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现冬蔡京是北宋晚期宋徽宗当政时的宰相宋徽宗在位25年，蔡京任相18年又6个月他曾四度被罢相而又复相，78岁最后一次任相靖康之难，钦宗嗣位，蔡京被列为“六贼”之首，贬至儋州，死于南去之途陈歆耕的历史非虚构新著《蔡京沉浮》不仅为我们勾勒出蔡京仕宦的一生，更呈现了北宋晚期风起云涌的政治生态，以及沉浮于其中以蔡京为藤蔓所牵连起的一长串历史人物群像，读来令人畅快淋漓，犹如亲历其中这源于作者用独特的叙述技巧和文学笔法来重塑历史人物，以及不经意间洒落于字里行间的趣笔与闲情，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瘦笔怀情画春秋?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瘦笔怀情画春秋
作者：冯现冬
蔡京是北宋晚期宋徽宗当政时的宰相。宋徽宗在位25年，蔡京任相18年又6个月。他曾四度被罢相而又复相，78岁最后一次任相。靖康之难，钦宗嗣位，蔡京被列为“六贼”之首，贬至儋州，死于南去之途。陈歆耕的历史非虚构新著《蔡京沉浮》不仅为我们勾勒出蔡京仕宦的一生，更呈现了北宋晚期风起云涌的政治生态，以及沉浮于其中以蔡京为藤蔓所牵连起的一长串历史人物群像，读来令人畅快淋漓，犹如亲历其中。这源于作者用独特的叙述技巧和文学笔法来重塑历史人物，以及不经意间洒落于字里行间的趣笔与闲情。
一
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人物传记，其内部构造往往遵从“他是怎样成为了这样一个人”之脉络行文，《蔡京沉浮》却不是这样。作为文化批评学者，陈歆耕来了一个反弹琵琶。他跳出世人把蔡京简单标签化为“奸臣”“六贼之首”的历史评判，采用“多视角”“多声部”的叙述手法，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从时人、史学家、作者三重视角层层观照、交错发声，形成一种颇具戏剧性的论辩式反转，或者说“复调”结构，在类似“双重奏”或“三重奏”的声音交叠中，试图从更多视点呈现历史真相，同时唤醒读者的“第四种声音”。作品以对比式、衬腔式、模仿式等多种形式呈现复调，且看下例：
讥讽‘谗谮之人’有什么错呢？”
这是“车盖亭诗案”中的片段文字。吴处厚评论蔡确《夏日登车盖亭》其四，笺曰：“‘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以讥谗谮之人。”紧接着，作者发声道：“讥讽‘谗谮之人’有什么错呢？”如是，不同观点的声音形成对比式复调。其中或许还暗含了读者的声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读者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形成衬腔式复调。再举一例：
“章惇贬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这多数是一种巧合吧？章惇不至于将贬惩官员的事，当成一种随心所欲的拆字游戏。”
有史书记载，章惇贬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接着，作者发出质疑的声音：“这多数是一种巧合吧？章惇不至于将贬惩官员的事，当成一种随心所欲的拆字游戏。”这时读者脑中就会响起第四种声音：宦海沉浮，全凭运气；不是拆字游戏，胜似拆字游戏。
这种复调式的叙述在整本书中俯拾皆是，各种不同的声音造成一种召唤结构，像一只小手一样把读者牵入其中，诱发读者情不自禁发声，参与论辩、较量智慧，宛如亲身游历于北宋晚期的政治风云之中。
作者在叙述中还擅于埋藏伏笔。比如，书中写了宋徽宗和蔡京二人不同寻常的缘分。宋徽宗还是端王的时候，蔡京任开封府尹，端王曾出高价从蔡京门人手中购得蔡京书法收藏。后来蔡京入京，徽宗单独把蔡京奏章收藏在一格橱柜里。“一位是写得一手好字的天才书法家，一位是痴迷艺术、书画的皇帝。”这两人碰到一起，自然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亲近感，也有说不完的话题。这就为蔡京在徽宗当政时竟然为相近20年埋下了伏笔。
还有相反的例子。元祐党人掌控朝政时，曾列出一份77人的“清党”名单，凡是上了名单的在朝新党，皆遭贬黜和清除。这就为后面新党掌权后在端礼门竖立“元祐党人碑”埋下了伏笔。蔡京任相期间，列出元祐党人119人，宋徽宗御笔录其名，刻于碑上。这些人不光本人被贬谪发配到边远地区，其子弟也不得在本州居住，更不得进入京城，甚至撤销其俸禄、焚毁其文集。果然是因果轮回。
