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王蒙在今年第一期的《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了《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两个短篇小说。此外，他还新写了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生死恋》，这三个小说的主题都是爱情。此外，他还在《读书》等各种报刊继续发表文章，表达他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
文学创作以外的时间，是各种“传经布道”，除了完成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工作外，去年王蒙了十几个城市，上海、广州、深圳、郑州、宁波、青岛等地，做了十几次各种有关传统文化和读书类的演讲。旅行去了很多地方，古巴、巴西、智利，还坐邮轮游览意大利与希腊。
前文化部长、作家王蒙
张英：你是政协委员，前些年曾经提议建立文化事业领域的荣誉体系和褒奖体系，这个提案有结果吗？
王蒙：我在文化部的时候就提，国家对这个文化事业要有一个荣誉称号的体系，还有一个褒奖的体系。
荣誉称号的体系指的是，比如“人民艺术家”或者“人文院士”，像前苏联过去还有“功勋艺术家”，“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体系，现在朝鲜还有这样的体系，相当于科学家里头的院士。
再一个应该有一个褒奖体系，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奖励这些文化上有独特贡献的人。英国有一个皇家学会的评价体系。法国有一个法兰西院士。各国情况不一样，但基本上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类似的评价体系。
天安门华表
张英：文艺界多年提出设立“人文院士”，表彰中国文艺界的杰出贡献者，但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王蒙：据我所知，设立这个体系，要报到国务院。没有这个评价体系，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的人文学术研究和贡献缺少信心。我们人文急功近利的跟着指挥棒的操作走，而不是跟着学术、学识走。人文作为一种学问来说，学术、学识是非常稳定的。你跟着指挥棒走，往往形成今天把一个人捧的不得了，过几年就认为他是错误的。
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中国人不认为做认知判断，而首先做价值判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说本身到底什么情况，而是先说好还是坏，我是拥护还是反对，就是先站队先表态，先亮棋子，但是他不说这个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注重真伪，但是我们注重的是好坏，注重的是善恶，注重的是爱憎分别。但是爱憎分别，有一个前提就是真伪分别。
人文上的问题还有一个，你在人文上，到底能不能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果人文上搞一个只给自己，只是符合指挥棒要求的话，搞了这个院士评选，只能是更加败坏我们的人文风气。现在学术上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了。
张英：中国社科院几年前设立了学部委员，地位据说相当于中科院的院士。
王蒙：它现在不管社科院系统外的，评选对象工作关系和编制必须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不具备全国性和代表性。什么时候我们把人文学术，和现实操作拉开一点距离，比如说文学艺术，比过去反倒好的多了。如果慢慢往这些方面想开一点，也可能就会做的好一点。
现在也有问题，就是评选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把标准、规矩弄好，让这个评选成为一个好事，最后变成了目的和动机都是好的，结果变成了坏事。
张英：我看您生活很放松，现在出门旅游还坐游轮啊。
王蒙：我喜欢，两次了。游轮上玩的花样太多了，玩意儿太多了。像我吧，如果游轮到一个地方比较晚了，比如说午夜到一个地方，那儿也有几个点，它在那停两三个小时，我就不下去了，我睡觉了，算了，船上什么都有呀。
欧洲人，那些年龄大的人，他每年坐一次，而且他跟那游轮定一个房间，就是我要熟悉这个房间，变成我家一样，我每次都是到这个角落，自个儿在这儿。有的时候根本不下去看，我就在这儿看，看看海，看看鸟，然后这上面有餐厅、酒吧、咖啡室、赌场，什么都有。
他们把晚年安排的很好，钱就干这个，不然要钱干嘛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