言步云不可恃，未及易而英兵猝至，复陷定海，三镇战殁。步云屯招宝山，总兵谢朝恩分守金鸡岭。步云号宿将，实巧猾无战志，又嗛裕谦刚愎，将战，裕谦召与盟神誓师，讬疾不赴，且献缓敌之策。敌攻其前，而以小舟载兵由石洞攀援登后山，步云遽弃炮台走，敌乃据招宝山俯击镇海城，金鸡岭及县城先后陷。步云退宁波，敌掩至，坠马伤足，仅免，府城遂陷。步云疏闻，委败於裕谦。”余步云原本以福建提督调任浙江提督，率军救援。余步云虽“号宿将”，却“实巧猾无战志”。裕谦深知“步云不可恃”，上疏朝廷。朝廷还来不及另换他人，英兵就突然来犯。大战在即，“裕谦疑步云怀两端，乃集将士祭关帝、天后，与众约”，盟神誓师。“步云知其意，不预盟誓”，“讬疾不赴”。战斗打响后，余步云向裕谦“献缓敌之策”，“请遣外委陈志刚赴敌舰，暂示羁縻”。还未交战，余步云就建议裕谦派人登上敌舰议和，遭到裕谦坚决反对。又先后以“家中妻子儿女三十余口，实属可怜”和“女儿出嫁”等借口哀求于裕谦，均遭到裕谦的痛斥。余步云在英兵攻打招宝山时，不但不予还击，甚至“遽弃炮台走”，置尚在守城激战的主帅裕谦和将士于不顾。尤为恶劣的是，他一路逃跑，在宁波“府城遂陷”之后，居然上疏朝廷，颠倒黑白，谎称“镇海大营先溃，裕谦不知所往”，意欲推脱罪责，“委败於裕谦”。余步云的所作所为实在为人所不齿。
裕谦死后，清廷派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皇侄奕经（1791―1853）为扬威将军，蒙古副都统特依顺（？―1849）、侍郎文蔚（？―1855）为参赞大臣，牛鉴（？―1858）为两江总督，驰赴浙东。可是奕经等人离京后，一路游山玩水，蓄意拖延。后来，奕经不信任和依靠浙东的百姓而迷信鬼神，与英兵交战中稍遇挫折就“弃营宵遁，全军遂溃”，“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当时浙江流传一副对联：“红鬼、白鬼、黑鬼，俱由内鬼；将军、制军、抚军，总是逃军”，就描绘了此种情形。
此后，英兵沿海北上，入侵长江沿岸城市，所到之处，清政府虽然一路拦堵，但无奈清兵几乎都是不战而逃，直到南京陷落。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余步云“海疆偾事”的败露
也许是因为余步云“委败於裕谦”的奏疏影响，道光皇帝对余步云一直还是信任的。其间，道光得到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奏，“据裕谦家丁余升禀称、提督余步云心怀两端。并据江宁城守副将丰伸泰禀称、曾见余步云上城。与裕谦附耳密语等语。”（《道光实录》二十一年九月）道光览奏，“始释疑”。道光虽然解除了对裕谦的怀疑，但并没有对余步云采取措施。
裕谦的幕客陈若木也“代裕谦妻草状，诣阙讼冤”。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中有一篇《裕靖节公殉难》，其中的一段记载，正好印证了这件事：“余步云始奏称退守宁波，而英人陷宁波。步云奏称退守上虞，且言裕谦大营先溃，以致各营相继奔逃。”复奏言：“闻裕谦率其幕友家丁，舟过慈溪，不知所往。”余步云身为浙江提督、太子太保，他的奏疏道光焉能不信？于是道光皇帝“叹恨用人之难，谓柔懦无能者既偾事，而刚果有为者复鲜效也。”“陈若木者，以字行，宜兴人，习刑名，痛裕公之为步云所卖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诉冤之辞，遣裕公旧仆赴都察院呈递。”薛福成（1838年—1894年），字叔耘，号庸盫，江苏无锡宾雁里人。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他的所言应当可信。
后来，余步云从宁波退到上虞，道光仍然“著余步云赶紧收集散兵。认真防堵。无令逆夷窜入。”直到余步云退守曹娥江，道光仍然令余步云“协同郑祖琛等加意防守。阻截逆船。如有疏虞。惟余步云是问。”（《道光实录》二十一年九月）
其实，奕经达到浙江后，曾经“於营门设木匭，纳名即延见，且许密陈得失”。当时还真就有一位宿迁的举人，名叫臧纡青，“自负气节，为言议抚徒损国威，始决主战；又劝劾斩失律提督余步云以立威望，疏具而旋寝。”臧纡青向奕经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认为与英国人和议只能徒然损害国威，应该立即与入侵的英国人决战；二是建议奕经弹劾并上奏朝廷以“失律”的罪名斩掉提督余步云，来树立威望，奇怪的是，奕经写好奏折后不久又搁置起来了。