本书在叙述层面有一吊诡之处：明明是为蔡京立传，但蔡京本人迟迟不正面现身，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特别是著作的前半部分，蔡京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涉及他的直接史实并不多。比如文中数次提到蔡京之“奸”，但这个“奸”字，在这样一本写官场人物的著作中，似乎只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存在，或者作为一个朋党之争的说辞被当权者借用。难道是作者忽略了吗？我想不会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北宋当朝对蔡京之“奸”记录不多。其中缘由，应该不难猜测。一部《神宗实录》，成了元祐党人与新党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战场，先后经历五次拉锯式编修，那中间经历了多少翻天覆地的篡改？而作为历史记录者本人，对宰相的记录，可信者又有几成？蔡京曾四任宰相，当朝诏令记载，他74岁时数次上章引疾告老（致仕），但实际情形却是童贯、蔡攸（蔡京之子）“软”逼蔡京交出乞致仕表章。其贪恋权势的丑态，至此才被充分暴露。这又是什么原因？
二
《蔡京沉浮》更有趣的，是作者以文学笔法，勾勒出一幅官场人物群像的生动素描。这是本书有别于其他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把蔡京放在北宋晚期从神宗、哲宗、徽宗再到钦宗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他宛如沉浮于宦海中的一朵浪花，在时间的链条上忽明忽暗、闪烁不定。但作者并非仅仅描绘了这一朵浪花，而是以或沉郁或轻快的笔墨描绘了宦海中的无数浪花。作者时而运用长镜头概览海面风起云涌，时而使用短镜头细摹每一朵浪花。随着一波又一波海浪拂过沙滩，这些人物被细腻而硬朗的墨色一圈圈皴染。海浪不断涌起下沉，人物随之愈发立体饱满。可惜的是，无论这些浪花当初多么绚丽，无论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因“水性”不同而或“沉”或“浮”，最终皆化作泡沫。
首先是以故事化手法写人物，这是最吸引人的一种人物呈现方式。故事或来自于野史，或来自于传闻轶事。这些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既能补充正史资料的不足，又能增添传记阅读的趣味。蔡京的出场是从蔡氏兄弟算命开始的，其奇异处，不在于精通命理的僧人竟然大体测对了蔡京、蔡卞的命运轨迹，而在于两人不信，“旬日复往”，该僧“一如前次，无一语差谬”，这就有趣了。后来蔡京高中进士，名列第九，苏州一位名为苏琼的官妓善词，为蔡京即席作词曰：“记得南宫高选，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王殿瑞烟浮，名占甲科第九。”这种故事化野史的使用，在人物塑造中反而起到正史难以呈现的表达效果，令人过目难忘。
蔡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书中对蔡京的外貌没有直接描写，但余杭有个擅长命相之术的杨道士曾语人曰：“此人面如美玉琢成，百体完就，无一不佳者。是人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由此可想象蔡京相貌，竟比直接描写更真切了。另外，据说蔡京能仰观火辣直射的太阳，眼睛一眨不眨。此语虽有夸张，但能见出蔡京的确是一位不同于常人的狠角色。野史还记载蔡京有言曰：“既做好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可知蔡京四任宰相，不是没有原因的。
陈歆耕本人即好书法，他以书法论蔡京之为人，可谓信手拈来，尤为精彩：“蔡京不愧是一流的书法家，他深谙手中笔墨何处该方，何处该圆，何处该先方后圆，何处该先圆后方，何处方圆兼济。他用笔看似随心所欲，却处处藏着不露的心机、锋芒、狡诈与智慧，可以柔软如羊毫，也可刚硬似铁刷。”
