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甘龙，很多人或许会很陌生。但如果提到商鞅变法，很多人就不会漠视了，甘龙就是那个反对商鞅变法的士族代表，但他却不是个顽固不化的守旧之人。
甘龙在秦献公时期主领朝政推行新政，和秦献公的目标一致，恢复秦国春秋时期的穆公霸业，可以说是秦国战国时期的改革先行者。正史记载里关于秦献公时期推行的新政记述不多，但是其他的一些文字却很有深意，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中滋味。
献公元年，止从死。——《史记·秦本纪》
首先是在秦献公刚刚继位后，颁布废黜人殉的法令，这一举措对于秦国来讲意义非凡，春秋时期秦穆公最让人垢弊的就是他在去世前，让人殉葬的做法。废黜人殉制度这件事，本身就是在对穆公时期就存在的一些不合理法令进行修正，人殉制度在秦国已经存在了三百年，废黜它就是强势推行改革的一个信号，而这一时期在秦国领国主政的甘龙，在其中必然发挥了主导作用。
二年，城栎阳。——《史记·秦本纪》
第二件事是迁都栎阳。迁都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为下一步收复河西之地做准备，振奋国人之心；第二个原因是摆脱旧势力盘根错节的旧都城雍对自己推行新政的束缚。只有到了新天地，才能大展拳脚，只有打击旧势力才能巩固君权。但是秦献公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保守势力还十分强大，他只能采取一面培养新势力，一面安抚旧贵族的办法才行，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继承人铺路。做出这一决策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秦献公在回秦国继位之前，曾经多年在外流浪，在秦国国内并没有自己的势力，因此建立自己的势力，就成为了当时秦献公最重要的事情。
秦孝公需要商鞅这样的变法强臣，秦献公同样需要有重臣、能臣的支持才能推行自己的新政，他依靠信任的人是甘龙。
直到秦献公二十一年，这中间的十九年时间里，似乎秦国都没有什么动静。那么在这个时期，秦国在干什么呢？既然没有动静，那就是闷头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了。迁都之后百废待兴，后续的工作千头万绪，各方的势力都需要安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治国理政的干练之人，一心为国的辅国之臣。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人员只能是甘龙，这个秦献公去世前的托孤重臣。
二十一年，与晋战於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襜霡。——《史记·秦本纪》
战争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的，秦献公发动对三晋的战争目的有两个：第一是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的矛盾；第二是通过尊奉周天子，来重新树立秦在诸侯国中的威信，借尊周天子的名义，讨伐三晋不臣之行，这样做则战名正言顺，自己的行为也合理合法。周天子褒奖的行为，更是为诸侯眼里的弱秦增色不少。战争的背后是明确的政治主张，这一政治主张的践行者和主导者是秦献公，但背后的策划之人很可能是甘龙。
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史记·秦本纪》
河西之地一直是秦献公心中的痛，不把这块地方夺回来，就不能洗刷写在秦人心中的耻辱。因此秦献公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发动了少梁之战，并俘虏了魏将公叔痤。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里，俘虏并释放了公叔痤的是秦孝公嬴渠梁，但是在正史记载里，俘虏公叔痤的人却是秦献公。秦献公早年曾经在魏国受过公叔痤的恩待，因此释放了公叔痤，体现了他的胸襟，背后也有缓和两国之间关系的考虑。
但把俘虏释放，不是国君好直接提出来的，需要有个人替国君说出来才好。这个能够洞察秦献公心思的人，在当时的秦国朝堂之上，只有一人而已，上大夫甘龙。
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史记·秦本纪》
长年对内修明政治和对外用兵征伐，加上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秦献公的身心早已经不堪重负，这位秦国崛起的奠基之人终于在也坚持不下去了。在少梁之战后的第二年，秦献公去世，临终之前，他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由嬴渠梁继位，而不是能征惯战、深得军心的长公子赢虔继位；由甘龙、杜挚两个人辅佐嬴渠梁护国理政。
秦孝公继位后，颁布的求贤令，令甘龙动容，他知道秦献公选对了接班人。因此直到这个时候，甘龙还是坚定的站在秦君身边的可信之人和有功之臣。
甘龙第二个身份：怀旧保守派。甘龙不反对改革和新政，但是反对商鞅搞的彻底的变法，同时他也不赞成老氏族彻底复辟旧制的想法，他的思想是比较折中的。用有限变法不动根基，有限复辟不危君权来讲比较合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甘龙对于秦国是有感情的，他不忍心看着秦国一直贫弱不堪，但也不忍心老氏族走向覆灭。因此，他的性格是矛盾重重的，他不是改革派，也不是复辟派，他是守旧派，处于中间的位置，对于甘龙而言最重要的是平衡。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商君书·更法》
在商鞅变法初期，秦孝公让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辩论，其实质是改革派、保守派、复辟派三方的一场论战，从中就能看出甘龙的政治主张。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说变法不必因循守旧，也不用太在乎他人的看法，百姓可以和他们共享成果，但不能和他们谋划大事。成就大业的人要不从于众，要有远大的报复和见识，能够提前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其目的是坚定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史记·商君列传》
甘龙做为新政的主导者，本身就已经对于穆公时期的一些法令制度进行了完善，最突出的证明就是废黜了人殉制度。但是他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他不主张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小修小补，这和杜挚的观点是不相同的。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史记·商君列传》
杜挚的说法比较明确，没有百分百的利益，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要变更法度，说的直接点无论如何我就是不支持变法，敢动老氏族的利益，我就是不答应，谁改我就和谁急。
甘龙的一个主张：推行新政，反对变法甘龙反对商鞅变法但不反对秦国推行新政，他自己在秦献公在位时，就是秦国新政的主导者，对于秦国疲弊的情况，他是清楚的；甘龙倡导的新政是有限的改革，一切都以恢复穆公祖制为底线，不支持彻底推倒重来，因此他和商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的；甘龙其实挺憋屈的，他的主张夹在商鞅和杜挚、孟西白这些顽固保守派之间，他既支持改革又不支持彻底改革，他的政治主张是：推行新政，反对变法。
商鞅开始推行变法后，正史里便没有了关于甘龙的任何记载，他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就如《道德经》里所说：“飓风过岗，伏草惟存”，甘龙蛰伏不出、静待时机了，加上甘龙年事已高，恐怕善终是比较合理恩解释。而在小说《大秦帝国》中，甘龙主张车裂商鞅，之后因串通义渠国谋反，被秦惠文王所杀，但那是小说不是正史。
我们在讨论商鞅变法的同时，不要忘了秦献公时期的新政主导者和商鞅变法时的保守反对派甘龙。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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