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月12日，吴光先生以75岁高龄不远千里、不畏严寒远赴湖南汨罗屈子书院讲学，以其温柔敦厚的儒者风采感染了现场200多名观众与在线45.8万粉丝。吴教授讲学有感而作记曰：“己亥岁腊月十七日，余赴宁波作阳明讲座，当日乘高铁行五千余里至湖南汨罗屈子文化园，次日上午参观屈子祠，下午在屈子书院讲‘儒学与中华家文化’，由凤凰网湖南频道作现场直播，据说在线听众约五十万，可谓盛矣。故撰此联，以资纪念。屈子者流放汨罗，行吟江畔，泣赋离骚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也。延陵苗裔、青溪逸民吴光谨记。”并撰对联一幅：
追溯两千年，屈子风采争日月，忧国忧君忧民困；
奔波数万里，布衣学问播华夏，弘道弘德弘人文。
在即将回程之际，我于屈子文化园卜居客栈对吴光先生进行了访谈，再次领略了先生博学多才，诲人不倦，传道不息的精神。《论语》所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大概描绘的就是吴光先生的这种境界吧。
该访谈以《布衣学问播华夏，弘道弘德弘人文——著名学者吴光教授访谈录》发表于《衡水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为便于阅读，现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以“求学经历与研究兴趣”“弘道弘德弘人文”“对传统文化热的看法”为标题予以推送，以飨读者。
著名学者吴光教授访谈录：上篇
王琦：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在您求学的过程中，什么人或事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光：我怎么走上研究的道路呢？我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不算是书香门弟，家里没什么书，但是我国学启蒙是从父亲与兄长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的。我们村当时一个秀才叫吴顺理，是我的叔叔辈。他是章太炎先生创办的“苏州国学讲习会”的亲炙弟子。章太炎对王充的《论衡》评价很高。
我这位叔叔听了章太炎的国学讲习后，发奋要注《论衡》。但因为太用功，书还未注成，便得肺结核去世了。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他们家人看见我喜欢读书，就将王充的《论衡》送给了我。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就反复地读《论衡》，虽然看得不太懂，但是还是感受到这本书思想深刻，知识面广。应该说我从王充的《论衡》开始对中国的思想史有所了解。
我们当时读高中时语文课本里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其中的《原君》《原臣》对我触动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从新安江移民到浙江淳安的，正好碰上共产风，家庭非常困难。当时在农村也看到了很多问题，比如那个时候干部的命令与官僚作风等。因此在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时，开始对社会有所认识与思考。
王琦教授于卜居客栈采访吴光教授
进入大学后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真正全面了解传统文化还是在进入研究生以后。因为我从初中开始读王充的《论衡》，所以在大学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论王充的思想》，是针对在文化大革命批儒评法的背景下，将王充视为批评儒家的法家而发的。文章批驳了当时将王充作为法家的杨荣国，认为王充是儒、道、佛、法家等思想都兼而有之。这文章在文革时是发表不出来的。
1978年我准备报考考研究生。因为我大学所就读的历史档案系，偏重历史，所以就想报考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专业的研究生。我就给侯外庐先生写信，由于自己手头没有中国思想通史的资料，因此希望侯先生赠送点给我。同时将自己写的王充的论文寄了过去。庐先生看完后，认为我是个可造之材，就叫他的秘书给我寄一套《中国思想通史》。但由于寄得晚，所以直到报名截止时，我还没有收到书，因此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当时与历史系还没分开），第二志愿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专业。所以人家都觉得很奇怪：你第一志愿是人民大学清史所，怎么第二志愿就跨到思想史呢？我说我本来就是想考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但因没有条件，所以报考人大清史所了。
当时人大招生的是戴逸先生与尚钺先生。复试时，戴逸先生看到我论王充的文章，对我也比较感兴趣。就问我：“如果将你招进来，您对历史更有兴趣，还是对清史更有兴趣？我说：“我对历史思想史感兴趣，如果分开的话，最好能进历史系。”
后来他们就尊重我的意愿，将我分到历史系（人大中国哲学专业是从1979年开始招生）。在读期间，戴逸先生一直很很关心我。后来他做国家清史项目时，因我对黄宗羲有一定的研究，所以就让我做浙东学派与黄宗羲，这样我就进入了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
吴光教授在汨罗屈子书院讲学
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写的道家黄老之学。最初，我导师郑昌淦教授看到这个题目时有些疑虑，觉得黄老学资料太少太杂，前人语焉不详。我说：“正因前人语焉不详，我欲语焉详之。”于是说服了导师。等我论文做出来之后，导师很高兴，认为我取得一大成就，说我不仅能搞思想理论梳理，而且还能够做考证。北大过去看不起人民大学，因为北大重考据，而人民大学光讲理论，所以他认为我黄老之学的论文，兼具考据与理论之长。我导师对我的要求比较严格，寄寓的期望也比较大，当时请了六位教授组建了答辩委员会，分别是人大哲学系石峻、北大张岱年、中国社科院邱汉生、李学勤（评审委员）、历史系郑昌淦、曾宪楷六大教授。这在当时都是很少见的。