后来，就在奕经和余步云一样不敢迎战、节节败退之际，却传来了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的捷报，“击沈夷船捦斩逆夷。夺获炮位。”扎扎实实打了奕经和余步云的脸。十月，道光接到余步云的上奏称，“衙署被毁，请给王命旗牌等件”，道光才想起裕谦家人“呈诉余步云心怀两端”等情况，“因思该提督当镇海将陷之时，裕谦决意殉节，余步云有妻女三十余口可怜并伊女今日出阁之语。迨镇海失守，退入宁波，宁波失守，退保上虞。所称巷战被伤殊不足信。现称衙署尽被拆毁。文卷全行焚烧如果属实，则该提督三十余口妻女势必不能生全。叠据奏报情形并无家口被掳被杀情事，是但知保护家属而于王命旗牌等要紧物件一切置之不问。”遂下令彻查，“如果该提督实有心怀两端。临阵退避。及保护眷属罔顾职守情事。一面由驿具奏。一面传旨将该提督革职拏问。严行惩办。”至十一月初，余姚失守，道光愤懑之余，似乎突然明白“何以逆夷一到。递尔失守。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志。非逆夷凶焰竟不可当。实我兵弁临阵脱逃。几成习惯。”当即发出旨意：“余步云身任提督，一味退缩，前自镇海宁波，逐渐向内逃避。现在曹娥江驻守，所有防堵兵丁皆伊管辖。似此丧良畏怯，祇知自顾性命，各兵安得不相率奔逃？此时若再姑容，必致误事。”十二月初，道光在责成该提督余步云竭力保守曹娥江防线时，再次警告余步云：“傥敢于屡次退走之后，再有疏虞，惟该提督是问。”
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四五月间，朝廷对战事进行检讨，梳理第二次定海失陷以来的战况，道光认为：“上年定海失陷。总兵王锡朋等带领各路官兵。转战六昼夜之久。该提督（指余步云）并不督兵应援。以致孤城失守。迨至镇海。宁波。接踵失事。总督及总兵等先后殉难。余步云辄敢节节退避。……军营将弁兵丁等相率效尤。纷纷溃散。此皆余步云为之倡也。……余步云著即革职。交奕经传旨锁拏。派委妥员押解送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治罪。”（《道光实录》二十一年四月）
同年七月，“余步云拏解来京。交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审讯。”
李振祜力斩余步云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乡勇出身，因为“剿教匪”、“对叛番”、“征回疆”、“破粤瑶”、“剿连州瑶”等镇压平民起义和征剿少数民族起义有“功”，道光十八年，“加太子太保，调福建提督。”一品大员，称得上封疆大吏。余步云在朝中可谓树大根深，特别是他为人“巧猾”，善于结交权贵。因此朝廷在处理余步云问题上一直拖延不决。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封疆大吏身份，更是反映了朝廷中在鸦片战争期间主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外敌当前，是战是降？这本来是一个不容选择的问题。只有积极抗战，才能抵御外侮。可是，当时的朝廷重臣琦善、奕山、伊里布等人却心怀两端，多次暗中与英国人勾结议和，致使道光皇帝也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
道光十九年（1849）春，道光在连续召见林则徐十九次后，授林则徐“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到广州后，林则徐与关天培等人一起齐心协力，不仅焚毁鸦片二万余箱，而且面对英国人气势汹汹的进犯，“官军分五路进攻，六战皆捷。”使英国人无法进犯广州。于是，英国人沿海北上至厦门，又“为闽浙总督邓廷桢所拒。”遂继续北上，“陷定海，掠宁波”。这本来不是林则徐的错，但是林则徐“上疏自请治罪，密陈兵事不可中止”，还请求“戴罪赴浙，随营自效”。（《清史稿》列传156《林则徐传》）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英国人义律继续北上，“至天津，投书总督琦善，言广东烧烟之衅，起自则徐及邓廷桢二人，索价不与，又遭诟逐，故越境呈诉。琦善据以上闻，上意始动。”英国人在中国告发中国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琦善“招宴英领事义律及兵官，许以代奏。遂入觐面陈，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使得道光禁烟御侮的主意发生了动摇。“寻罢则徐、廷桢，命琦善署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琦善到广州后不久，就因为“擅予香港，擅许通商”，被道光“褫职逮治，籍没家产。”然而，由于林则徐、郑廷桢被罢免，“英兵遂夺虎门靖远砲台，提督关天培死之。”至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局的有利形势被投降派琦善等人白白葬送。（《清史稿》列传157《琦善传》）
