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中国向来被视为一个历史的国度，在前现代时期，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留下了如此浩瀚的历史书写。可是，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梁启超却曾断言“中国无史”，理由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史叙论》）虽然他的本意是聚焦于社会整体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同样未必关注普通个体的具体遭遇，但他确实尖刻地道出了一点：传统的历史记述其实常常只是“帝王将相们的故事”，而绝大部分不能入传的小人物却可说是“没有历史的人”。
中国的微观史书写先天不足
随着现代历史学者的“目光下移”和庶民精神的兴起，现在人们已越来越无法满足于只是看到一些名人传记，反而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经历，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挖掘一段微观史，拯救记忆并让那些特定的事迹、经历或想法免于被遗忘，这本身就是当下历史学编纂的重要使命，由此一些历史的幽暗角落可以被重新照亮。
然而，这是非常困难的，有时甚至近乎不可能。且不说会书写的就往往都是精英，小老百姓的人生，有时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值得写下来。宋怡明早就发现，虽然“明王朝深受逃兵之害”，“然而，几乎没有任何史料是从士兵的角度讲述逃兵现象的”。和社会学家不同，历史学者无法自己创造出材料，胡宝国就曾感慨，中古史研究中的一些推测实属无奈，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的极度缺乏制约着每一个研究者”。
这种缺乏并不只是数量上的，而往往是结构上的。可以说，中国的微观史书写先天不足，因为中文史料虽多，但多样性其实非常欠缺。正如史景迁曾说的：“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他在《王氏之死》中讲述了清初山东郯城县一个普通妇女的遭遇，虽然尽力从县志等各种材料中复原当时的社会境况，但最终也不得不借助文学性的想象才能远隔时空去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
就此而言，罗新为北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宫女王钟儿撰写《漫长的余生》，无论从哪一个意义上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尝试。在史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再现北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宫女的生活，这是巨大的挑战，“没有历史的人”由此重新进入了历史。当然，如果不是这位宫女的墓碑于1923年重见天日，这一书写也不可能，但它出土已近百年，也是直到现在，才有人讲述这个故事，可见关键并不在于对碑文的解读，而是视角的切换。
女奴命运大逆转 从来都不是孤例
相比起以往“帝王将相”的角度，这种普通人的经历和视角，对于我们体会历史的残酷性，是尤为可贵的。罗新在书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的、不真切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对普通人的遮蔽或无视，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会强烈而僵硬的不平等体制决定的。正是因此，我们对那些虽为正史所排斥，却凭借墓志而幸存至今的北魏宫女史料，一定要格外珍视。”在后记中，他再次点明：“这个故事值得讲述，因为主人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而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但为什么是王钟儿被选中为主角？这首先当然是因其经历的传奇性：生长于南朝刘宋的中下层官僚家庭，出嫁没几年，却因为一场边境战争，三十岁之际被掳掠北上，被送到北魏首都平城宫中做宫女。此后她“历奉五朝，崇重三帝”，一度在洛阳瑶光寺出家为尼，却又神奇般地成为侍护皇子的关键人物，以至于当她晚年病重时，北魏孝明帝亲临看望整日，对这位老保母感情可算极深。不过，她的人生之所以特别适合讲述，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异乎寻常的长寿：她活了整整86岁，出生的439年距刘宋建国（420年）不远，而到她去世的524年，北魏还有十年就将覆亡，可能没几个人像她这样完整地见证了那个时代。