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比较成功，李学勤先生评价我在黄老之学的研究上是“独辟蹊径”；张岱年先生认为是“迄今为止道家黄老学研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石峻先生的书面评语是“较之前人有所突破”。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很快就写成一本书叫《黄老之学通论》。出书时请邱汉生先生写序，他在序中写道此书是“蓬勃的理论勇气和严密的考证相结合。”
在《黄老之学通论》中，我对道家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将黄老之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老学阶段，包括老子和他的弟子（如关尹、列子）；第二个阶段是新老学阶段，包括以庄子为代表的楚国庄子学派与稷下道家学派；第三个阶段是黄老学。我在黄老之学的研究上做出了一些新意，树立了黄老之学的评价标杆，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论道家之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那么，吸收儒、墨、名、法、阴阳的思想是不是老子的呢？老子是反对儒家的，他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的学说与儒家是不相容的，也即司马迁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思想，既不是老子，也不是庄子的，而是黄老之学的。所以我以此就确立了评价黄老之学的标准，由此展开去衡量秦汉之际一些著作，如《黄老帛书》、《吕氏春秋》、《鹃冠子》、《淮南子》，我都把他们列入黄老的系统去研究，这对后来道家的研究很多启发。
我这部著作较之前人，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梳理了道家发展的历史；第二是确立了黄老学说的评价标准。因此我批判了郭沫若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认为稷下道家学派不符合黄老学派的标准，它充其量只是吸收了儒、墨的思想，既没有因阴阳之大顺，也没有撮名法之要，所以稷下道家不属于黄老学派。当时，很多人既吸收了我关于黄老之学的标准，同时又接受了稷下黄老学派。比如湘潭大学的余明光先生研究《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其实《黄帝四经》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黄帝四经》是马王堆出土的四篇文章，其中只有《十六经》一篇是讲黄帝的，另外三篇没有讲黄帝。如《称经》是各种语录汇编，既没有皇帝之言，也没有皇帝君臣之言。还有《经法》与《道原经》，也没有讲黄帝。《十六经》，有些人说是《十大经》，我当时请教李学勤先生，后来订定名《十六经》。我就确定的黄老之学的标准，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面所提出的道家的标准，那个道家不是老、庄，而是黄老的标准。第三，是扩展了黄老之学的研究视野，所以我的书叫《黄老之学通论》，后来研究道家的人一般都要读我这本书。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文汇报》等13家杂志与报刊发表了肯定性的书评。
王琦教授与吴光教授在汨罗屈子书院讲坛现场
王琦：您最初做的是道家研究，请问为什么会转向儒学研究？
吴光：后来我怎么转到儒家的呢？读研究生期间，我通读了《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左传》《国语》。那个时候特别想读书，每一天晚上都搞得很晚，我熬夜的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这时的广泛阅读，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的学术研究是从王充的《论衡》开始的，然后到董仲舒。当时导师想让我做董仲舒，我认为研究一个人不如研究一个学派，所以就说服了导师，做了黄老学派。黄老学派不仅是一股思潮，而且是一个学派，其中牵涉到了诸子百家中阴阳、五行、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六家，都要需要去认真了解。因此打下了诸子学、儒学研究的基础。
后来因缘际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了浙江去，点校了《黄宗羲全集》标点本、《王阳明全集》，还开了一个黄宗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受到了香港的刘绍先先生的推荐，到新加坡的东亚哲学研究所去做研究。新加坡的东亚哲学所是以儒家为主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儒家哲学做为自己的研究题目，从1988年4月到1990年1月，我将近做了两年，最后提交了《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的研究成果。我是第一个在学术界把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的学者。我的这个思想是继承新儒家思想而来，比如说新儒家的牟宗三着重突出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性、道德理想主义，而新儒家的另一走向则是将儒学概括为中华人文主义。我认为儒家既是道德的，也是人文的，所以我就提出了道德人文主义这个说法。
在新加坡的两年，我在儒学研究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当时所有新儒家的著作在大陆还没解禁，但在新加坡已经比较齐全与丰富了，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写成了这本书。从此以后，我学术研究重点就主要放在了儒学领域。
来源：“屈子书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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