就在英国人第一次攻陷定海之后，率领提督余步云、布政使庆禄等人刚刚剿平四川綦江乱民的伊里布，被命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此前调任福建提督的余步云亦“率师赴援，调浙江提督”。二人同时驻防于镇海。伊里布刚到浙江，有人报告击沉了一艘敌船，俘获了英兵，伊里布立即委派家丁张喜带人一起去定海犒劳英兵，还特地“慰谕英人攻击出於误会，促令退兵交地，俘虏俟敌退释还。”伊里布不顾道光帝的严旨催逼，坚持绥靖政策，私下与英军和谈，并以释放安突德等几名英军战俘为条件，要求英军退出定海。11月6日，英军宣布在舟山一带停战。而本应该像关天培等人那样誓死抵御外侮的浙江提督余步云，不但不对伊里布的所作所为进行劝阻，反而消极备战，随时准备撤离。对镇海总兵葛云飞加拨款项修筑工事的请求也置之不理。在后来的定海保卫战中，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向余步云求援，余步云隔岸观火，却不督兵应战，导致三位总兵壮烈牺牲，定海再次失守。由此可见，余步云完全投靠了投降派阵营，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这正是他后来一路逃跑的主观原因。
尽管当时英国拥有坚船利炮，但他们毕竟不远万里而来，兵源和补给都难以为继。只要中国人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也不是没有战胜的希望。尤其重要的是，“打得一拳开，挡得百拳来”。一旦打败了英国侵略者，其他列强也许就不敢轻易对中国下手。因此，审讯余步云一案，不仅是满清朝廷中主战派与投降派的较量，也是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道光皇帝对余步云一案的审理是重视和审慎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庚子日，道光以“总兵王锡朋等带领各路官兵，转战六书夜之久，该提督（指余步云）并不督兵应援，以致孤城失守”；“该提督平时既训练无方，临事复贪生畏敌，首先退缩，大懈军心”；“军营将弁兵丁等相率效尤，纷纷溃散，此皆余步云为之倡也”等罪名，将“余步云著即革职。交奕经传旨锁拏。派委妥员押解送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治罪”。
五月辛亥日，以“陈奏事件，如是不诚不实，迹近欺诈；办理亦属错谬”为由，将奕山、梁宝常等人，“均著交部严加议处”。丙子日，“谕内阁：余步云现据奕经等派员解京。俟解到时，著交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定拟具奏。候补知府黄冕。裕谦家丁余升。著一并归案质讯”。七月甲子日，“余步云拏解来京，交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审讯。江宁城守副将丰绅泰、镇海县知县叶堃、候补县丞谢荣光、均有应行质讯之处”。也许是为了慎重起见，余步云一案由“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治罪”，改为“交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定拟具奏”。
十月丙戌日，又以“奕经祇知株守一隅。不图收复。老师糜饷。误国殃民”等为由，“奕山、奕经、文蔚、前已有旨饬令回京。均著交部治罪”。刑部以雷霆手段，在九天后做出判决：奕山、奕经、文尉等“革去职任，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些人的审理可谓神速，似乎没有人为他们辩解。须知，奕山、奕经同为宗室，都是道光的侄子。（以上均见《道光实录》）
