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病，大家都不陌生，毕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多年前到学校报道，校医看了一眼籍贯，“咣”给咱档案上戳了个“血吸虫疫区”的章子，你说我一个沿海人民，怎么就成了疫区人呢？当时我就念了两句诗……咳，不是林先森那两句。而是这个——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按《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公布的信息，截至2015年底，全国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直辖市、自治区）中，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直辖市、自治区）已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四川、云南、江苏、湖北、安徽、江西及湖南等7个省已达到传播控制标准。2015年全国推算血吸虫病人77194例，较2014年的115614例减少了33.23%；全年未发现急性血吸虫病病例；现存晚期血吸虫病人30843例。
虽然看起来好像疫区范围广泛，但对比从前“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血吸虫病在现在的中国，发病率已经非常低了。大家在临床上也越来越少碰到。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按说咱中国人民好不容易才送走了这瘟神，怎么还有人上赶着主动去感染血吸虫病，在体内养虫呢？这么重口，到底图啥？
荷兰人民多奇志？
（荷兰Leiden University医学中心，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用人体养虫的猛人叫做Meta Roestenberg，是在荷兰 Leiden University医学中心工作的一名的感染科医生。
为了曼氏血吸虫病疫苗的开发，她开展了这项“人体养虫”的大胆试验。
具体流程如下——
首先将血吸虫的自然界寄主——钉螺放在温水中，让它静静的释放出这可怕的瘟神。
（曾经的小学健康教育教材中，“钉螺”是必定要出镜的“恐怖分子”）
经过恒温水浴之后，钉螺中的血吸虫幼虫释放到培养皿中。研究人员将其进行计数以便进行下一步的人体试验。
（血吸虫生活史示意图）
与此同时，自愿成为血吸虫培养皿的志愿者们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进入试验室开始等待。
Roestenberg则在他们旁边掏出了包含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的抢救包……这是……怎么个意思……
实际上，Roestenberg解释说，抢救包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到现在为止，除了某一位被感染者发生了高热之外，没有其他人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之后，在抢救包的时刻准备下，志愿者们伸出手臂，研究人员将一个小的金属圆柱体安放在他们的手臂上，并且取出含有曼氏血吸虫幼虫的液体，滴在这个圆柱体之内，以便含虫液体接触皮肤，方便血吸虫钻入人体。
不多，每人20条。
成功被感染之后，志愿者们必须每周回到医学中心接受血液检测。研究人员会追踪受感染者血液中一种叫做CAA的分子，这种分子是血吸虫的胃部分泌物，可以用来确定血吸虫是否还存活。在将来对药物和疫苗的测试中，这种分子也可能会成为药物或者疫苗是否起效的标志物。
这项试验将持续12周，12周之后，Roestenberg会给志愿者服用吡喹酮，用于治疗血吸虫。
当养虫培养皿，怎么想的？
如果说设立项目做人体养虫试验的Roestenberg医生是猛人，那么这些自愿让血吸虫在自己体内生活的志愿者可以说是真的猛士了。
《科学》杂志采访到了其中两位，他们虽然很紧张，但是积极性很高。
其中一位是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由于他本人就参与过疫苗领域的工作，所以一听说这项研究是为了疫苗研发，就开开心心来了。
另一位受访者则是来自东非的妇女，她亲身经历了血吸虫在非洲的肆虐，投入这项研究的动机不言而喻。
那么参加试验是什么感觉？
“有点痒。”一名志愿者表示。
在被感染之后，研究人员会取走他们胳膊上的小圆柱体，胳膊上只会留下一些水痕和血吸虫钻入皮肤留下的红点。
这样做危险吗？
血吸虫病获得“瘟神”之名，绝不是因为它温和无害。
相反，由于血吸虫在人体内的生活特征，其成虫能寄生在肝门静脉系统，造成门脉高压。经过较长的感染时间，可出现肝纤维化门脉高压、脾肿大、腹水等严重并发症。
（血吸虫病性肝硬化，肝表面呈粗大结节状）
（血吸虫病性肝硬化，肝切面见沿门静脉分支有大量的纤维组织增生）
儿童反复长期感染血吸虫病，还会引起严重的发育不良，发生侏儒症。
（儿童血吸虫病患者）
除此之外，血吸虫也会发生异位寄生，比如发生脑血吸虫病、肺血吸虫病等。
因此，感染者如果长期得不到治疗，势必丧失劳动力甚至失去生命。在解放前，血吸虫疫区上海青浦任屯村甚至流传着“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的民谣。
（“肚子像西瓜，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
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个BOSS级别的“瘟神”，那么，对于这些为了医学和全人类的健康而献身的志愿者，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太残酷了？
Roestenberg医生表示：并不是。
与自然状态下感染的患者不同，志愿者感染的血吸虫幼虫经过筛选之后，全是雄性。这就能保证他们在人体内不会繁殖，无法完成生活周期。
那么，这些“单身狗”血吸虫在人体内能做什么呢？大致上就是……老实待着，等试验结束被吡喹酮杀死，或者等待老死吧（血吸虫老死需要5-10年）。
毕竟，过伦理的时候，伦理委员会问Roestenberg：”如果吡喹酮没能杀灭志愿者体内的血吸虫，这些志愿者会怎样？“
Roestenberg回答说：”他们能活到100岁吧。“
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反对，比如说乔治亚大学研究血吸虫病的专家Daniel Colley就表示：“反正我自己不会当这样的志愿者，如果我的子女要去做这样的事，我会反对的。”
好吧。
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上面咱们已经提到了，人体养虫是为了疫苗，但是荷兰并不是血吸虫疫区，一个荷兰人，研发血吸虫疫苗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迄今为止，非洲还有大量深受血吸虫病所害的疫区，东非的自然水体中，仍然有为数众多传播血吸虫的螺类生物在愉快的生长着，而血吸虫的其他传播途径，比如患者粪便，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与解放后的中国不同，非洲疫区缺乏在基层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及发动群众起来消灭血吸虫的社会环境。
（1957年苏德隆教授（右一）安徽绩溪指导灭螺工作。苏德隆教授为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一代巨匠，为我国防治血吸虫病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就是说，中国控制血吸虫疫情的成功经验，是现在非洲疫区人民还没有条件复制的。在这样的前提下，荷兰的研究者则认为，既然改变环境很难，那就试试改变自己吧……
毕竟“穷人靠变异”嘛。
当然，作为从前深受血吸虫病所害的中国，对非洲人民的疫情也不是无动于衷的。
早在1969年，我国援建非洲农场的农工感染血吸虫病，我国便派出卫生工作人员飞赴索马里，调研和控制了当地的埃及血吸虫病疫情。
2016年12月，我国首个援助非洲公共卫生项目——援助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项目正式启动。
总之，为了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确保2025年实现全球消除血吸虫病的防治目标，大家都挺努力的……
参考文献
DOI:10.1126/science.aat3864
DOI: 10.1126/science.352.6288.882
《千年瘟神血吸虫：上医人的漫漫血防路》，科学春秋
无锡市疾控预防中心，wsj.wuxi.gov.cn/
DOI：10.16250/j.32.1374.20162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