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烽火台
我父亲出生于抗战时期的1938年，2014年因胃癌去世，活了76岁。
我父亲也是一个终身制的农民，在老家生活了一辈子。但他并不是一个足不出户的人，因为担任过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长、会计等职务，期间到外地出差、为生产队办事、到公社和县里参加会议等事务，还是比较经常的。1973年我上一年级的时候，父亲要去高台县城办事，恰逢学校放假，就顺便把我也带上了，意图是让我去开一下眼界。先骑自行车到罗城公社驻地，再坐拖拉机到达县城。那时没有公共汽车，道路也是乡村土路，拖拉机颠簸不堪，小孩子觉得有趣，大人的屁股可真是受不了。我观察开拖拉机的二叔富有经验，每当拖拉机就要颠簸时，他总能及时抬起屁股，取蹲立姿势，之后再坐下来继续开车。他是驾驶员能够知道路况，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除了出差办事，到公社和县里开会比较频繁。后来我去县办三中上学，他每次开会回来的时候，都要到学校看我，让我倍感温暖。他当队长时间不长，当会计大约有二十多年，直到大包干时才卸去公共职务。因为长期掌管队里的事务，养成了他的公共意识，既会关心国家政策，也会关注公共事务。队里的事情他参与的时间长了，自然心知肚明，其他事务他也能够给予关注。我后来听到一件事情，感到我父亲的见识和胸怀比我想象的要高。话说我的老家依山傍水，前面是黑河水，背后就是合黎山脉和巴丹吉林大沙漠，古时的汉蒙边界就以山脉和沙漠为自然分界线，明朝时在离沙漠最近的一个山包上修筑了一个烽火台，叫“鲁古墩”，高大威武，好象监视边界的猛士，站在此处，可观赏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大沙漠。鲁古墩完整保存了600年，可在大包干以后，被五社的两个农民拆了一部分土坯，顺着鲁古墩围建了一个羊圈，打算自己放牧时使用。八十年代初期，政府的文物保护意识没有现在这样强，如此重要的文物拆坏了也没人管。我父亲知道这个事情后，虽然已经不当队长会计了，仍然找上门把二人指责了一番。二人知道犯了错误，也不象往常那样争吵，倒是乖乖接受了批评。恢复的事情自然不会去做，不过自此以后就没有人再去动周围的文物了。天城、侯庄村是汉明时期的军事重镇，周围的文物古迹很多，除了文革期间拆除的以外，剩余部分能够保持到今天的状况，我父亲的这一举动，还是颇有效果的。
我父亲是一个性格偏内、性情柔和的人。天城的郑氏家族原本是大家户族，但到我父亲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衰落了。由于地理限制，天城、侯庄村的耕地不多，城乡管制时期的人均耕地是三亩左右。三十年代，由于家族人口增长，现有的耕地不能满足生产需求，郑俊、郑瑜两位先辈就移居新疆昌吉州，在郊区的三公公社定居了下来。我爷爷也随之移居到了侯庄村五社，从“城里”搬了出来。我父亲出生在五社，除了分到的八亩地、三间草房、二辆牛车，的确是家徒四壁。弟兄们分家各顾各，我爷爷不大喜欢农活，他喜欢念经、唱戏、接骨、木工等文化活动和手工工作，十八般武艺倒练得样样精通，在当地颇有名气，每一项都达到了专业化的水准。尤其是接骨，在传统乡村里，为乡亲们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农村生活主要靠农活支撑，旧社会时期的手艺活也挣不到几个钱，而我爷爷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干各种手艺活，自然就荒废了农业，害的全家吃不上饭。
分家以后的我爷爷生了七个子女，三男四女，我父亲是老大，后面的都是幼儿。农活干不好，人口又多，吃饭自然成了问题。本来跟随我爷爷过来的还有一个兄弟，倒是年富力强，结果23岁刚结过婚，就被国民党抓了兵，病死在嘉峪关附近的文殊沟军营里，让我爷爷更加没有了支撑。随着时间延续，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农活经营的不善，最终到解放前（1949年），我爷爷欠下了地主的高利贷小麦18石，按照每斗45斤计算，总共是4050公斤，用老式解放牌卡车去拉，正好是一卡车。如此债务，如果继续按高利贷的规则去还，是无论如何还不完的。幸运的是，我爷爷等到了解放，18石麦子的高利贷债务被我党完全免除。每念及此，我们后辈儿孙都非常感激我党的大恩大德，否则的话，就没有后来的戏可唱了。