而对余步云案的审理却“廷臣争劾其罪，亦有原之者，狱久延”。四月革职锁拏，七月“拏解来京”，“交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三法司”，明清两代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也称“三司会审”。应会审的重大案件，亦由刑部主稿，在京讼狱，无论奏咨，都由刑部审理。故三法司中，刑部权力特别重大。而此时刑部的汉族尚书正是李振祜。李振祜虽然是刑部尚书，但并未进入军机处。显然，一同审理此案的军机大臣们，各怀鬼胎，也许并不希望处死余步云。“廷臣犹有为议轻比者，振祜坚持，得伸法。”（《李振祜传》）然而，正是由于“尚书李振祜坚持，谳乃定”（《余步云传》）。
十二月初一，“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奏，请将已革提督余步云依律拟斩监候。声明情节较重。请旨即行正法。”但道光仍然下旨“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及九卿科道再行详议具奏”。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道光皇帝才向内阁大臣宣布余步云三大罪状：一、“定海被扰。总兵王锡朋等转战六昼夜之久。余步云并不督兵应援。以致孤城失守。三镇阵亡。”二、守卫镇海，“余步云身在行间。既不能冲锋迎击。复不能婴城固守。”三、“以一品武职大员。身膺海疆重寄。从未杀获一贼。身受一伤。畏死贪生。首先退缩。以致带兵将弁。相率效尤。奔溃弃城。直同儿戏”。最后宣布判决：“余步云系本省提督。乃竟志在偷生。靦颜人世。傥不置之于法。不惟无以肃军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节诸臣忠魂于地下。余步云著照大学士九卿科道等会议。即行处斩。派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监视行刑。以伸国法。”
投降派暗中作怪
余步云一案的审理前后历时八个月有余，“事出反常必有妖”，其原因就在于权贵中的投降派的暗中作怪。
道光皇帝对余步云一案原本是“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讯鞫”，在审讯余步云时，面对军机大臣和刑部官员，“步云供辞狡展，又素迩声气，朝贵多隐为之地者，狱久不定，将待以不死矣。”（薛福成《裕靖节公殉难》）余步云在供词中百般狡赖，又因为素来与朝中权贵暗通声气，朝中权贵也暗中为余步云开脱，企图拖延，不致处死。显然，余步云一案，不仅涉及司法问题，涉及权力斗争，而且还涉及到主战和投降、爱国和卖国的斗争。面对朝中权贵们不顾国家安危，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企图以权力干预司法，尤其是道光皇帝又在战与和之间犹豫徘徊、举棋不定，国家和民族命运危如累卵，李振祜却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力排众议，舌战群“贵”。李振祜坚持认为余步云罪行恶劣，必须严惩。他认为：“余步云系本省提督，乃竟志在偷生”，“既不能冲锋迎击，复不能婴城固守，镇海失守，退入宁波，宁波失守，退保上虞，……从未杀获一贼，身受一伤，畏死贪生，首先退缩，以致带兵将弁，相率效尤，奔溃弃城，直同儿戏。”“刑部尚书李庄肃公（振祜）坚执不允，加以刑讯。步云畏李公之威，不敢复有所隐。”（《裕靖节公殉难》）好一个“畏李公之威”！不仅生动刻画出李振祜熟谙律法、执法严明、刚直不阿，令奸邪望之生畏、闻之胆寒的大义凛然形象，也形象地表现出大敌当前临阵脱逃、“奔溃弃城”的余步云在公正无私、忠贞为国的李振祜面前自惭形秽、悔愧交加的心理。也许，此时的余步云被李振祜的深明大义深深触动，于是低头认罪“一一吐实”。刑部奏疏呈上去以后，道光帝御批道：“余步云未能擒获敌军一兵一卒，临阵退缩，弃城而逃，畏死贪生。此等行为，若不军法从事，如何面对为国捐躯的忠臣将士？余步云即行处斩弃市。”《清史稿》：“浙江提督余步云海疆偾事，逮问治罪。廷臣犹有为议轻比者，振祜坚持，得伸法。”“谳既上，得旨步云正法，而裕公亦获优恤，建祠予谥‘饰终之典隆焉。”（《裕靖节公殉难》）
李振祜一锤定音，终于使“庸懦巧猾”、导致江浙大片土地落入敌手的余步云被绳之以法。1843年1月24日，余步云被押赴闹市当众斩首。
法网恢恢，公道自在，“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裕谦和余步云各得其所。
李振祜“坚持”的意义