在那样一个注重门阀等级的年代，她的特殊身份也使她有机会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去。本来在古代社会，女性的身份、地位具有依附性，要不是一场意外的叛乱，王钟儿好歹出身官宦人家，很可能就一辈子相夫教子，但被掠为奴婢，境遇悲惨之余，却也使她摆脱了原来的父权和夫权。宫女的法律地位还不如普通农民，但却更靠近权力中心，侍奉后妃，甚至成了皇帝的保母。实际上，王钟儿的经历并非孤例，隋文帝杨坚一出生就寄养在般若尼寺，由尼姑智仙抚养到13岁，这位隋朝开国皇帝直到晚年都不忘养育之恩，命天下舍利塔内作神尼智仙像，并让史臣为之作传。
这本身就体现出当时北朝传统的双重性：一方面，当时的权力世界充斥着残酷，普通人的生命犹如蝼蚁；但另一面，看似矛盾的是，它却又为人们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不仅是王钟儿，甚至同时代大权在握的冯太后，也是同样幼年被掠入宫，最后却成了北魏的实际统治者。
在这方面，最可参照的是奥斯曼帝国：正如《奥斯曼之影》一书指出的，这一帝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实际上是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之一”，每一位苏丹的母亲都是女奴，但像居尔巴哈、哈芙莎这样的女性，最终“往往可以拥有比她们的儿子更大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她们的主人——苏丹——更有权力”。
始终不过是被讲述的王钟儿
相距遥远时空，却如此相似，这不是偶然的。当游牧部落在向家产制政权转型的过程中，统治者逐渐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和资源，此时他可以不拘一格地在追随者中选拔对他有用的任何人才。康乐《从西郊到南郊》一书指出，北魏的一些显赫家族，“甚至还有出身俘虏、降将乃至罪犯者，由于他们与拓跋君主有特殊之关系，例如外戚、宦官、宠幸、或者‘宾客’，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经常能以君主之‘私人代表’的身份，在军事与政治上享有相当的权力与地位。”本质上说，这些人都是君主的附庸，却由于一种处于常规社会结构之外的“没有地位的地位”（stateless state），反而有意无意中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这或许也是理解王钟儿这个人物的关键点：她家世清白，但30岁被掳入宫，似乎也未再嫁，大概率在北魏没有任何家人，就算想为亲人争权谋利也难。对她来说，出家为尼可能是坦然面对生死和人世痛苦的最好出路，不仅是获得精神慰藉，还能使她得以超越生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墓志上说她临终前还对孝明帝“犹献遗言，以赞政道”。根据《离形去智，无累乎物：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一书研究，唐代女性遗言主要涵盖情感眷念、经济安排、丧葬安排、宗教关怀和政治关怀五方面的内容，然而对王钟儿来说，似乎“政道”（那多半也是出于对孝明帝的关爱）而非个人后事才是关切的重点。
在这个权力的世界里，王钟儿的每一次人生转折，几乎都可以说是身不由己的，就像所有的弱者一样，她所能拥有的选择也很少。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权力本身，然而这段历史也揭示了一点：权力并非总能达成自己的预期目的，有时试图攫取、垄断权力的努力，却走向事与愿违的意外后果。这尤其体现在北魏的“子贵母死制”上：本来这一制度是为了防范君主年幼时后妃、外戚专权，但冯太后由于并未生子，不仅得以免死，还充分利用它打击了对手。不仅如此，这一反人性的制度使得后妃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以至于到后来要防范皇后杀死自己生下的儿子——而又是这一点，让王钟儿成了抚养皇子的老保母。
令人遗憾的是，即便留下了这一方墓志，那实际上仍然是别人对她的记述，而不是她自己发出的声音。这乍看是“微观史”，不如说是从“小切口”进入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钟儿仍然在历史的沉默之中，“漫长的余生”这一书名似乎是指向她的晚年，但其实读完之后，我们更了解的与其说是她，倒不如说是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虽然本书已经尽可能地复原了与她相关的那些历史事件，可说实话，王钟儿大概即便经历过，也未必能清楚知道发生了什么、又为什么发生，就像我们也只了解自己周遭有限的生活细节，而另一些大事件哪怕降临到了我们头上，我们也仍然不清楚那是怎么发生的。真正的微观史应当是记述普通人的微观世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受，但至少在王钟儿身上，这可能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毫无疑问，看见历史中具体的人，把他们从被遗忘的境地拯救出来，永远是困难的，但这是值得的，因为真正的历史并不是帝王将相所创造的，而正是这千千万万没有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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