债虽免除，家境依然穷困，我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8岁的时候，他就勇敢地挑起了家务，让我爷爷退居二线，专心去从事他喜好的事情。古代女子都是小脚，我奶奶虽正值壮年，但只管家务，不参与劳动，家里的成年劳动力也只有我父亲一人。我二叔比我父亲小10岁，此时才到8岁，不能参加劳动，全家的农活主要就落在了我父亲的头上。作为18岁的年轻人，一个人要面对如此困境，心中自然会惊惧不已。好在此时恰逢1956年，我党开始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三大改造，领导农民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很快就完成了人民公社化的任务。实事求是地讲，农村的一大二公从顶层设计要走公有制道路，从实际效应看，是有利于当时的穷苦农民的，尤其有利于我父亲这种供养人口多、又缺乏劳力的家庭。处于自我的困境，我父亲是农业合作化的积极参与者，他把土地、牛车、牲畜统统送给了集体，自己也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不久就担任了生产队的副队长。依托集体的力量，总算把家庭的困难适当地解除了一些，此时的我父亲，内心应该是一片阳光，感觉到社会主义就是好，我党就是好。
我父亲是一个内敛而又具有主见的人，他是接受我党的教育熏陶和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人，以他的智商水准，几十年内天天开会学毛选、读报纸，听工作队讲话，对那些让人耳朵起茧的标准语言不能不烂熟于胸。但我们和他生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听到他使用和表述过那些标准语言，他说的一直就是自己的话、农民的话，日常生活中最多引用的还是那些祖辈流传下来的俚语俗话，最爱说的一句就是“舍得舍得，不舍就不得”，估计这句话也与农业合作化有关。由此我断定，他不属于谌容《人到中年》所描绘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一类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
我父亲大概从自身体验出发，对大包干持有抗拒甚至反对的心理。但因为大包干也是我党制定的政策，这些想法从来没有说到嘴上。当时我已经初中毕业，打算出去上学了，有了一些记事的能力。我看到他对分田分物非常抵触，私下里也表达过自己的忧虑。此种情绪也影响到我的想法，我因此认为大包干也是不好的东西。对分田单干，劳力多的人家是非常拥护的，他们欢欣雀跃，积极瓜分队里的田地和财产，虽然大家都穷得头顶冒烟，但面对新政策的精气神是十分充足的。从我父亲的感受来讲，大包干政策的推行，应该让他有一种回到18岁时候的感觉，年轻时的恐慌再一次袭上他的心头。这一情形，是我从他面对农活的情绪里看出来的。
对于大包干，农村干部是一致反对的。这个好解释，原因是他们不但失去了权力和地位，从而失去了对农村人力和财产的控制权和支配权，而且从今以后还要亲自参加劳动，向普通农民一样过日子。这一点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反映得十分到位。我父亲还算不上这一层次的农村干部，他主要忧虑的是子女都在念书，家庭开支比较大，劳动力又少，仅靠他和我娘两个人劳动，恐怕难以为继。这是摆在他面前的新问题，与18岁时面临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而且他早年体弱多病（主要是1960年修建迎丰渠时得了胃病），经常不能参加劳动，农活主要靠我娘。当时家庭8人，我爷爷利用手艺尚能自理，剩余的5个人都在念书，需要全额供养，长大了的还要谈婚论嫁，仅靠父母两人的劳动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恐慌归恐慌，日子总是要过的。大包干干下来，并没有我父亲想象的那么糟糕。随着国家经济增长的加快，农村的财富增长也比较快。我们这些子女深谙其中的利害，抓紧读书，抓紧毕业，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尽力为家庭减轻负担。挣的工资只要稍有剩余，就全给家里；每年农忙，按时回家干活，不分白天黑夜，抢种抢收。如此一来，就逐步解除了我父亲的忧虑。
对这一段时光，没有听过我父亲系统描述他的内心想法，但从他的片言只语中，我感受到了他真正的恐慌。从1985年开始，他信奉佛教，读了一年我爷爷留下来的佛教书籍，就毅然前往酒泉的寺院，寻找法师给他办理了皈依手续。因为我对佛教了解很少，对他信佛的事情也不甚了了，早期也表达过不支持的态度。但国家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子女也不能干涉父母的信仰自由，因此，对他信佛的事，我也是不置可否。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有一句话直接震到我了，他说：“如果不是信佛，我在八十年代早就没命了！”我在家中兄弟排行老大，也算家庭的骨干人物，以我对父亲的接触和了解，依然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对他的含义，真让人情何以堪！