其次，作者还擅于运用对照手法，抓住细节写人物，以寥寥数笔勾勒出诸如王安石、苏东坡、刘安世、范纯仁、陈瓘、朱勔、张怀素、蔡襄等历史人物群像。比如写朱勔和潘兑，朱勔靠给皇上进献巨石和桧树而得宠，其宅第被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宋徽宗曾用手抚摸朱勔锦袍，朱勔便将皇上的手印绣在锦袍上，处处示人；徽宗又曾用手握着他的手臂私语，朱勔便用黄帛将皇上握过的手臂处缠上，与人相见，此臂不举，以示对皇上的无限崇敬之情。徽宗的侍从官潘兑也是一个“鼻孔朝天、行走用肚皮开道”的人物，朱勔看上他一块风水宝地，二人争抢，互不相让。朱勔通过内宫线人获得皇上御笔，强夺其地，后又买通御史官员，诬告潘兑有罪，褫其官职。其无耻之形状，犹如“狗咬狗，一嘴毛”。
还有正反对照。作者把王安石与蔡京比做一根绳子的两端，巧妙选取两人生活习惯的某个侧面对照描写，入木三分。比如，神宗和王珪看到王安石衣领上的虱子，二人“只是会心一笑，未吭声”，画面感极强。王珪下朝后打趣王安石：“屡游相须，曾经御览。”王安石听后的反应却是“一笑了之”。王安石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常常“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吃饭只吃离他筷子最近的那盘菜。蔡京则奢华无比，他爱吃蟹黄包子，做包子也要用十数个年轻娇美的婢女流水作业。如此对比之后，结果令人震惊，王安石两次任相时间相加仅5年，而蔡京却能在相位长达18年又6个月。
第三，借他人眼中的样子间接描写出人物的变化过程。令人刮目的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更新了大众的固有认知。比如苏轼在本书中的形象，既不同于文学史中那个豪放洒脱的一代词人，又不同于林语堂笔下那个享受人生趣味的理想人物，而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苏轼。去黄州之前，苏轼任性使气，表现令人咂舌。他因政见不同恶攻“密友”章惇；在“车盖亭诗案”中，曾饱受“乌台诗案”之苦的苏轼，却不能为蔡确免于因诗获罪挺身而出，反倒出了一个“滑头”主意，不禁让人大跌眼镜。65岁那年，朝廷大赦天下，他从海南北归。此时的苏轼，已非昔日“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的子瞻。这里写苏轼，是以老友刘安世的眼光间接描写，“坐时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并语人曰：“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这种间接的表现手法，更能激发出读者今非昔比的感慨。
作者在这里采用自然流动的小说叙述手法，笔随意走。笔至此，顺势写刘安世这个人物。苏轼赞刘安世“铁石人也”。作者藉此宕开一笔，写到“铁石人”几次死里逃生的奇异经历。刘安世行山中，一巨蟒与之对视，后离去。同行道是“见公来喜相迎”。章惇派人杀安世，几次三番，杀人者皆突发暴亡，“铁石人”自岿然不动。人又谓之“殿上虎”，因其不畏权臣、敢道真言。当初，司马光赏识其人品，问为何，道“某闲居，足下时节问询不断，某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某所以相荐也”。作者道：“一个持有正确政治理念的人，未必是个善人；相反，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也未必是恶人。”诚哉斯言！
第四，作者擅于写普通人情，写得家常、温暖，对于历史人物传记来说，这样的手法温婉有情、可读性强，能使文字软化。64岁的王安石，病中思念女儿女婿，作诗寄小女儿曰：“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又有诗赞小外孙女曰：“南山新长凤凰雏，眉目分明画不如。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此情此景，极富代入感。
作者塑造人物时，笔底每每充满感情。比如写蔡确，他因诗获罪，从此沉默寡言。蔡确被贬新州，只携爱妾“琵琶姐”和一只鹦鹉赴任。每唤爱妾，便敲一小钟，鹦鹉代为传呼。不久琵琶姐病死，一日蔡确穿衣，误击小钟，鹦鹉又连连呼唤“琵琶姐”。可是“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蔡确从此抑郁成疾。等到新党重新掌握朝政，蔡确已客死新州，追随琵琶姐而去。