余步云一案的审判，也让道光皇帝深受触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御览李振祜的奏疏后特地诏令；“余步云膺海疆重寄，未阵获一贼，身受一伤，首先退缩，以致将士效尤，奔溃弃城，直同儿戏。傥不置之法，不惟无以肃军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节诸臣於地下？”（《余步云传》）余步云临阵逃脱、贪生怕死在清军中产生的及其恶劣的影响，在曾任刑部员外郎的陈康祺(1840—1890)的史学笔记《郎潜纪闻》中也得到了印证。他在《裕靖节为余步云所陷》一文末尾慨叹道：“步云虽终伏国法，而荒裔鬼獠，从此益轻中国。黄犬东门，朝衣西市，岂足蔽辜。”可见余步云的投降行为流毒深远，贻害无穷。与之相反，时任江南水陆提督的陈化成在两江总督裕谦支持下，积极改善吴淞防务，还派人到湖北采购精铁，将废炮重炼，铸造新炮，并且依据江防地形修筑土堡二十六座，作为炮台的掩护。同时督造火药，修整炮台，命令士兵严加操练。在后来的吴淞保卫战中，陈化成亲自登上西炮台执旗指挥，直至壮烈牺牲。“人莫不有一死，为国而死，死亦何妨？我无畏死之心，则贼无不灭矣！”民族英雄陈化成的豪言壮语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李振祜顶着权贵的重重压力，秉公执法，先对道光皇帝的两个侄子奕山、奕经和侍郎文蔚“均夺职论斩”，特依顺、齐慎“褫职留任。”（《清史稿·本纪》之卷十九《宣宗本纪三》）后又力排众议，使得一再“奔溃弃城”的余步云终“被弃市”。余步云被斩，奕山、奕经等天潢贵胄“夺职论斩”，诚然是罪有应得，也正是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勇殉国的民族英雄们最好的祭奠。而李振祜秉公执法的担当和不畏权贵的“坚持”精神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扬，实为可惜。其实，和一直被百姓传颂的“包青天”相比，李振祜也毫不逊色。
可悲的是，李振祜的“冲天一怒”并没有唤醒昏聩的权贵，阻止住“庸懦巧猾”辈的贪生怕死之举，也并未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清廷上下也没有从道光皇帝的诏令中“深明朕意”，整肃军政，振奋人心，奋起抵御外侮，告慰死节诸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英双方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告终。中国从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令人愤怒之余，也发人深思。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英国船坚炮利固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这决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人说决定因素是大清王朝日益腐败、国库空虚等等当然没有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余步云在镇压平民起义时并不手软，而且屡建“功勋”，为什么在英国侵略者面前就不敢接战？难道是面对装备劣势甚至手无寸铁的同胞就有胆量大事屠戮，而面对装备精良的外敌就吓破了胆而不顾一切地临阵脱逃呢？为什么眼看着共同守卫镇海的裕谦、谢朝恩等人正在与英兵浴血奋战，却不同心协力共同对敌，反而放弃阵地置友军于危险之中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余步云等人就是一个在千里之堤上钻出“蚁穴”的蚂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李振祜不怕忤逆权贵力斩“太子太保”余步云，正是给后人提了一个醒：对于投降派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姑息！
附注：本文已经发表于《法制与新闻》（2021年9月下期）https://mp.weixin.qq.com/s/psP3YjVzfC2mQOSwWAEnkA
（图片来自网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