大包干以后的十多年，是我父亲家庭负担最重、后代向城市化迈进的关键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各人的努力，家庭状况渐渐地稳定了下来。写到这里，需要记述一个人、一件事，那就是姐姐郑玉秀。她是我们四人中的老大，唯一的女生。1981年的时候，就读于天城学校，考上了县三中的高中，属于村办初中学生中的佼佼者。就因为我家上学的人太多，劳动力太少，无奈之下没有去上高中，16岁就参加了劳动。今天想来这是一个农村家庭巨大的遗憾，但在当时只好作出这样的牺牲。同班去上高中的几位同学都考上了大中专，后来成了国家干部，有的还当了比较大的领导，只有她，最后变成了县城的一个个体户，至今还在为儿孙辛苦赚钱。
1994年的时候，我父亲能够缓过神来了，他把老家委托给二弟一家，自己和我娘移居到宣化乡，临时居住在村委会的公房里，要了几亩闲置的耕地，和我娘一边种地，一边参与修建梧桐泉寺庙。梧桐泉寺是一座古寺，文革期间被彻底拆除，建筑材料据说让县财政局卖掉了，只剩了一些遗址。寺庙依祁连山而建，旁边有一眼泉水，取名“梧桐泉”，因此寺庙被称作梧桐泉寺。寺庙的遗址规模倒也宏大，只是从头建起难度很大。当时发起建寺的人员，主要是黒泉乡镇江村的严老、定平村的孙老，加上我父亲，三人牵头，发动全县200多名佛教徒，各显神通，化缘建寺。自打1993年县上批准修建后，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向各方化缘10多万元钱，终于能够动工了。当时我在高台县委工作，参与过他们建寺的审批过程，因县上也缺钱，又无相关政策，给不了他们什么帮助，他们只有凭自己的力量去修建寺院。好在社会上许多人还是支持佛教的，利用这些化缘的钱，初步修建了大雄宝殿和必须的附属设施，这样，总算能够开张相应的佛事活动了。
寺庙修建过程中，我曾陪同当时的县委书记看过现场，但没有见到我父亲。梧桐泉寺从修建到现在，我是几乎每年都要去拜谒一次，但始终没有见到过我父亲在工地干活的场景。听别人说，他干活的劲头十足，马上就六十岁的人了，抬着粗大的木头爬山，丝毫不输于壮劳力。寺院是要给建筑队付钱的，但所有参与修庙的佛教徒，只给饭吃，不发一分钱的工钱和补助。我父亲就这样辛辛苦苦干了两年，完成了寺庙的一期工程，看到寺庙能够开展正常的佛事活动了，才离开宣化，回到老家。
说实话，对他的这一段经历，我是持不同意见的。当时兄弟姐妹们刚成家，债务沉重，无力互救，作为主力的父母亲离家修庙，必然对家庭生产有所影响。虽然他们在宣化乡也种了一部分地，但总归身处异乡，各种不便，生产效率是很低的。但我知道他对佛教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立志修庙是他的本愿所在，不能公开反驳，只好把自己的想法搁在心里，始终没有说出来。后来回想，我这样做是对的，再难也不能干扰父母的心愿。家庭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不让他们去做真心追求的事情，父母和子女双方都会留下终身遗憾。
我父亲对佛教的信仰是无比虔诚的。从1985年算起，他信仰佛教有30个年头。这期间，他也游历了北方的不少寺院，自己坚持学习佛经的同时，经常和各大寺院的主持、僧人和认识的佛教徒进行交流。当他的四个子女都成家立业之后，他也产生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并正式向家里提了出来。鉴于我娘还在世，父亲出家势必变成了一人过日子，大家都不同意他出家的意见。当时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倒没有那么坚决，既然老人家完成了应该承担的社会和家庭义务，自愿出家是顺应本心，对他本人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坚辞出家，实际上谁也挡不住，只是苦了我娘。如果父亲真要出家，恐怕只有我们来照顾她了。当然，我父亲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人，大法师的梦想在家里也能实现个差不多，他就在家里置了佛堂，继续向佛祖指引的方向精进。彼时我也算是成熟了些，能够理解他的心思，就找最好的设计师为他制作了精美的佛像，挂在墙上供他参拜。说实话，我家佛堂的佛像标准，制作得比许多寺庙还高级，应该能够满足我父亲的拜佛愿望。
由于我父亲信佛的缘故，我对佛教也就有了经常性的接触。他买到家里的佛教书籍很多，而且经常更新，我回老家的时候，时常拿过来翻看一下。原本的佛经都是文言文，我看得也是一知半解。好在他手头有许多白话翻译本和解说本，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佛教故事阐释佛理。我也算一个读书人，喜欢从理论上总结各类学说。我接触佛教是从身边的长辈开始的，大家都是农民，并不是正规的僧人和法师，文化程度低，对佛教的理解五花八门。我知道他们说不通佛教的整个体系，看来看去，看出佛教的核心理论叫“六道轮回”，教导人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更深的东西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详细听过我父亲讲解佛教义理，也不知道他对佛经的理解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原因是我的工作过于繁忙，我对佛经的理解也不甚了了，也没有那个判断能力。因为不了解，对于佛教也有些偏见，总认为宗教是过时的东西，在过去社会中也没有扮演太好的角色，心理上不大愿意接受。这几年看了一些佛经和解说书籍，里面的内涵还是很有价值的，也有值得当代社会学习运用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
