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关注广西高院对“杨光毅强奸案”的再审报道：2018年10月，广西钦州29岁男子杨光毅将同村10岁“百香果女孩”杨晓燕强奸并杀害，一审法院以犯强奸罪，判处杨光毅死刑。
2020年3月，广西高院二审认为，杨光毅自首对案件侦破起重要作用，撤销了一审法院死刑的判决，改判死缓并限制减刑。这个判决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不仅让受害人的家属接受不了，众多的围观群众也无法接受，有的甚至认为其中定有黑幕交易。
但如果“杨光毅自首对案件侦破起重要作用”属实，那么改判死缓并非是黑幕交易，而是法律允许的，用“交待真相”换取从轻处罚的一种交易。
一、“自首”、“坦白从宽”，其实是变相的与犯罪分子达成一种：你主动交待犯罪事实经过，法律给你“减轻刑罚”的协议。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在很多人听来像是一句政治宣传，其实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刑事政策，是我国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
这一政策在打击、惩治犯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实在实际办案过程中，这也是公安机关了解犯罪真实过程，获取确凿证据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疑罪从无，给犯罪嫌疑极大地逃出升天的空隙。与罪犯达成减轻处罚协议，以了解犯罪真相，获取确凿定罪证据也会越来越成为确认犯罪的途径之一。
现在的司法进步，“疑罪从无”不仅在司法实践中落实，也被大家广泛认同。但任何事情都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有一利就会有一弊。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从源头上杜绝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但也在司法实践中扩张了法网，给了犯罪分子很多逃脱法律制裁的机会。
也就是说将来“无证之罪”会越来越多，我们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有罪的，但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认定他有罪。
比如说杭州来女士案，有不少人质疑警察破案太慢。连吃瓜群众都能看明白他的丈夫就是凶手，最后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但警察则用了18天的时间去找证据，最后倾尽全力在化粪池里找到了耒女士的人体组织，才将犯罪嫌疑人她的丈夫拘留。
试想，如果警察找不到来女士的人体组织，如果他丈夫不肯供认死者的尸体是怎么处理，即使全国人民都认定她丈夫有罪，公安机关即使将她丈夫拘捕了，按照疑罪从无原则，最终他也很可能会是无罪之人。
影视还是书籍里的关于“神探”侦查破案的故事，那都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哪怕是那些真实破案典型案例，那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案件都被破获。
有些案件，哪怕你就是能够确定犯罪嫌疑人，如果你也无法获取案件发生的全部真相，不能查明案件的细节获取确凿的证据就很难定罪，致使案件的侦办和审判会一拖再拖，甚至无罪释放。
而罪犯嫌疑人对犯罪经过的供述，是还原作案现场，获取准确证据的最有效，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三：不得已而为之。与犯罪嫌疑人做交易，以获取犯罪真相，不论是办案人员，受害人，还是围观的群众都不愿意，但两害相l较取其轻，与犯罪分子做交易换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给犯罪嫌疑人定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