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代表作《变形记》的开头。
小说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
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一巨大的变故，让格里高尔彷徨无助不已。他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却仍旧关心着家人——父亲的债务、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家里的各种琐事。可是与此相对的，家人渐渐都把格里高尔看作累赘，对他的态度也转变成了嫌恶、恐惧乃至厌弃。最终，格里高尔在亲情的冷漠里饥寒交迫地死去。
第一次读《变形记》，还是在高中课外读物上，那时只是觉得故事荒诞不经——人又怎么会变成甲虫呢？
而今在踏入社会，经历了一番摸爬滚打后，关于主人公的命运，却仿佛有了一些别的感触。生存的焦虑、自我个体的消失与物质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隔阂，原来并不仅仅存在小说中，它也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所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在象征主义的框架里，这本小说具有着现实主义的一切细节。
格里高尔是一家旅游公司的推销员，虽然收入不错，然而工作很是辛苦，长年累月的四处奔波，老板的苛刻、低劣的饮食，处处都在消磨他的身心。
“啊，天哪，”他想，“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
可是哪怕他无数次想要辞职不干了，却始终不能付诸行动，因为他还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他要去攒钱还清父亲欠的债务，他要送妹妹去最好的音乐学校，他要为家人提供好的生活，于是哪怕他再痛苦，他也不能砸掉自己的饭碗。
哪怕现在的他，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不过眼下我还是起床为妙，因为火车五点钟就要开了。 ”他看了看柜子上滴滴嗒嗒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到。
那么他现在该干什么呢？下一班车七点钟开；要搭这一班车他得发疯似的赶才行，可是他的样品都还没有包好，他也觉得自己的精神不甚佳。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还是逃不过上司的一顿申斥，因为公司的听差一定是在等候五点钟那班火车，这时早已回去报告他没有赶上了。
可是他还是错过火车了，因为他甚至没有办法站起来，只能任凭自己那许多只细得可怜的腿，在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主人公格里高尔在发现自己身体的巨大变化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去追问原因，而是仍旧惦记着今天的工作。而当老板无情地将他开除后，整个家庭立时遭受到了重创。一个看起来原本和美的家庭，仅仅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就变得支离破碎。
这种巨大的生存压力，以及面对突发事件时的疲于应对、苍白无力，处处都揭露出现代人的生存焦虑。
正如作家格非在其小说《春尽江南》里所写的：“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
二、人的“异化”卡夫卡的这部小说中，现代人的“异化”状态，是其最突出的一个主题。
何为“人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异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同阶级一起产生的。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当人性偏离其本来的面目，或者未能够达到所能够实现的功能，就叫做异化。
而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则至少有3种异化，分别是人与自我间关系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以及金钱对人的异化。
1、自我个体性的消失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同时亦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展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烈、社会的腐败，以及新的产业革命由此而掀起的巨大变革。
卡夫卡曾经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许多年，他亲眼目睹着社会对人的压榨，还接触了许多被机器致残而无法生存的工人，他深深意识到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只会慢慢变得麻木、机械，对一切痛苦逆来顺受，直到渐渐丧失所有的个体意识，沦为工具人。
在小说中，格里高尔始终作为着一个“公共的我”而存在，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父母的好孩子，妹妹的好哥哥，公司的好职工，他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围绕着家人，供养家人、还清债务。
他从来不曾设想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也不曾想过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的，直到他变成了一只甲虫，一只再也不能为家人效劳的可怜的虫子。
当他再一次遭遇家人的冷漠疏离后，他开始不再习以为常地为家人处处考虑规划，他开始渐渐忘记自己养家糊口的使命，甚至他开始喜欢上了在天花板上自由地爬动，他甚至不再顾及家人的害怕，不由自主地爬出房间聆听妹妹的演奏......
荒谬的是，只有当格里高尔摆脱自己人的形体时，他才意识到真正的自己的存在。而卡夫卡正是以这样一种夸张变形的方式，来呈现人的这种自我异化的状态——
我们可以是所有人，父母的好孩子，恋人的好伴侣，公司的好员工，却唯独不是自己。
2、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与金钱对人的异化
小说中，格里高尔变形之前，是公司能干的推销员，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他因此受到全家人的尊敬与喜爱。
可是在他变形以后，公司立刻辞去了他，然而最令人悲伤的，却是家人对他的态度。
父亲像驱逐动物般，将他无情地推进屋内，导致他的腰部被挤伤，汩汩地流着血。
而孱弱病态的母亲，则是以一种由被动而冷漠的态度，宣判了对格里高尔的判决——放弃。
家中与格里高尔最为亲密的妹妹，也在新鲜感渐渐褪去，意识到格里高尔没有好转的可能后，对其只剩下了厌倦和愤怒。甚至最后由她之口，说出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弄走”的冷酷话语。
也正是家人的冷漠与厌弃，让格里高尔丧失了最后一丝丝挣扎活着的希望。凛冽的寒冬过去了，春天来到了，格里高尔却再也无法看见了。
曾经，维系着格里高尔与一家人亲情的纽带是金钱，但当他丧失了劳动力，再也无法支撑一家人生活时，便立刻遭到了所有人的厌弃。
金钱异化了人性，剥离了人与人之间单纯美好的情感，也扭曲了人们的灵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以感官享乐、利益追逐、信仰崩塌为主要向度的社会文化心理也逐渐形成，某种程度上我们也逐渐步入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的状态——
生存的焦灼，对物质主义的向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淡漠以及自我个体性的逐渐丧失。
而卡夫卡则用这部小说提醒告诫着我们：
一个忽视了个体性存在的人，不可避免地要朝着毁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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