我现在有些后悔没有听一下我父亲对佛教义理的解说，他也许很想对我们述说，但鉴于我们的态度，始终没有主动表达过。从他偶尔与别人的谈话看，他对佛理的理解应该有一定的深度，从佛经里面，他也学到了不少知识，丰富了自己的语言体系。我父亲属于正式皈依的佛教徒，称为佛教的“在家居士”。他平时严守“三规五戒”，不吃肉，不吃葱韮旱蒜，不喝酒抽烟（这些事情在他年轻的时候都是有做的），对自己高度自律。因为带头修庙、热心佛教的缘故，他被推选为佛教协会的会长，任职一届，就交给了年轻人。鉴于严老、孙老年纪大、过世早，后来二十年的佛教事务，他就一直参与了下来，一直扶持年轻法师成长起来。梧桐泉寺院后来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建筑商、企业经理人和佛教界的知名人士，也纷纷解囊相助，持续开展了寺庙的恢复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被拆除了的原有庙宇，以更加壮观的气势修建了出来。时至今日，该寺已经全部完成了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颇具规模了。
据我目前对佛教粗浅的理解，我父亲的修为应该不算太浅。从我对他的长期观察来看，如果按照《金刚经》的划分标准来评判，他虽然算不上“离欲阿罗汉”，但“须陀洹”的境界应该是能够达到的。《金刚经》对“须陀洹”的解释就是“入流”，指明“在证得须陀洹果位时，已不执着艳丽的美色、悦耳的声音、香浓的味道、可口的食物、细滑的摸触，即不执着于一切名相”。大体来讲，信佛以来的我父亲，这些要求是完全做到的。因此，我怀疑他后来的胃癌，可能是因为三十年不吃葱蒜造成的。大家知道，长期不吃葱蒜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是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上面的说法只是我的粗浅认识，按照佛教的标准，我并没有能力和资格来印证佛教徒的修行程度，只是因为对自己的父亲比较熟悉，聊以言之而已。
宗教的行为总是有一些神秘的东西与之伴随。我不是十分了解我父亲的修行程度和他对佛理的认识程度，活着的时候，他心心念念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巧合的是，他去世的日子正好是农历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佛祖的诞生日，是佛教徒的最大节日。前来吊唁的乡亲们感到惊奇，但所有的佛教徒都去了梧桐泉寺庙，无法前来给我父亲超度。寺庙的陈法师接到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只好指派四名年长的佛教徒，前来参与吊唁并进行佛事活动。为了顺利完成发丧工作，我们只好又请了当地的道教门徒主持发丧仪式，结果现场又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的，不伦不类。我就向大家解释说，中国自古佛道不分家，许多寺院都是佛寺和道观修在一起，各司其职，各尽其用，大家多多包涵了。
我以前没有关注过丧葬仪式，通过这次事件，我发现道教徒们对丧葬程序了然于胸，从头至尾指挥得井井有条；而佛教徒们只专注于法事，对入棺、埋葬等具体事宜不大关心，意思就是这些事情是由俗家来完成的。但目前农村的许多老人都去世了，年轻一辈又都进了城，没人再学习这些丧葬程序了，结果把我们搞了个手忙脚乱，辛亏有道教徒们主持仪式，否则那场面可就尴尬了。过去几十年，村子里的丧葬仪式多半有我爷爷主持，他去世之前教授了一个徒弟，是边吹唢呐边主持丧葬的那种。当时那个唯一的徒弟正好出外了，因此村子里就没有人会主持丧葬仪式了。实际上，我爷爷学的正是道教门徒埋葬死人的程序，边吹唢呐边发丧，因为现场的道教徒们正是这样操作的。
转瞬之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不在人世了。我体会了一下，这件事情给我的心理落差是很大的，感觉到一个轰轰烈烈的人，就这样忽然消失了。我这里说的轰轰烈烈，并不是指我父亲做了多大的事情，而是作为父亲传导给子女的一种心理感受。很长时间内，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父亲存在着，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就是一直存在这样的感觉。过了几个月，由于心中感慨太深，试图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刚开了个头，还觉得很有力度，能够表达自己心中的感受，但再往后就写不下去了。不客气地说，我有几十年的写作功夫，能够做到洋洋万言，瞬息而成，但那篇文章就是做不出来，只好停笔罢手（笔，指键盘）。前几天写了一篇《我的娘》，忽然又想起了我父亲，今日总算能下笔了，星星点点，不算全传，姑且也算是一篇悼念文章。此时，距离我父亲去世已经六年有余了。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我觉得一个人的确能感受到失去至亲对自己内心的震动，这种情绪完全不同于其他事情引发的情绪，即使时间久远，也是很难磨灭的。而这，正是孔子设置祭祀程序的由来。