第五，作者擅于捕捉戏剧性冲突，在矛盾中凸显人物性格，以此揭示党争的荒诞。“借刀杀人”一节中，曾布试图调和新旧两党，屡次向徽宗引荐陈瓘。被称“道德狂人”的陈瓘却上书弹劾曾布，并做好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宋徽宗道：“瓘如此报恩耶！”曾布无言以对。“引狼入室”讲的是“龟鹤宰相”韩忠彦和曾布的“神操作”：在蔡京即将入京时，韩忠彦遣子到郊外恭迎，而曾布则遣子至更远的20里外迎候。双方都想引蔡京这头“狼”扑倒对方，没有料到双方都倒在了蔡京的“狼爪”下，结局令人唏嘘。
最后是闲笔的趣味。陈歆耕是一位幽默风趣的学者，他的文化随笔每每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幽默感。《蔡京沉浮》延续了这样一种文字风格，在这本略感沉重的历史传记中，轻幽默随处可见。比如说到蔡氏兄弟与王安石的姻亲关系，称其为“隐形资产”，在风向突转的政治背景下，可能又转化为“负资产”，令人莞尔。他又说，在变法阵营这盘棋上，蔡京既不是“帅”，也不是“车”，充其量只是“马”和“炮”而已。读之，仿佛听到了政坛战场的厮杀声。
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一入土，新一轮人事变动开始。作者道：“假如我们穿越到宋代，就会看到一道很特别的风景：在各条通往京都的驿道上，车马辚辚，沿途可见来来往往的高官。有的是赴朝任职，自然是志得意满，各地方守官道口相迎送，置宴席扫尘，唯恐不周；有的是贬放外地，满腹惆怅，地方守官躲之唯恐不及。曾经的政敌，会不会凑巧住到一个馆舍里？偶然相逢会说些什么？”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无一不是熙熙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朝天子一朝臣，扛着几个脑袋也未必能够善终。所谓的“奸”“恶”“小人”这类概念，恐怕叫最高级的研究学者来研究一辈子，最终也只能是一盆糨糊。
三
陈歆耕的这部《蔡京沉浮》，有时让你忍俊不禁，有时又令人掩卷沉思。这是一本能够让人变得更通达的书，也是一本让人增长智慧、思想变得更深刻的书。作者以深厚的文学功底，成功刻画了一群千姿百态的官场人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除了这些耀目的浪花，作者还浓墨重彩呈现了北宋晚期宦海的波澜、皇帝的更迭，这是蔡京等人活动的历史大舞台。诚如作者所言：“蔡京的人生轨迹，仕宦沉浮，仅仅是本著的一根藤蔓，用这根藤蔓可以牵出更多令人或惊诧、或唏嘘、或瞩目、或仰望、或垂泪的甜果、苦果、恶果、毒果、烂果……”
作者在这本书中，不止启发读者重新思考历史，还为读者留下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比如苏轼临终前作《遗表》，披肝沥胆，慷慨淋漓，后因政风又变，唯恐祸及子孙友人，遂不令传于世，导致《苏东坡全集》中《遗表》缺失，给世人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更令人唏嘘的是，对于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来说，他们孜孜以求的政途，或陈腐守旧、不值一提，或一生不得志、颠沛流离，皆未能提升他们人生的高度；相反，他们无意追求的文学，却使他们名垂千古，作品成为世界瑰宝。
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蔡京？作者慨叹道：“笔者常常在精明、奸诈、智慧、卑鄙、君子、小人等词语间徘徊，无法选择一个单一的词语来描绘蔡氏兄弟这样的人。”其实，岂止是蔡氏兄弟，对于穿梭于宦海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恐怕都无法给出一个恰当的评价。或许，只有抛却附着于生命本身的层层污垢，回到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常识和情理上来，才能够得出对一个人的基本判断。（冯现冬）
原标题：挥洒趣笔闲情 凸现人物群像 ——读陈歆耕历史非虚构新著《蔡京沉浮》
来源： 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