说我父亲的性格柔和，是因为终其一生他几乎不发脾气。作为农村出生的子女，不能说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熏陶，调皮捣蛋和无规矩的行为也是经常发生的，但只要没有酿成大错，他从来不教训我们。我小时候闯的最大祸事，就是带二弟晚上掏鸟的时候，用油灯照明，无意间引燃了草棚，差一点酿成大火，幸亏乡亲们救得快，及时扑灭了火头，才没有酿成大祸。事情结束后，有大人建议把我打一顿，以示惩戒，我也愿意接受一顿打，站在屋里等待惩罚，可我父亲只是望了我一下，连咒骂都没有，让我极其羞愧。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比较深刻，后来逐渐养成了做事谨慎的风格，也多半与此有关。记忆中，我父亲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孩子，也没有激烈斥责的情况，最多就是提醒一下，主要靠大家的自觉行动。对待外人，他也是尽量宽容，能让就让。有些冲突实在不能避免，他也有和同村人激烈争吵乃至动手的时候。客观地说，我父亲说理是一把好手，吵架能力比我娘差的不是一个等级；他的力气不弱，但也不算太强，与别人打架的时候双方各有损伤，一般占不到多少便宜。
我父亲属于心理敏感又脆弱的人，遇到好事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遇到坏事，那就比较麻烦，他会一直放在心上，不吃不睡，气冲斗牛，问题不解决是绝不罢休的。这也是他加入佛教的根本理由。后来，家境渐渐地好了，他的家族实力也增强了，加之佛教的义理也逐步地深入他的内心，心理素质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后来遇到事情，完全不象过去的表现，老来时候的身体反而比年轻时候健壮多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曾预言自己活不过五十岁，看他当时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连我娘也相信了他的说法。结果他的预言并没有变为现实，这就是世事变迁给人带来的不可预知性。
综其一生，我父亲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他对农活打心底里是排斥的。由于小时候家境过于贫寒，解放前他在官办的天城小学里念了两年书，算是学会了识字的方法。后来的知识都是他在为队里工作和念佛的时候学下的。据我判断，以他的知识水平，算个高中学历还是能够撑得下来；佛学方面可能造诣深厚，听他讲解佛经，能够达到一个讲师的水平。当然，由于他的知识都是自学的，缺漏的方面仍然很多。年轻时为了掌握生产队的会计核算方法，苦思冥想得了神经衰弱症，吃了不少补药才勉强挽救过来；四十岁之前就成了秃顶，头发都贡献给了生产队。我看过生产队的会计统计报表，那可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些表格可是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专家制作的，对一个小队的会计来讲，不啻是有字天书，无法理解，也无从填写。我父亲以一个小学二年级的水平拿下来，期间付出的心血读书人都知道。
我父亲排斥农活，原因是他梦想成为一个国家干部。解放初期，只要有小学文化程度，即可被我党招为干部。同村的蒋老（通华）、侯老（继周），都是他一个班的同学，人家上到了小学毕业，后来都成了公社的干部和公办教师，我父亲眼睁睁地变成了一个永久牌的农民，他是心有不甘的。后来的生活中，他会偶尔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有时他想起这件事情，试图埋怨我爷爷（就是他的父亲），但想一想又欲言又止，知道我爷爷也委实不易，每次都没能说出口。关乎前途，子女们埋怨父母没有提供必要的条件，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责任应该由大人来承担。我父亲念书很好，二年级时，因为家中揭不开锅，只好让他辍学去给同村的舅舅家放羊，彼时他才12岁，正是解放的时候。他放羊不给工钱，只保证吃饭，可见，当时我爷爷的确是没有办法了。好在后来的事情超过了他的预期，子女们好几个当了国家干部，算是满足了他的人生梦。期望他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